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框架里的一切工厂向来都是“内卷之王”，近些年内地很多自吹自擂的“世界工厂”绝大多数更是“血汗工厂”。尤其是制造业工厂利润越来越低而只能靠压榨工人保住颜面，说穿了就是给工人少发工资才能保住资本家的荣华富贵。中国工人一年的工作时长是发达国家的三倍左右，深圳富士康式“996”是不是“福报”跟特斯拉在上海的分厂一比就会彻底失去悬念。
曾被称为“经济动物”的日本商人对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有更深入的认识，至今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珠三角与长三角曾有数不清的技术落后、产品雷同而管理松懈的家族式工厂，技术低、效益差而唯一的优势是有蚂蚁般吃苦耐劳、牛马般顺从的农民工苦苦支撑。这样的工人每天的工作时普遍超过十个小时，住着简陋的房子，吃着廉价的视频，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若以小时计算报酬，他们的工资是全世界最低的。尤其是计件取酬的工厂，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平均长达十二小时以上，甚至不被工头逼着就不肯休息。比如环卫女工默默地、不停地每天劳作十个小时以上，没有人督促她们，只因为她们比其它工厂的环卫女工的收入稍高一点，她们对工作的珍惜程度是在发达国家见不到的。她们能把收入的80%以上寄回老家，但若参考日本工人的消费标准，她们余下的那点钱连维持生存的基本消费都不够，何况她们还要付房租水费？！即使是在更落后的东南亚，资本家若要让工人加班也会很难，因为他们会相应地提出更多的要求。比如菲律宾的工人，这样的苦活根本不会干，而且干一个月后就要休息一个月，把上个月的薪水花完后才会再去干活。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工的血汗支撑了中国的GK，尤其是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大批劳动大军等着就业，但真正懂技术的熟练工人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工厂没有长期计划而缺乏技术支撑。大量来自农村的工人今年在这家工厂、明年到那家工厂，今年做鞋、明年做服装，产业人员的流动性极大而没有有效的组织管理与基本的岗位培训。工厂缺乏长远计划，所以什么好卖就一窝蜂地造什么，工人的技术也必须随着产品的更换而更换。绝大多数情况下工厂会开除现有工人而到市场上再招一拨农民工，所以绝大多数工人很难在一个技术工种上从事较长时间，产业技能也就无从提高了。中国人有比日本人更灵巧的手，曾造出精美绝伦的工艺品，但当今中国工厂的就业模式给不了他们磨炼双手的舞台，他们很难达到技术熟练所需的基本条件。中国工厂绝大多数规模很小，制造相同产品的工厂比比皆是，对照日本的工厂则顶多算得上作坊而远远达不到产业化的生产标准。尤其是在中国工厂最密集的珠三角，绝大多数工厂加起来的年产值曾只有日本一个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一样的产品被无数工厂分开来做，所以工厂开工不足、产品成本高而无多余资金投入技术开发或供养技术开发队伍。由于劳动力成本低，企业也无意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那里从事电视机、微波炉、空调、冰箱、电话等低技术家用电器生产的正规企业与作坊式企业都很多，但很难崛起享誉世界的品牌。从事服装、鞋帽、玩具的工厂更多，但也很少能达到起码的规模化生产标准。绝大多数中国工厂只能仿制或为他国代理生产，技术上受制于人，利润最高的部分被他国掌握。中国的科研体系与生产体系脱节是常态，产品开发能力低下，基本上以仿制为主而自主开发的产品太少。企业生产越进步则对管理的要求越严格，而这恰恰是中国最缺的。中国工厂总数比日本多，但能生产成套设备的太少，绝大多数设备是从国外引进的。中国工厂里相对先进的设备、工艺要求高的部件绝大多数是从国外进口的，对成套设备生产的组织管理能力很差。成套设备要靠社会化大生产，一套生产流水线设备也许要等好几年才能卖出一套，要产生利润就必须把相关的材料、厂家、规格与标准等复杂因素综合组织起来，像装配钟表一样精确装配，任何环节的管理错乱都会导致成本增加与性能降低。绝大多数中国工厂缺乏如此精确的组织管理能力，规模较小的工厂没有这样的煅炼机会，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则满足于官僚式管理机制。中国缺的不是管理者，而是对管理者的合理选拨标准，一批又一批能力一般、人格低下、好钻空子而工于心计的庸官占着高薪管理者的位置堵塞优秀管理人员的发展空间。中国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最能吃苦的人民，但缺乏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有其他国望尘莫及的工厂数量，但缺乏世界级规模的企业；能造出种类齐全的产品，但技术先进并自主开发的产品太少；有庞大的生产能力，但很难造出技术先进的成套生产设备。中国离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还有很长的距离，截止目前还基本上是个初级产品加工基地。
中国TS“世界工厂”较之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条件更恶劣、工人工资更低且权益保障更少，尽管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免要靠低成本“优势”吸引外商投资。“三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一拍即合的秘诀在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要靠低成本增加产品竞争力，中国则要靠投资促进国家发展力。但中国在GK之初急于经济发展而普遍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法制不健全，劳工法存在漏洞，资本家容易钻空子；二是执法不力，对资本家监管宽松，贪污舞弊情况较多，官员包庇商人压榨劳工是常态；三是劳工对自己的权益认知不足，劳工教育水平低，自己也不知道该获得什么用哪个的权益而任人宰割。从GK之初的中国到现在的印尼与印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似乎魔咒一般命中注定要被发达国家剥削。“血汗工厂”在发展中国家是常态，而中国迄今为止最知名的无疑是富士康了。“富士康九连跳”不是因为工厂设施太差、员工福利太糟，而是因为极度忽视工人的心理需求。当时外界对富士康最直观的评价是：这里的工人只需生产而无需思考，实行军事化管理而工作期间禁止交谈更拒绝开小差，否则就扣工资。工人在生产流水线上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重复单调的工序，从上班重复到下班。一位离职的富士康老员工曾如是形容富士康的工作：这里的工人就像奶牛，只需不停地产奶。每天十小时不停地重复着单调的动作，浑身上下有这么多组织，但工作上真正用得着的只有手指。只需“磨合”半个月，工人就能与自己面前的机器“融为一体”，直至枯燥而乏味死亡流水线作业彻底毁掉工人的个性。卓别林喜剧里的“摩登时代”命题多年饱受发达国家诟病，其出路则是“无人工厂”的比重越来越大。“血汗工厂”的工人从事的都是不断重复的简单工作，所以用机器人取而代之的难度并不大。一旦人工智能的投入产出比大于人类工人，资本家就会毫不犹豫地将“血汗工人”赶走而让机器人上岗，而且只需雇佣一部分工程师常驻厂内。例如，在美国的小石城，来自苏州的天源服装公司开设了一家制衣厂，缝纫机器人全自动化，一整条生产线仅需三人负责，自动缝纫技术的速度与精度都远远高于人类，更能降低整体次品率；再如，在台湾，智慧纺织厂逐步成型，首创无人纺织生产线后销售额逐年递增，从上到下包括老板在内只有五人负责管理、设计、生产与财务等工作，衣物的纺织与生产靠设计数字化与3D列印针织机直接导入模拟生产工序，那里的机器人的效率至少是人工的十七倍。在电子产品制造环节，底层工人的被取代率更高。例如，郭台铭早在2011年就推出了“百万机器人计划”，即在未来十年之内将全厂配备一百万台机械手臂。对中国TS“血汗工厂”最大的打击不是生产条件差、安全隐患多，而是在不远的未来被彻底李代桃僵。如果“血汗工人”的生产成本高于机器人的生产成本，资本家就会毫不犹豫地将目光转向机器人。“血汗工厂”背负了种种骂名，降低了自家的品牌形象，万一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老板还要吃官司，如此得不偿失何必“抱残守缺”？！尤其是随着5G时代的到来，快速发展的智能科技注定要进一步降低机器生产成本、优化机器生产品质而迫使跨国企业将工厂搬离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人工便宜，但支持“智能工厂”的基础配套设施相当落后，一旦机器人彻底取代农民工，科技海啸式自动化制造业对“血汗工厂”的冲击更严重。
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有国内专家呼吁年轻人多进厂而不要去送外卖，中国TS人力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之窘态何至于此？尤其是在中国TS电子厂，其中的绝大多数员工双腿浮肿腰酸背痛，工作久了员工就会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夜班在此基础上还要加上熬夜带来的危害，与工人猝死相关的报道频率越来越高。在电子厂上班挣钱全靠加班，底薪微乎其微，不敢生病也不敢请假，挣钱不多但罚款不少，每个月的休假基本上不超过四天，旺季更是少得可怜。基层管理者主要是组长或线长，由基层员工晋升而来，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管理方式粗狂，辱骂员工是家常便饭，住宿与伙食及其简陋。“追魂夺命流水线，暗无天日鬼车间，生死轮回两班倒，提桶跑路在明天”的顺口溜由此而来，中国TS农民工苦“血汗工厂”久矣！相应的农民工宁可怂外卖也不愿进厂，“彻底放开生育限制”能否令其重新用脚投票？第一，西方国家不可能允许中国变成“科技型世界工厂”。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TS“世界工厂”的地位终将被印尼、印度等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取而代之，“以中国为基础的高科技产品的世界工厂”呢？技术、人员、产品是我们的，全世界都要靠中国生产的产品生活、工作，可能吗？西方国家对中国在科技环节“卡脖子”的本质就是这个问题。中国只能靠自己闯出高一片科技新天地，未来的相关竞争只会更激烈。如果有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变成了“世界高科技工厂”，西方国家怎么发财？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早已让西方国家高度警惕，奥巴马的直言不讳言犹在耳。第二，低附加值人口不可能甘当低附加值劳动力。00后就业者会关注三十年后的事吗？先把现在过好才是根本。既然想到未来的问题，我们不妨折中一下，先看看允许生三个能否立竿见影再说吧！中国TS人口断崖的祸根是养娃成本积重难返，政府加大相关投资不可避免。但在有十四亿人口而至少六亿人的人均收入低于一千元的中国，“生低价值的劳动力”的愿望容易实现吗？00后即将变成就业主力军，代际人心变了，中国想再靠人口增长延续“世界工厂”的地位纯属痴心妄想。现在“中国制造”到底最缺什么？人口政策调整的回旋余地只会越来越小，其他的说法有中国TS组装货太多而尖端科技尽在西方国家之手、中国TS“血汗工厂”只能赚微薄的加工费而大部分利润都被西方国家赚走了……美国前副国务卿、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提出的“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一词背后的意思是将中国变成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其要害问题是谁为谁服务。只有在高科技领域独立自主才有可能不再被西方国家“卡脖子”，进而中国才不至于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美国资本的高流通性与金融高自由化曾使资本主义阵营的资本远离长期价值投资而偏向短期投机，这种资本流向趋势势必导致西方国家本土的去工业化，进而导致其他国家缺少商品生产者与资本主义阵营越来越运行在虚拟云端的游戏中。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与公共需求商品都是要持续生产的，而资本总是厌恶其中的劳动强度高、回报率低而回报周期长的项目，所以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避实就虚。原本是在劳动商品交换体系里的中国融入资本主义阵营而弥补了现实生产者这一空缺，就像阴阳鱼里加入的阳鱼，在国际分工的背景下中国保证了持续的物质生产，所以西方资本投机还能在云端做梦。中国TS人口红利的本质是不断涌入工厂的劳动力，大量的新增工人有效地压抑了劳动力价格，制造业的利润回报率可与资本投机接近。一旦涌入的劳动力停止增长，其成本就会上升而压制制造业成本，直至高自由高流通的民间资本宁可不投资也要远离实业。制造业维持成本剪刀差才会有吸引资本驻留的利润回报，但中国TS低端劳动力数量也会转向递减，这就意味着要维持这种剪刀差则必须普及工业自动化。 西方资本发展到今天越来越脱离人类组织的生产、生存、生活的特征而沦为少数资本家的烧钱娱乐就像一群人里多数人种地、采集、生产商品后与他人交换，少数人则靠赌博将商品从他人手里套过来，通过虚拟放大的云端财富反过来收购他人手里的商品。布雷顿森林破碎而美元脱钩时全世界都陷入了避实就虚的云端游戏，国际贸易的壮大与美元的过量印刷导致实业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不如金融投机，而中国是服务一夜暴富的“美国梦”式赌徒的现实稳定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人类的生产都是为了生活的改善，而云端上的金融游戏是不生产任何商品的，切忌将金融与现实本末倒置，否则雪崩之下就更不会有雪花是无辜的了。
例如，“i奴”是“富士康九连跳”之后国际公益组织为反对电子制造业“血汗工厂”特设的一个专有名词，涉及对劳动者的“所有权”、“交易权”与“弃置权”。这种奴隶制的部分特征已在富士康的数字资本主义环境下再现，不涉及二元对立问题而只涉及多与少的程度问题，即新型剥削方式可在某方面有较多的奴隶制特征而在其它方面罕有奴隶制特征。“21世纪奴隶制”的分析单位是沃勒斯坦笔下的“世界体系”而不再是单一的企业或国家：发源于15世纪的奴隶制以大西洋为核心，利用当年的航海技术实现“三角贸易”打通了大西洋“新世界”；“i奴”利用新型网络传播科技连接全球并进而开辟网络空间“新世界”，意即席勒笔下的“数字资本主义”，其“增长极”是日新月异的数字科技与快速崛起的中国。“i奴”包括电子制造业工人与陷入电子产品而不能自拔的“微博控”等形形色色的“数码劳工”，亦称“非物质劳工”、“知识劳工”或“玩工”。制造业企业如富士康员工只是“i奴”的第一种类型，加入“数码劳工”的分析范畴则兼具两种类型。反抗是“21世纪奴隶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数码劳工与网络劳工对新型剥削体制的反抗，资本运作逻辑与劳工组织抗争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i奴”里的“i”主要来自iPhone、iPad等品牌商标，代表新科技手段，但其适用范围也包括三星、诺基亚等制造业厂家与为手机、电脑提供内容与服务的企业，所以都是全球数字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也有可能为人类彻底摆脱“21世纪奴隶制”提供条件。问题在于能否将作为消费个体的“i”变成生产性、群体性与社会性的“我们”以及如何产生“我们”，新阶级的来源问题也是网络劳工抵抗之关键所在。现在的互联网就像当年的大西洋，既是资本的场域、剥削劳工的场域也是社会的场域、抵抗的场域与阶级形成的场域。有奴隶制就有废奴运动，而后者也离不开新型科技，无论航海还是网络都要一起超越分而治之的身份政治，直至形成新的有广泛基础的社会力量而能捍卫共同的人性。外表光鲜亮丽且好像很先进的电子产品背后都有严重的劳工问题，其要害是资本主义对劳工的剥削与异化。从把人变成“人类货物”到“把女人当男人，把男人当牲口”，讲法不同但本质一样，要害都是剥夺劳动者的基本尊严。当年的奴隶在运送途中要长时间戴枷锁，在劳动过程中随时会被鞭打，而且没有工资；富士康工人外表看是自由的，也有工资，但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至少有三点值得反思的关联，即工厂、宿舍与“防跳网”。当代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工厂体制的博物馆”，包括当年的白人贩卖奴隶的中转站。当年的军事堡垒与富士康那种“半军事管理”一脉相承，比如在深圳的工厂也是小批量劳工从内陆集中到沿海口岸再进入世界体系的中转站。当年的“三角贸易”里的“监狱工厂”生活条件恶劣、人口密度高且地处热带，黑奴关在不通风的房里臭气熏天，横渡大西洋时被关在船主甲板的“下仓”里，居住密度更高，黑奴被锁链锁住，地上污物横流，有时还有尸体，只有头顶上通往甲板的门缝有点通风空隙；2006年龙华富士康宿舍有三层高的上中下铺，大如仓库的宿舍一间可住七百多人，没空调而通风差，在夏天“脚臭味汗臭味简直呛人”，只在天花板上装有几部小风扇，只能吹到上铺，而深圳气候湿热，工人从事体力劳动而恶劣的居住条件很像四百年前的“监狱工厂”。当然，富士康工人至少看起来好像没有丧失人身自由，四百年前的黑奴在贩运过程中是要带手铐脚镣的。但“富士康九连跳”后资方迅速架设了上百万平方米的“防跳网”，从宿舍楼顶还是厂房四周都围起来，如此“天罗地网”在中国史与全球制造业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自工业革命以降，劳动者的人身自由越来越被视为现代劳工组织中理所应当的要素，工厂再有问题也不敢阻止工人自由离开，所以不必自杀，更不必一个接一个走上绝路。“防跳网”上一次问世还要追溯到17世纪：那时的奴隶船上常有“防跳网”阻止奴隶跳船自杀。毋庸置疑，“防跳网”不是为了“保护劳工”，而是为了“保护资产”。奴隶船不再，数字资本主义却在富士康“返祖”了。发明奴隶制的“初心”是解决生产力不足的问题，但资本主义能更有效率地生产，有效消费不足导致生产过剩，其实质是产品无法卖完而不利于资本利润最大化，出路包括四百年前的“三角贸易”奴隶制与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其消费者一旦上瘾就必须持续消费，比如蔗糖、鸦片等相关消费品看起来很“纯洁”甚至能令人心旷神怡，但其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与野蛮。令人上瘾的东西都是原始资本主义制造稳定需求的手段，消费者而言上瘾的实质是剥夺自由选择权。鸦片、蔗糖吃多了都会上瘾，就像打电玩欲仙欲死于虚拟空间。貌似自由的“瘾性消费”较之于越洋黑奴贸易好像更文明，但其实也是把自由人变成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单向度的人”。就像欧洲消费者也会因此而丧失其部分人性，沦为广义上的另类奴隶在本能的驱使下持续消费，否则“三角贸易”也不可能膨胀。消费与生产相辅相成，以大幅度跨越空间的方式充分结合，由此而形成的17世纪奴隶制世界体系也是分析“21世纪奴隶制”的一个重要维度。现在的新商品更能让消费者上瘾，除了电视、电脑与手机，更重要是其娱乐内容导致的“网络成瘾”。生产与消费的“i奴”相辅相成，而“2012年贝拉吉奥－哈佛指引”以1926年国际奴隶制大会的十二条协议为基础共同制定了辨析奴隶制的具体指引。第一，奴隶制的根基是少数人能“拥有”多数人，后者丧失个人自由而难免被剥削，这种所有权的建立往往要靠暴力、欺骗与威胁等强制性手段迫使非洲人背井离乡去美洲当苦力或迫使消费者在人造的瘾欲驱使下沦为“微博控”。后者不是整个人被资本家拥有，但你的味蕾、神经、时间乃至生命的一部分会被逐步“拥有”，虽然具体控制形式不同。第二，人在奴隶制控制下沦为“物件”，由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与转让权迫使黑奴沦为“人类货物”与物化为商人知友买卖的虚拟货品的消费者沦为大数据经济模式盈利的重要手段。富士康工人自称“机器”或“牲口”也是这个意思，比如学生工不去富士康“实习”就不能毕业，其要害是学校把自以为拥有的“物件”的使用权有偿转让给企业了，企业与学校都没把学生当人。第三，弃置权意即“物件”被用完后拥有者可不尽任何义务而将其丢弃。黑奴海内病死也有可能被扔下海，就像受严重工伤的张廷振在富士康工作期间受伤却无法索赔，但“弃置”工伤害工人的何止富士康？！
以苹果为代表的跨国品牌公司等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属于控制科技制高点的“全球北方”，到“全球南方”的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厂获得劳力完成电子产品硬件生产。富士康在这个结构里就像当年在非洲抓黑奴的军阀，这种“监狱工厂”是专门干脏活的，再努力也只能多分一杯羹，还要背负坏名声。但富士康毕竟是不出口奴隶的，而是出口互联网虚拟世界的电脑、手机及其周边产品。这种产品从华南运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消费者用来上网、打游戏或刷微博。这种“玩工”一边玩一边给大公司打工，而且经常是免费打工，即让电脑、手机等来自“旧世界”的生产工具与“新世界”的生产元素结合起来。17世纪“新世界”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奴隶的劳力与美洲的土地，21世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则是电子产品与“玩工”的时间。两种生产要素按资本逻辑结合而为苹果带来卖手机与相关产品的利润，而且能生产21世纪最令人上瘾的“白糖”，即“用户生成内容”。这种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增长点包括用户有意识上载的图片、视频、日志与网络搜索关键词等资料，也包括网民的浏览习惯、社交网络等相关信息，特别是个人消费信息，包括信用卡号与生物体信息，比如身体移动让手机里的GPS产生信息。后者包含的大量资料是“果粉”们无意识地为苹果等科技企业创造的，数量越来越庞大而成了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户生成内容”就像21世纪的右派或蔗糖，比直接从用户身上获得利润更值钱，能让科技企业更精准地研发、更有效地预测与引导市场消费。进而让“全球北方”的企业“上瘾”，令其自我感觉良好而欲罢不能。“用户生成内容”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与关键的消费要素，苹果否发展为史上最值钱的公司与富士康的劳工问题“返祖”奴隶制相辅相成。所以“i奴”包括两种相辅相成的劳工形态：一是富士康工人或“从事制造的劳工”，绝大多数是新生代农民工，工资低、劳动条件差，在官僚体系与工厂体制的控制下生产硬件；二是“玩工”，代表“被制造的劳工”，多受商业广告、网络营销的影响而利用“用户生成内容”设计的推销手段按资本逻辑不断制造流行生活方式，再用各种媒体发放出来。后者以城市中产为主，主要特征是在消费前者产品的同时也生产新的“蔗糖”即“用户生成内容”。两类“i奴”都在为资本积累贡献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比如富士康工人是一小时一小时累计的时间加班，“玩工”则是以分钟乃至秒计算而集腋成裘地完成的。后者人数更多，是“灵活资本主义”更极端的体现形式，但同样是以时间为单位实现资本积累的手段。二者的身体都是受控制的，从生产线上长时间站立而下班后精疲力竭到整天刷微博刷而手指抽筋或整天上网上而腰椎劳损，“非物质劳工”也要控制身体，让手指等人体器官按设计好的方式反复运动，就像当年奴隶们拿镰刀砍甘蔗那样。二者都要付出同样的代价，即其社会性被减弱而沦为原子化个体。富士康的原子化宿舍体制让不同的生产线、来自不同的地方、三班倒而不同班次的工人住一起，令同宿舍工人形同陌路而便于管理却无视人的社会性，“玩工”整天“宅”在网上而缺乏面对面社交，网上社会关系因应资本逻辑被重组而社交媒体的首要功能变成了赚钱而不再是社交而日益原子化。相反，资本家越来越联合起来，马克思呼吁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越来越与现实背离了。
电子科技的互联网、手机网、面对面社交网络与手写、口传、印刷与广电等传统传播方式基础上建立的社会联合体（比如当年的黑人在奴隶船上集体吟唱及其到美洲后演变出的“灵魂乐”）都是传统社会的网络形态，网络抵抗也能采用新科技或新资源，创造新意义、建立新体系也可借鉴四百年前的前辈。有压迫就有反抗，《九头神》是这方面的史学力作之一。“九头神”代表不同的民族、肤色、性别与宗教的被奴役人民，所以该书的副题是“水手、奴隶、平民与被隐藏的革命的大西洋”。这种反抗者文化程度不高而传播手段有限，所以容易被统治阶级污名化为“土匪”、“巫婆”、“强盗”甚至“怪物”，实则是为了方便镇压而蓄意的“它者化”处理。作者把大西洋两岸的抗争经历统合起来，从爱尔兰失地农民到西非女奴再到种植园与工厂的抗争。17世纪起网络化抗争就已在世界各地展开了，被压迫人民在跨越肤色、语言、文化与地域的藩篱建立属于自己的“全球抵抗共同体”。资本全球化也会带来“抵抗的全球化”，从中又衍生了无数抗争网络。最好的例子是奴隶船，在运奴隶的同时也是废奴运动的载体。当时投身废奴的社会精英里甚至有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善于潜伏到船上冒着生命危险获得有说服力的调研材料，就像有同学潜伏到富士康里做调研。二百年前的废奴运动家也会利用新媒体动员同道中人，比如在现代报章杂志写文章画插图，充分展现奴隶遭到的非人待遇，然后到各地发行宣传。延此传统，废奴运动甚至发展成了流行文学，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经济史学家李森的《海盗经济学》记录了抵抗的另一维度，“海盗”也是当年的一支重要的抵抗力量，会航海、用武器且有组织，所以对体制的威胁更大。李森展现的海盗形象不只是“海上罗宾汉”劫富济贫那么简单，而是描绘并解释了当时的海盗船的工作条件、福利待遇（包括工伤养老）何以明显优于同期普通的商船甚至海军。他们一边抵抗一边发展有现代意义的分权管理体制，比美洲大陆会议确立分权制还要早几十年。不少海盗船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黑人与白人享受平等投票权。这一点在美国的很多地方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没实现，至少比“海盗”落后了二百年。被压迫者的网络化抵抗经历更能推动民主制度的建立，其社会基础是被压迫者与其他社会进步力量顽强的自组织生命力，就像“九头神”，即便个别地方失败了，抵抗网络依然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2010年富士康悲剧引发全国乃至全球的新一波网络化抵抗，网民在论坛与博客里口诛笔伐，还有各种文艺作品（如交响乐、纪录片）与代言工人的诗歌、曲目、戏剧。特别是“两岸三地富士康调研组”，中港台二十所所高校的六十多名师生跨域联合。该调研组通过写文章、发报告、出书、拍视频引起华人社会乃至全球范围的舆论反响，每年都有新行动。调研对象可能针对不同城市的富士康版本的不同个案并挑选不同的策略性主题，比如“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项目组的《富士康工会调研报告》迫使企业、政府与工会改善工人的待遇。还有环保团体，比如2011年曝光苏州联建在供货过程中违规使用正乙烷擦洗iPhone造成大量职业病的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其报告《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苹果特刊》引起广泛关注。环保运动有普通的劳工研究者不具备的科学调研能力与国际联系，所以能大幅扩展网络化抵抗的范围而有效增强对富士康与苹果的压力。“iSlave”来自“瑞士绿色和平”创制的一张极具冲击力的图像，上面借用苹果的经典广告、黑色人影与白色耳机而线条流畅，但白色耳机线勒在工人脖子上而变成了致命凶器。该创意在网上流传演变出不同的国家、语言。主题包括：隐射苹果公司的把表面上潇洒的消费者的形象与麻木生产、近乎死亡的流水线工人形象地重叠起来；将白色的苹果耳机线变形为手铐、脚镣与拴在脖子上的镣铐，把消费者捆绑起来而恰似当年被捆绑的奴隶；电子产品抡鞭驱赶消费者的场面，与史上奴隶制的典型画面对照鲜明。图形创意的劳工组织、环保团体与普通网民被动员起来再去动员别人，这是网络化抗争的新节点。
更重要的是工人自己的团结与行动，“富士康九连跳”后越来越多的普通工人生产了自己的“用户生成内容”且常靠多媒体（如手机照片、视频分享）代言。现在的网络论坛、博客与微博里都有工人记录拍摄自己的工作生活，常见类型是富士康保安殴打少数工人且有大批工人围观，还有厂里的大规模暴力事件，比如2012年太原的工人与保安的冲突。至于工人主动采取的积极行动，比如武汉富士康的上百名工人威胁一起跳楼时有工人在天台上录制视频然后上载，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工人分享自己拍摄的多媒体内容而引发各地工友乃至全社会的关注，这就促成了新的社会网络。从一般意义上的UGC升级为WGC（工人生成内容）的前提是制造信息的主体的变化，有集体劳工意识的“工人”不再是被资本定义的消费者“用户”。对新的世界体系的创意可参照从17世纪到21世纪的三角贸易体系，新三角团结关系只是初步的社会学想像，基本观点是各种抵抗因素都可继续纵深发展并进一步连接起来以形成更大的网络化抵抗体系。占领技术、资本制高点的不再是少数企业，而是“网络劳工”等新兴社会力量，在新媒体网络社会条件下形成更成熟的劳工组织形态，拥有不再限于经济资本以及为其服务的社会资本而能拓展到更深的文化层面。该文化是劳工（包括产业工人与非物质劳工）共同创造的新工人网络文化，其中包含的大量社会创新通过线上或线下的社会网络聚集到社会生产部门，尤其是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的信息中层。相对低廉的电子产品及其支持的相关内容、服务，比如山寨手机、QQ，使用此类信息工具的人群主要是打工者、离退休人员、贫困学生与受到流动影响的留守人士、少数民族。该群体内在差异大，就像当年的“九头神””，砍不死、杀不完，不断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想像力乃至生命投入抗争实践。但他们的实践更容易借助新型网络技术转换为WGC，从而更容易聚合起来，自有其特定阶级属性的草根社会文化，从不同源头汇聚到“工人阶级的公共领域”而在这里碰撞，与来自不同的职业、地区、性别与种族的工人生成内容一起磨合成新的社会公共性基础。选择绝大多数劳工可不再依赖少数教育精英针对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参与公众讨论，因为网络成了不同意见自下而上汇聚起来的通道，在此基础上生成“数字网络行动”而将意见与讨论变成网上网下的集体行动。进而强化与扩展网络劳工，在下一轮新世界体系的三角循环里对抗“21世纪奴隶制”而永别“i奴”。
导致劳动条件恶化甚至还有人身依附关系与极端非人对待的社会条件都不会随着21世纪“地球村”的形成而自动消失，无论“防跳网”还是“上瘾”的商品，特别是三角贸易体系在全球北方、全球南方与“新世界”增长点之间建立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体系都是过去四百年一直存在的，不会因为科技发展而有所改进。以史为鉴则可在更大范围内批判与改进，从而在世界体系范畴内系统地普遍联系并为开展行动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在聚焦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内部阶级矛盾的基础上对苹果资本运转体系里的劳工议题（如零售、编程与广告）刨根问底，比如去苹果专卖店或为苹果服务的广告公司里做田野调查后与富士康的数据比对分析。劳工研究主要关注生产过程，但三角贸易框架里的消费问题也不容小觑。“玩工”也是数码新世界里的生产性行为，可与西方国家“数码劳工”研究对话。开展实证研究不能随便照搬，虚拟空间是今天的“新世界”而超大型企业就像“奴隶船”，电子制造，还有服务与内容提供等相关产业都应有研究者嵌入“深海”完成“深度互联网”，了解新的问题才回去有新的抵抗。在时空范畴大为拓展了的世界体系框架里可更大胆地重新想像社会。受“九头神”等历史记录的启发讨论如何在观察各种网络化抗争实践的基础上在概念层面建构一套新的世界体系，比过去只在单一的企业、国家内部寻求解决方案的分析单位更大，即用被统治阶级的世界体系对抗统治阶级的世界体系。延此方向探索则对促进未来的研究更有价值。借鉴历史研究的重要启示之一是“21世纪奴隶制”死而不僵，但我们只有更早地如此想像才有可能更早地摸索改进并付诸实践，从而更充分地积累经验教训而让人类更早进入更公义的、超越资本主义体系的劳工时代。
资本主义全球化有可能导致美、中、俄等工业大国被强势区货币的滥印与投资吃干榨尽而彻底崩溃，自由贸易“理论”的底色是弱小的国家发起组织制定与成立的全球各色乌托邦式的利益联盟想象出来的陷阱理论与规则方式。前者陷入后者结成的联盟利益滥印的货币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动性陷阱”，直至前者被后者的利益与货币联盟绑架后沦为“农民工、血汗工厂、世界工厂”。大国冒充中小国家货币利益联盟的救世主，直至被全世界奴役与自我奴役。弱势人群、中小国家靠自发的理论思想与实际行动建立区域性的“乌托邦式的地域利益联盟”，指望以极小的代价博弈最大视为利益。美国发现其中的企图与破绽后纳什博弈均衡理论横空出世，迅速将“乌托邦式的地域自由与合作共赢的中小国家弱势思想理论与要素价值利益联盟模式”的囚徒弱者无情地打回原形。比如非美货币国家的利益联盟的合作共赢方式，华约组织与东欧模式、前苏联由此解体，进而为大国的未来敲响了小河沟里也能翻大船的“警钟”。中小国家组织的货币与利益规则联盟主导强势区货币滥印并大肆对外直接投资，迫使大国相互厮杀而直至全球化核毁灭。美国早就被如此绑架了，到处树敌而充当了全球战场一线“最危险的国际公敌”。中小国家联盟绑架大国的理性思维而迫使大国相互消耗，比如欧元的存亡由俄罗斯、中国决定，中国的M2余额因外汇废纸占款飞速扩张而导致人民币汇率崩盘只是时间问题。比如种什么什么不长、干什么什么不行的自由港，本身没有成型产业也就无所谓保护本地的产业与资本，成立自贸区就能收取各类手续费用。资金商品往来与企业注册都没有任何监管，所以此类荒岛都是逃税走私洗钱与不法分子犯罪的天堂。中国这种“世界工厂”没有定价权，搞离岸金融交易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离岸金融交易中心反而成了掏空中国财富的主要风险敞口与财富巨额持久流失的关键路径，比如北上资金每白在大陆金融资本市场交易时段频繁刷屏沪深港通、伦敦通，巨大的风险敞口便利畅通的资本流动是人为两地市场差利割韭菜、黑社会地下钱庄洗钱、大陆居居财富移民的主渠道。美元全球化没有离岸交易中心，日本、欧洲更没有，唯独人民币国际化要离岸？！新冠病毒“全球化”导致大国经济纷纷逼近临界点，但其国内对股市、汇市、楼市与物价的掌控力似乎还是能维持弱而不倒，指望内部市场改变是不可能了，而外部推力只能是香港离岸市场。但香港经济也有松动的迹象了，2023年的看点是银行间市场体系流动性结余，比如预测HIBOR涨幅联系固定汇率的塌陷临界点。捍卫共和国政权持久、国民持久富裕、国土持久安全的核心力量是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现在汇率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楼市，如果对手盘的港币联系汇率不保，人民币汇率反而会被稳定与强化，联系汇率不保则港外汇势必管制、受限，直至将内地借道香港财富巨额外流的内地最大地人民币汇率风险敞口封堵住。驻港内地总部与金融证券机构资产势必损失巨大，印度卢比及其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反向同步走势，即卢比兑美元汇率年年创历史新低而股市、房市反向同步连创历史新高，通货泛滥、通胀屡创新高，印度财富持续巨额外流，毫无财富的历史性积累而津巴布韦币式惨烈归宿就在眼前。既然是“一国两制”，逻辑上港币必然是人民币的对手盘、货币对，如同ICE美元指数期货合约内的美元指数与其六大强势区对手盘、货币对的关系。把港币搞成主权币？即使人民币能全面替代港币，也就是联系汇率塌陷，而你还在不断壮大港币金融资本市场规模与内地驻港企事业总部、转口贸易数量与能力，彼时被拖累的内地驻港经贸业务付出的代价损失会惨重。六大货币对哪里是美元的对手？美国政府在国内实施的财富再分配制度即共产化的消除了阶级性的全球最强大的财政制度，籍此造就了以美国强大的财政实力为唯一货币信用锚定的全球最强大、信用级别最高的法币美元，美国的对手盘其实是世界各地的寡头、门阀、阶级与阶级联盟的阶级利益。改开、大水漫灌、无序印钞、大肆减税、优惠政策超国民待遇土地财政下招商引资的“世界工厂”无需理论与能力，胆大妄为的精制利已主义者都能胜任，大不了圈钱后移民。顶层“摸着石头过河”，弱势群体群则用脚投票而人才、财富外流。
国内阶级加速分化，而法制社会的基础是财富契约制。在没有个人产权制度体系与财富历史性积累的社会，国民财富再分配制度直接税征收与财政对国民高福利政策的转移支付如何开展？让政治体制变革以较低成本保证个人契约的有效实施，否则还会有苏东剧变式悲剧。美国则有弃籍税、财产税、遗产赠与税、房地产税、贸易与资本利得税、海外账户纳税法案等决定国家存亡公平国民财富再分配税负制度与体系，“阶级”一词被法制公平社会国民财富再分配制度取代。衡量国家性质的标志应是“国民的财富再分配制度”而不是所有制结构，美国在国民财富再分配制度的层面上消灭了传统意义上的阶级。美国长效税制完善的国民财富再分配制度下的强制执行力足以让每个美国人在一代人之内的财富所有权大比例转移，即被美国政府以税收方式征收并集中起来通过国民高福利政策与财政转移支付分享给每个国民。美国的国家制度结构的外壳由强悍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建立起来以武力对付其他更强悍的资本主义模式，其内核是由公平、法制、民主、理性的公益制度以确保彻底消灭美国社会层面的阶级。通过完善的法制、税制将社会各阶层打造成命运共同体以达到社会公共治理稳定繁荣国家、富裕全体国民的社会效应，让本国的全体国民真诚与和睦地捍卫自己打造的美丽家园，让国内的人才、资本与财富都有安身立命、太平稳定而社会有序的栖身之地，这才是社会应有的正反馈与正能量。美国社会走向没落的唯一标志是其无阶级性的财政体系（财政完整的国民财富再分配制度直接税体系）土崩瓦解而导致阶级复辟，但其全民法津治理体系的核心标志是游离于世界的“无阶级性的财政属性、长效与完备的国民财富再分配制度直接税全民治理体系”。日本的门阀结构则是最典型的反例之一，其政治体制注定了经济层面上既得利益的牢固结构。政治上拒绝垄断，进入市场就有了可能，既得利益就很难形成足够的能量阻碍经济、科技进步，比如决定国民收入财富再分配公平高效关键的税种足以决定一国政权之合法性与存续期。只有在政治上阻止在经济领域形成牢固的既得利益与各种形式的垄断企图，经济的活力才有可能持续延伸。全球周期性危机的创造本身是理性与智慧的人为妙笔与人类生存、社会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需要，但中国至今未能解决个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这一关键性的制度问题，为国家预设并守卫好财富边防是未来的改革难点。对冲外汇占款减少与合理数量配置，确保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关键是对等提升人民币国际化信用的自身主权锚定与国民财富再分配制度的直接税信用，财政有锚信用发债、央行有信用锚背书主权自主印钞而不必再依赖外汇废纸。好的国家核心制度体系就像帆船的不倒翁结构、自适应与社会稳定器的自动调节长效机制，就像美联储既使再滥印货币也能通过直接税把滥印的货币全部收回来，如同周期性的美元指数走势与对应的全球美元拆借、美元回流设计，其实效相当于没有滥发货币而货币的主权信用与锚定能得到周期性的捍卫。中国社会长期缺失治理社会的长效制度、系统的协作体系、制度执行力与评价监管纠错制度体系，历史般的蚂蚁搬家式的财富移民源源不断。执政者的社会使命感应体现为基石般的社会治理长效的制度体系与坚定的制度监管执行力，去工业代、恩格尔系数、回归农耕文明时代……美元终将与粮食挂钩，全球低价粮油肉食品时代终将过去，与土地面积密切关联的行业与资产终将是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与今后趋势发展的避风良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去工业化，城市化就业与出口产业早晚会萎缩而不得不用粮价控制地球人口的漫延。国家的核心治埋水平是决定货币有锚还是无锚、决定自身货币主权与信用的关键，完善一国法制化框架下的多层次市场经济要素资源交易体系与定价体系才能维持财富增值。
与中国社会国民财富再分配制度的缺失导致的财富外流对应的是西方国家的财富掠夺、殖民统治的社会制度创新，一国信用的宽松泛滥、实体经济产能的过剩导致GDP与财富的负增长，长此以往势必引发其货币信用体系的崩溃。随着量子计算机等黑科技的普及，原有的IT产业、各国互联网金融体系、SWIFT、CIPS、人民币跨境银行同业支付系统、世界互联网贸易体系都会冲击。俄乌战争胶着后俄罗斯对西方国家的反击与美俄两国的双簧共赢成就了暗中的利益盟友。美俄两国是通过全球高通胀形成格局共同收割世界的，俄乌战争为全球高通胀持久漫延、美联储持续大幅加息与缩表、美元回流创造了有利的外部冲击条件。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打破条块式的区划分割制度缺陷，北上深等没有耕地粮食自给的直辖市大城市给它们划定平原化沙漠戈壁地供它们耕耘自给口粮，此即国内循环经济为主的网络化发展战略思路。不再与任何国家签署订购大单，但要悄悄地化整为零、压低价格、动员各个相关企业蚂蚁搬家式的买买买，储备好未来抗通胀的粮食弹药，切实压住国内国民必需品最刚性需求的通货膨胀！试看占中国72%国土67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广博贫穷落后的西部十二省，除了美国、俄罗斯与印度，其他强势区货币国家都不具备中国这种庞大的天然国土优势。
国内被基金会、利益集团资本收买训化的主流经济学者比欧美的新自由主义更坏，以至于大企业野蛮生长垄断市场，内地贫困地区财富和中高素质人才、轻壮劳力大肆外流补贴沿海富裕地区，沿海地区财富移民补贴海外，二三四五线等城市人才资本大肆举家迁移补贴一线城市，一线城市资本巨额移民外逃补贴美欧。国家财富巨额持续流失，被压制在美欧生产国“世界工厂”的奴役地位而导致工资福利消费增幅缓慢，就业人口高流动性造成长期得社会治安难题而偷盗抢劫猖獗成了常态。社会底层综合治理、社区网格化治安程序名存实亡、外来人口流动不登记也不查问，社区网格化管理完全形式化。基层社区治理者拿钱不干实事。社会社区应有的公共服务更是层层转包与商家们利益勾连，社区居民主人翁自觉意识荡然无存。贫富两极化不断快速扩大化、社会安全感普遍大幅降低，居民消费长期递减与一大批年轻人居无定所并一种威胁社会治安，长期快速金融化削弱了中产并使大批年轻人跌入负债大军。随着社会素质较高与基层社会综和治理最中坚的中小国有企业的基层组织治理主体大量破产，广大企业员工只能自谋生路而沦为新的社会流民，社会基层中坚的有组织的社会健康有序的治理人才队伍全面瓦解。全民理性道德法制素质大幅降低，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膨胀，人口与财富大肆内卷，基层社区综合治理职能全面塌陷。偷盗抢劫打砸抢杀不断扩张，拉帮结伙、团伙化、集团化犯罪做案的勾连黑社会化，各地的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经济欠发达治安力量薄弱地区、城乡社区混乱失控的出租屋成了犯罪天堂。生活必需品价格像过山车一样令人头晕目眩，所以老百姓不敢消费而只爱买短期的理财产品、货币基金，存款是短期、股票是短线而投资也是防御型的（比如买房）而导致从储蓄转到生产性投资的效率越来越低。全球美元回流美本土的速度、数量越快越多，美元指数的上涨幅度就越大，这是判定全球化经济窗口期是否将逐渐关闭的两大充要条件。联储的持续性大规模加息、缩表，全球漫延的疫情、持续的俄乌战争对全球能源粮食供应链中断，资产泡沫、货币滥印与高通胀漫延性、人口高速增长下的各色天量风险敞口持续重磅冲击……外贸创汇息火后怎么办？窗口期正在关闭，要加紧安全回流国外的外汇资本。如果一个人、国家的逻辑与理性认知不足以驾驭他所拥有的财富、资源要素，这个世界有万种方法收割他，直到他的财富资源与认知相匹配为止。即使美国不来收割，阿尔巴尼亚、委内端拉、越南乃至离岸的香港自由港所谓的金融与转口贸易中心也会联手来收割。中国的北大清华成了留美预科班，而国家竞争说白了就是人才竞争。各大中小经济体都在期望某个大国先轰然倒下以释放市场资源，比谁先倒下的殊死博斗只会让丛林法则更显得面目狰狞，熬得过瘟疫、战争、经济危机就是王道。
中国TS“血汗工厂”顶多能持续两代农民工，第三代搞不明白产业升级，不用等到第四代就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第四代农民工则注定会是“垮掉的一代”，从而让第五代还有可能再进“血汗工厂”。打工人的燃眉之急是如何避开“血汗工厂”：第一，有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进厂就签订合同；第二，为员工购买社保的工厂，一般都不会亏待打工人；第三，没有996、三班倒还不拖欠工资的工厂，严格遵守8小时工作制、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时间、不拖工资，员工缺钱时还能去财务预支的工厂就算工资低一点也是不错的选择；第四，尊重员工能为员工带来成长的工厂都值得考虑。打工人切忌因为工厂许诺的高收入而参加长期996的工作，尊重员工人格、签订劳动合同、不拖欠工资还有社保福利的工厂才是最佳选择。从长远来看，“人类****体”终将构成资本否定逻辑中的一个发展环节，这是通过世福利社会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可行道路。该模式要构建的世界新秩序不是以西方国家的福利社会为范本，而是以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为范本。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内部的自我否定，而福利社会的目标给予人民“免于匮乏的自由，只要坚持全球化并假以合适的技术解决方案，福利政策就能从一国扩展到全球。资本自我否定的逻辑要靠阶级斗争来完成，以“占领xxx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已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但相比之下中国提出的“人类****体”更有清醒的历史自觉性。兼容不同的福利社会类型，做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顶层设计，分清敌我友以确定哪些要联合、哪些要反对、哪些有条件联合但要划清界限，这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最现实的课题。
对照从“世界工厂”到“血汗工厂”的国家博弈与阶级博弈，中国TS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结合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程序融会贯通上述理论与实践。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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