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到底有多严重,回顾近一个多月的三件事,或许可以窥见一二。
4月12日,贵州发展研究中心发了一篇名为《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已无化债方法》。文中谈到,截止到2022年12月份,贵州省的地方显性债务达到12470亿元,其中省本级2035亿元,省以下10435亿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文发出后迅速引起大众关注,各大媒体和网民纷纷将目光投向地方债务。
5月24日,网上流传一份关于昆明城投债的“会议纪要”。
这份“会议纪要”中,主要意思表达的就是昆明市的某几家城投公司的企业债逾期了,到期的资金无法偿还,昆明市方面已经通过各种途径筹资资金,该处理的资产也处理了,但是还是无法解决本质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纪要”流出之后,官方火速辟谣,海通证券、民生银行发表声明,称外部参会人员言论仅代表其个人,但昆明的地方债务不好解决却是事实。
4月27日,上海清算所发布了公告了昆明城投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案件,总计3件金额也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32亿,昆明城投的法定代表也被列入限制消费名单。
根据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2022年昆明城投债达到3577亿元,债务率高达550%。
5月26日,武汉市财政局、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长江日报》发布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要求259家企业、单位偿还截至2018年末还未偿还的欠款。
259家企业和单位欠款金额不一,最高的为东风武汉轻型汽车有限公司欠款2353万元,在欠款单位中不乏知名企业例如统一集团。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除了常见的企业欠款,武汉市旗下区财政局也上榜欠款名单,包括武汉市汉南区财政局、蔡甸区财政局、新洲区财证券国库科、黄陂区财政局、江夏区财政局5个区财政局单位。
其中,江夏区财政局欠款最多,达到1252万元,欠款最低的为汉南区财政局,欠款50万元。
无论是贵州和昆明的巨额地方债务兑现艰难,还是武汉的公开催债,都说明目前地方财政十分吃紧。
而地方财政之所以如此吃紧,与土地财政的大幅度下滑密不可分。
无论是昆明还是武汉,土地出让金自2020年后,都大幅下滑,相比2019年,都几乎缩水了四分之三,房地产行业的萧条让大部分地区的土地财政难以继续运转。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各城市为了所谓的发展,各个领导为了自己的政绩,不惜大肆通过发债来促进城市规模化集群的扩大,造成了大量的债务。
如果房地产行业能一直欣欣向荣,各个地方依然可以通过“寅吃卯粮“的方式不断举债、还债,房地产公司依然可以通过高价拿地并盖房、更高价卖房的方式继续赚钱。
然而,纵使中国老百姓再勤劳,也抵不过房价的疯涨。正如再好的韭菜苗也需要好的土壤和一定的时间才能长大,如果土质被破坏、韭菜被连根拔起,再好的韭菜苗都无济于事。
当人们普遍买不起房时,房地产行业就会疲软,土地财政模式也就难以为继。
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月21日,重点15城新房成交63634套,较4月同期下降15.24%。分城市来看,除上海、武汉两城外,其余13城成交量均较4月同期下滑。
二手房市场活跃度同样下滑。5月1日至5月21日,重点10城二手住宅成交48097套,较4月同期下降21.63%;10个城市二手房成交水平全线下滑。
交易量下滑的同时,房价也在回调。5月1日至5月15日,上海房价下跌0.68%,北京下跌0.34%,广州下跌0.52%,深圳下跌0.11%。此外,26个二线城市、26个三线城市、33个四线城市5月上半月房价均有所回落。
我想,如果不是对房企私自降价的扰乱市场行为有诸多限制的话,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恐怕也很难保持平稳。
【文/白依依,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地火依燃”,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