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这个仇中违法的劣迹教授为何被上海聘用？》讲了管轶十多年前的斑斑劣迹，有人还问我他有没有可能现在改邪归正了。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看看新冠疫情爆发后管轶的言行。
（一）2020年1月15日，管轶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表示：新冠“传染源清楚了，疫情也控制住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胜利的曙光，相信民众可以过个好年”。
1月21日，管轶带着自己的团队去了武汉做“调查”。结果一天后他就从武汉跑回了香港。
（二）1月23日，回到香港的管轶接受了财新网的采访。他首先一如既往地指责中国不配合他的研究，说他“吃了不少闭门羹，愿意合作的科研机构并不多”，然后埋怨武汉的消杀工作，“当时华南海鲜市场封掉，洗地，‘犯罪现场’都没了，没有证据怎么破案啊。”
我们姑且不论管轶使用“犯罪”一词是想表达什么，单是这个“保护现场”的要求就非常无理。管轶到武汉的时候，距离张继先医生上报疫情已经过去了25天。我国防疫部门在这些天经过调查发现多个早期病例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因此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立刻对该市场进行了严格的封锁和消杀。这是负责任的举动。
管轶为了自己收集数据发论文，要求武汉都围着他转，发现病毒不及时消杀，让更多的人冒感染风险，这是一种极度自私甚至可以说是反人类的行为。退一步说，即便武汉当初真的按他说的“保护现场”等着他来“调查”，最后的结果无非就是像2006年一样，管轶发现疫情也不上报政府，自己埋头写论文投给外国期刊，等几十天审稿之后才发表出来。这么做对武汉当时的疫情防控工作毫无裨益。
（三）在财新的采访中，管轶断言武汉封城“已经错过了黄金防控期，效果我并不乐观”，并解释了自己为什么逃跑：“到了（21日）晚上我判断，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制了，就连我这种也算‘身经百战’的人都要当逃兵，于是赶紧定了22日的出城机票……这次我怕了。”在采访的最后他预测新冠的感染规模是SARS的“10倍起跳”。
首先，管轶对封城效果的悲观看法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事实证明，及时的防控措施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链，遏制住了疫情在国内的扩散。《科学》杂志的研究预估，武汉的封城措施使中国减少了超过70万例感染。
财新作为内地主流媒体，发布的这篇报道当时在国内引起了相当广泛的传播。管轶的这些话对防疫大局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必须结合时间线来说。2020年1月20日，钟院士首次公开证实新冠存在“人传人”。1月23日凌晨2时，武汉宣布自当日10时起正式封城。财新的报道发布于23日11:36。
显然在这篇报道发布之前，国家已经完全认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因此才会果断封锁千万人口的九省通衢。管轶的言论不仅没有起到“预警”作用，反而会制造恐慌，使得更多的老百姓加入哄抢各类物资的队伍。当时正值流感季，很多人出于对新冠的恐慌稍感不适就一窝蜂地聚集到发热门诊，导致医疗挤兑和交叉感染，加剧了疫情的扩散。比做逃兵更恶劣的是逃到千里之外的香港还要给武汉的局势火上浇油。
至于“10倍起跳”的说法，结合管教授过往预测的战绩，更像是瞎猫碰到死耗子。2005年，管轶说禽流感在中国已经“失控”，结果是之后数月我国的病例数都未超过两位数。2006年，管轶说“福建病毒”将导致新一轮欧亚大流行，结果是我国农业部和世卫组织官方辟谣根本不存在“福建病毒”。2017年，管轶说甲流H7N9“对人类构成的威胁比过去100年来任何其他病毒都大”，现在根本没几个人听说过这种病毒。算错就装死，算对就抢功，这不比那些预测地震的民科高明多少。
（四）2021年4月8日，香港凤凰新闻发布了对管轶的独家专访。管轶在采访中反复敦促中国尽快“用疫苗快速建立它的群体免疫力、群体抵抗力”，同时警告中国“不需要太早宣布‘这是胜利’。就我的专业水平、专业认知，我还看不到疫情的终点”。
然而谈到全世界防疫成绩最差、当时已经有3200万例感染和57万例死亡的美国，管轶的态度却异常乐观。他说：“美国即使（疫情）那么严重，在（2021年）4月份月底，大概它可以完成普打疫苗。这个事完成以后，起码美国国内的生活就全部恢复了，包括社会活动、经济活动。”
事实证明，管轶过高地估计了美国疫苗的防护作用，对接种后突破感染和二次或多次感染的情况缺乏认识。在管轶所说的“4月底”之后，美国疫情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又出现了至少两波感染和死亡高峰，新增了6400万感染和48万死亡。
根据谷歌社区人流趋势报告，现在美国工作岗位到岗率低于疫情前19%、公共交通人流低于疫情前16.57%、零售和娱乐场所人流低于疫情前8.86%。直到今天，美国国内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都远远没有“恢复”到所谓的常态。
（五）2021年的10月19日，管轶再次接受凤凰的采访，提出了更离谱的看法。他说：“我们不要再动不动就全员核酸检测，我觉得检测抗体比较重要。不要害怕触碰，这个老虎屁股应该去摸一下，早晚都得摸的。”
众所周知，核酸检测是确诊新冠肺炎的金标准。可以说各地核酸检测的能力、速度和精准度直接决定了该地区防疫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对人群进行大规模普遍核酸筛查是我国实现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关键技术手段。可以说对全员核酸检测进行无端攻击就是在破坏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
而管轶所说的“抗体检测”从未被任何国家推荐作为检验免疫防护力的绝对标准。我国卫健委于去年4月发布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问答》明确指出“在疫苗接种前无需开展新冠病毒核酸及抗体检测；接种后也不建议常规检测抗体作为免疫成功与否的依据”。美国食药监局也多次表示不建议民众利用抗体检测作为衡量标准。
其主要原因是目前各类抗体检测的结果都不能定量反映个人免疫保护的效力。美国食药监局曾警告：“错误理解高抗体水平的检验结果，会导致人们采取更少的措施来预防新冠，从而增加病毒的传播风险。”讽刺的是，就在管轶大力推荐检测抗体之后两天，《美国医学会期刊》发表论文批评“新冠免疫抗体检测是有缺陷的科学”。
结合管轶2006年的劣迹（通过检验180份不明来源“血清样本”中的76份“证明”中国禽流感疫苗无法防护子虚乌有的“福建病毒”），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此次呼吁检验抗体是故技重施，目的无非是为了污蔑国产疫苗，以此做借口给进口辉瑞开绿灯。
外国的教训证明，无论接种什么品牌的疫苗、无论有多高比例的人口接种、无论接种几针，如果没有搭配严格的防疫政策，疫情依然无法得到控制。去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发现辉瑞疫苗注射后6个月保护效力就跌到了20%以下，这个“老虎屁股”管教授为什么不摸一下？
（六）管轶在这次采访中还对新冠病毒的溯源和追责发表了看法。他说：“我们现在不要纠结：新冠病毒到底怎么来的、要追责谁，我们现在要同心协力地把眼光投向将来，怎样跟这个病毒继续搏斗。”
问题在于即便我们不“纠结”，美国会放弃纠结吗？自从两年前特朗普频繁使用“中国病毒”到现在，美国各界从未停止利用新冠污蔑和指责中国。在政治宣传的频繁洗脑下，有一半以上的美国老百姓认为中国（而不是无能的美国政客）应“赔偿疫情造成的损失”。现在不是我们主动要“纠结”病毒溯源，而是在这场美国发起的舆论战中我们不得不回击。管轶无视美国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的举措，反而让中国“不要纠结”，这是明显的拉偏架。
（七）在采访的最后管轶说出了心里话：“如果以清零为目标，我估计我们没有机会了。这个病毒已经长住下来了，这是一个事实，不管人类高兴与否……现在（中国）各地政府对散发性个案是零容忍，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经济一定会垮掉。”原来前面铺垫了那么多，都是为了反对国家“动态清零”的防疫方针。
必须说明的是，管轶是病毒学家（Virologist），不是公共卫生专家或流行病学家（Public health expert/Epidemiologist），更不是经济学家（Economist），这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专业。管轶对国家防疫政策和经济发表的看法是业余而且错误的。
近两年来中国防疫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直到现在，我国的新冠感染率、死亡率均远远低于躺平共存的周边亚洲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首要条件就是保障国民安全。如果大部分生产者和消费者都生活在恐惧中，这样的国家放开再多的防疫措施也无法有效恢复生产活动。今年美国经济已经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同时爆发了高通胀危机。躺平并没有换来经济增长。
反观我国2020年、2021年和今年上半年的GDP、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和吸收外资数额一直在同比稳步增长。事实证明，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动态清零”政策反而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完全不存在某些专家说的“牺牲经济”的情况。
（八）这就是管轶。
此人在国内疫情爆发早期指责防疫部门的消杀工作是破坏“犯罪现场”，满脑子想着偷数据发论文，给自己的功劳簿添上一笔；此人在武汉封城之后发表情绪性的言论散播恐慌，加剧当地医疗挤兑、增加发热门诊交叉感染风险，造成更多的人感染和死于新冠；此人对美国无休止地用新冠起源攻击中国视若罔闻，反而倒打一耙要求中国不要溯源和追责，策应了西方对华舆论战；此人在全国上下同心抗击疫情之时，故意和国家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唱反调，动摇军心。
管轶的上述言论其实在网上搜几分钟就能查出来。要说上海有关方面不了解管轶十几年前在外媒和美国期刊上的劣迹还有一定可能性。疫情爆发后这两年多，管轶在国内媒体针对新冠疫情和防疫政策的发言，他们绝不可能不知道。
那么问题就来了：上海有关方面明知管轶旗帜鲜明反清零的立场仍然决定聘他当院长，这是在传达和树立什么样的价值导向？
比“不讲政治”更可怕的，是讲另一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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