胡德平先生7月25日在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落实“31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坦率地认为，民营经济的必要性，“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分析这个问题……是一条绝路”，“哪怕是从学术上来谈这个问题都是很困难的”，因此，他要换“另外两个角度来谈”。
一，胡德平先生对民营经济的立场是危险的
胡先生以发言中之前“不下三个人”，“很多人看来”为描述，毫不掩饰自己和一干人旨在“解放思想”，“彻底解决民营企业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立场排斥。如此坦率，党的历史上罕见，说明当前政治环境如此宽松，以至于对抗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加任何掩饰。
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民营经济说成“绝路”，可能与他和一批人之前的“理论创新”受挫有关，如他和贾康先生共同把板子打在编译身上，认为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是“误译”，应该是“扬弃”，玩弄哲学概念，以假充真，自然遭到理论界的迎头重槌，“绝路”一词反映了受到批评后的一种无奈。但依然用“共享分用”“人民经济”作出另一种逻辑矛盾的理论解释，表现了这位吃着共产党的饭长大的二代在理论上的贫乏，以及毫不避嫌挑战马克思主义而显露的政治骄横，除此以外无法解释胡先生的坦率。
就凭着胡先生绕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绕开所谓“绝路”的“理论创新”有哪些东西，也就大致清楚了。
胡先生的“创新”之一是接过“人民经济”“为人民服务”“广大人民得利”的响亮口号，十分美好地描述了市场经济，但是，少了一个“两极分化”的事实前提，缺了一个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这个灵魂，更像是一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是“两个毫不动摇”的灵魂。它是由宪定的“两个主体”决定的，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两个毫不动摇”和“两个主体”割裂开来，这种“理论创新”，回避现实矛盾，主观任意，只能是实用主义的文字游戏，起到误导、欺骗作用。
胡先生的“创新”之二是，把生产资料私有说成“共享分用”，把私营经济的生产资料私有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使用权承包经营相类比。私营、私有的经济机制会有哪些“全民共享”呢？不过是利用了党的私有经济政策、资本政策，借题发挥、指鹿为马，粉饰私有制和资本罢了。
胡先生的“创新”之三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所谓“K”字形分析，让人们采取“平和的心态”，“冷静地对待”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不去探究或者避开自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多年以来，其根本的原因依然是少数人占有财富和生产的盲目性，把解决大众消费能力不足这个资本主义生产顽症，押宝于产业替代，重蹈西方衰退老路。
好了，胡先生的“理论创新”没有什么新意。他的论据，是把公有制攻击为平均主义大锅饭，这是几十年历史虚无主义的陈词滥调。邓小平当年提出鼓励有人先富是在公有制单一成分条件下为激励劳动和繁荣经济提出的。今天在社会消费财富占有中，除了按劳分配造成的相对微不足道的差别，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阶级差别，这是造成消费力相对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原因。这个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主客观矛盾，世人皆知，历史会做出总结。
1961年3月13日，毛主席给中央领导等同志写信，建议对生产队之间，生产队个人之间平均主义这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点名布置且明确时间地点要求，“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毛泽东年谱》第四卷，554页）青史记载，凸显了我们党反对平均主义的一贯态度。
而胡德平先生反的平均主义，和我党一贯反对的平均主义是两码事，在两极分化严峻的形势下，胡德平先生的真实用意是要维护私有经济的剥削机制，否定共同富裕道路。
二、胡德平先生的“理论创新”与“31条”精神背道而驰
“31条”是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下我国极少数人占有大部分物质财富的现实条件下提出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社会主义。从所有制存量来看，公有制主体之“危”，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之“机”。“31条”总结我国市场经济实践，在高质量发展中调整企业内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原理的运用。
无论历史实践还是马克思阐述的理论，生产力发展首先形成的是生产方式的改变。科技发展决定着人与自然即人与生产资料组合的调整，同时，也决定着生产中人与人劳动组合的调整。正如马克思指出：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42页）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一贯的。学术界有同志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社会关系，不是生产关系，这是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关系。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1872年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修改成为“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页注（33）)，这应该是一种误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宏观的，是最终发挥作用的，是基本的矛盾，马克思的不同叙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历史进程看，或者是通过爆发革命，解除生产力阻碍；或者在一定阶段内通过生产方式的调整进行。生产方式的运动中包含了生产力的变革和原有生产关系变革或调整。
生产力发展决定新生产方式自然而然产生，必然导致生产关系调整，否则阻碍生产力。工人合作工厂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时代就“自然而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0页）地产生了，这种“自然而然”，在马克思看来是少数先进分子即“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实际上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同上，605页）的革命。时至今日，在西方国家仍然艰难地生存在垄断资本的夹缝之中，而十月革命解决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对工人合作工厂的阻遏，解放了生产力，使俄国从农业国发展为苏联工业国。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怎样发挥作用的？斯大林做了观察和思考。斯大林正确提出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作用，在生产关系上指出，“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从一种生产关系形式向另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过渡的关系。可是，不管生产关系带有怎样的性质，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制度下，都同社会的生产力一样，是生产的必要因素”（《斯大林选集》下，第442页）。但是，斯大林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斯大林选集》下，第577页）
毛主席批评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会冲突，和不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发展了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多种可能性的理论阐述。毛主席结合企业实践做出总结，认为在所有制稳定的一定时期内，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调整是没有止境的，这种调整，具体是从企业基层总结出的鞍钢宪法所体现出来。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主要是随着科技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所做出的，这种改革，是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同志式的关系中实行，在这个创新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人群众缺一不可。这些内容恰恰就是生产方式的变革。
在今天科技驱动，在人工智能、万物互联时代，吸收、借鉴国外传来的科技研发项目团队管理，是几十年前丰田全面质量管理、精细管理的变形发展，这套在西方工业界影响深远的现代管理方法是在泰勒自上而下单向管理基础上，丰田吸收了鞍钢宪法及其集体参与精神的成果，而我国鞍钢宪法又是建国初从部队转业的大批干部把我党我军群众路线、民主管理、诸葛亮会带到工业战线上的成果。追根溯源，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方法中含有古田会议的血脉。这些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下由科技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有一定的各自相对独立性。这也说明，即使在私有制企业，只要用各种手段调整改善劳资关系、营造民主管理的创新方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内在矛盾，有利于企业发展。
总结现阶段，以市场主体活力和兼顾公平效率为衡量，不仅要善于组织、培育出迸发巨大创新活力的生产方式（如大疆、字节跳动、比亚迪、中国式电商支付和即时通讯等），而且为了保持先进生产方式的生命力，需要进一步变革生产中人与人关系，从所有制角度改革生产关系，巩固、维护、始终保持有生命力的生产方式，这应该是企业内在的要求，也是党引导、鼓励的方向。斯大林指出，“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并和这一增长相矛盾”（《斯大林选集》下，第444页），如华为，私人雇佣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激励员工敢于藐视地震、战争和企业被扼杀的危险，发扬红军突破乌江的奋斗精神，正确解决了雇佣劳动者向奋斗者的升华激励，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解决了列宁说的“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列宁选集》第4卷，第768页），这就体现了马克思说的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05页）。
对比联想少数人占有的剩余价值，华为将其投入到无止境的科技研发中去，重视复杂劳动和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完成了从物的崇拜到人际关系的变革，主人翁精神回归，新型的合作生产和战斗集体就建立起来了，就可以为国家撑起一片天地。
华为作为我国民营经济的领头人，在剩余支配、研发投入、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鼓励活劳动奋斗、营造严肃劳动、紧张劳动、鸿蒙欧拉代码上交国家，自我遏制垄断、反抗帝国主义垄断封锁等方面，成为全国企业的一面旗帜，营造了世界一流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所创造的生产力让遏制者望尘莫及。华为用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正在书写新时代活的《资本论》。
“31条”指出，“教育引导民营企业自觉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这就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理论的具体运用，是党中央对民营经济企业市场主体的呵护和信任，也是对民营经济领域中包括管理者的各类劳动者和投资者繁荣企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鼓励。哪里有什么胡德平先生所谓的“绝路”？必须清晰地告诉胡德平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当前的民营经济，不是绝路，而是一条阳关大道。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国的民营经济才能做大做强，走出光明方向。
三、警惕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在解放思想的大旗下排斥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胡德平先生这种左冲右突、生猛禀赋的还大有人在。如歪曲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曲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贾康先生，如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祸国殃民”的姚洋教授，如认为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前深圳书记厉有为先生，如认为剩余价值理论已“成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障碍”而主张放弃，自称观点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还获我国价格学术研究最高奖‘薛暮桥价格研究奖’”的陕西社科院研究员张宝通先生等等。
这些人的学术或政治观点，容易令人联想起罩在铁笼中野猪群的左冲右突。这种生猛的生命力，正是多种经济成分的社会存在必然产生的社会意识，在以资本为中心的搜索引擎及移动媒体上可以连篇累牍，并被部分国家媒体所接受，充斥人们的眼球，实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操纵着社会。这是“五六七八九”或者甚至被渲染成“五个九”的生产方式反映在意识形态上的占比，这已经成为常态。
这似乎是一场和平竞争，但在资本媒体的喧嚣下，大众成了沉默的多数，雇佣劳动的声音往往成为不稳定因素，坚持马克思主义、反驳他们的文章往往被边缘化直至被屏蔽，成功地制造出马克思主义过时的黑云压城局面，由此让我们看到了资本“平等竞争”的本质。联系到苏联晚期西方意识形态对全苏大地润物细无声的演变，人们不难看到和谐的精英话语权背后的刀光剑影，这些足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附：胡德平：对贯彻落实“31 条意见”的一点思考
https://ml.mbd.baidu.com/r/14sV24ngUb6?f=cp&u=2b0e3a5070795516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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