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资本财团果然是惹不得的，假若谁敢触动它的皮毛，必然会遭到疯狂的围攻。
最近，司马南先生只是蜻蜓点水的向联想发出了六问之后，联想的后援团便立马赶到，冲在最前边的便是那位坚守“臣妾主义”的胡锡进先生，他一边迈着小碎步一边厉声喝斥司马南和民众赶快住口，紧接着便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周刊》发出赤裸裸的威胁。听说，最近又有一些不知名的水军直接向司马南发出了“死亡邀请”，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本来司马南先生质疑联想，是一个公民出于正义和良知，从维护社会道义的角度向一个社会团体发出的质询，这本应由被质询人出面做出澄清和说明即可，即便司马先生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由被质询人反驳才是正理。但是经他们的加入却大有了刀光斧影的意味。于是，人们开始为司马南的处境产生了担忧，担心形势将有可能向司马南不利逆转。有的人甚至表现了悲观和惊恐。当然，这些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毕竟在强大的资本财团面前任何个人都是显的那样的弱小。人们毕竟还没有忘记四年前那场为了一个药酒，资本财团们动用专政工具，无耻的对于一个剥开“皇帝新装”的正义之士的跨省追捕，人们担心司马南先生和他一样遭受灭顶之灾。
对此，笔者的观察是，虽然司马先生是以一己之力在对诀一个资本财团，但是，这次与上次的跨省追捕却大有不同，第一，民众的觉醒程度大大高于前期，虽然资本财团有强大的后援团，但司马南先生也非单兵作战，他的正义之举已经唤醒了民众，且得到了国人的双手拥护。第二，司马南先生的质疑有理有据有节，所有支撑证据都来自于他们的公开报表，是就事论事，并不构成所谓法律上的名誉损害，是用子之矛攻子之盾，让资本财团陷入矛盾之境。第三，当今资本财团的诸多逆行己经形成强大的民意对立，正如锅炉中的蒸汽正在等待喷发，假若此次有人敢对司马先生不敬，敢动司马半根毫毛，恐怕会使他们陷入万劫不复。
那么同样是在质疑资本财团，为什么此次事件与上次相比，有如此之大的时空转换呢？依笔者见，这都是因为受疫情影响全国各个行业人群的收入大幅缩水，民生受到困顿，民怨己经到了沸点，再加之人们联系这四十年来，那些资本财团们用谎言与欺骗、贪婪与嗜血将国人提醒；是他们侵呑国资，化公为私，坐享红利，拿着上亿年薪，让那些背着巨额债务的房奴、医奴们和民众再也忍无可忍。可以说这次司马南质疑联想之所以反响巨大，都是因为那些嗜血的资本财团所造之孽。
回顾几十年来，我们的民众不是没有仰望过星空，不是没有把我们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们象自己的眼睛和身体一样爱护和珍视。可以说，我们的民众曾视民营大伽们为神一样的存在，视他们为“青年楷模”、“人生导师”、“精神教父”和“全民爸爸”。视民营企业为民族的未来与希望，曾给予了无限的厚望与膜拜，象爱护自己的身体在呵护着民营企业。可是这些年来，我们的一些民营企业赚到天量财富，成长为巨型财团之后，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他们有的则把自已变成一头巨兽，张开血盆大口，继续贪婪嗜血，吃子孙饭，发子孙财，掘国家资源，竭泽而渔。
他们有的则富而忘义，成而忘本，继续用996忽悠民众，用廉价劳动力为他们卖命；大肆圈钱圈地，大搞垄断，巧取豪夺，压瘪老百姓的钱袋，吃人血馒头。
他们有的则为让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让20％的人长久占有80％的财富，成立金元帝国、富豪俱乐部，结党营私，左右国家，让市场成为控制国家的一只大手，一呼百应，打响资本财富保卫战，逼着政府妥协让步。
他们有的则富可敌国，不思回馈回报，而是狡兔三窟，卷钱跑路，资敌卖国，甘当他人奴才，将中国赚到的钱输送到国外。
他们有的则赚到天量财富之后，不思跪乳报恩，在扶贫、共富路上群策群力，周全弱者，而是大秤分金银，抵制共富政策，并厉声呵斥“谁共富，谁就是杀富济贫”。
他们有的赚到天量财富之后，不思利乐众生，富而求仁，而是穷奢极欲，挥金如士，食人奶、包二奶、烈火烹油，享尽人间烟火，狠不得食龙肝凤胆，将淫手伸向儿童，形同禽兽。
他们有的则赚到天量财富之后，则肠肥脑满，鄙视劳动，甘作寄生群体，无所事事，牵黄溜狗，视狗命比人命贵，叫嚣“谁弄我家狗，我就弄死谁家的孩子”。
他们有的赚到天量财富之后，不思安守本份，护国利民 ，而是违法乱纪，践踏天理，逼得国家对他们“能不捕的不捕，能不判的不判”，网开一面，高人一等，法律对他们形成虚设。
他们有的赚到天量财富之后，不思这财富来路，而是继续坑蒙拐骗，掺杂使假，戕害生灵，用毒食品、毒疫苗、假药品、苏丹红、三聚氰胺伺候国人，危害国人健康。
以上这斑斑点点，民众对他们的不满是必然的；对他们的痛恨是必然的；对他们的反感是必然的；对他们的唾弃是必然的。
可以说，正是因这些年来那些资本大鳄们如鲸吞虎夺，为富不仁，背信弃义，发财如大网捕鱼，挣钱如同探囊取物，日子象天上神仙，生活象贾府烹油，一茬茬割韭菜，陷民众于水火，成就了此次司马南的质疑，并将联想推向风口浪尖。可以说，此次司马南的质疑，不只是对联想的诘问，而是对那些大大小小的“教父”“教子”们和社会大蠹们的整体质问，是在质问他们的道德良心、社会责任和所谓“精神”；更是在诘问我们的社会在进行几十年的私有化、市场化之后，今后要向何处去？他的质问是几十年来最震聋发聩的正义之问，是超越天地的道德之问。
可以说，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高端，形成了两拨高端极端群体。一拨人弄潮商海，呼风唤雨，大桶捞金，盆满钵满，光环加身，进人大入政协，尽享尊荣，给家族掘取了天量财富，仍不满足，叫嚷社会要给他们一个“名份”。另一拨人潜心学海，浩首伏枥，为科技强国殚精竭力，默默付出，做出巨大贡献而无欲无求，仍宵衣旰食，呕心呖血，不忘初心。他们这两拨人皆为我们的社会做出了示范，而这示范则表现得是那样天壤之别。
可以说，司马南的此次之问，是以他大无畏的精神，舍我其谁的勇气，用他挥洒自如、张驰有度的演说发出了民众想问而无力发出之问，是他质疑民众疑惑而无力发出的疑惑。司马南质询联想，不是一位学者大V与一个财团大佬的生死对垒，而是民愿与现实的PK，是阶级鸿沟甚至两个阵营的对垒；是事关中国来来走向，是向资本主义狂奔，还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对垒。是正与邪的对垒。因而这一切是顺天应人的、符合民心的，所以司马南并不孤独，他身后立有民意。
【文/西北，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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