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问张茅——群敌当前，为何要兄弟阋墙?
孙锡良
一说是日本人要夺我钓鱼岛，一说是菲律宾军舰开进我南海示威，又说是韩国人置中国于无物判我船长30年监禁，再说是印度又往我藏南增兵，还说有“美国皇帝”借各领域的烟火又要来我境内敲骨吸髓。东西环顾，看不出个平安头绪，左右侧听，耳边难得有清静之音，种种外侮的猖獗放到十三亿人头上，其个中滋味自是不蛮好受。
按中国人几千年的常理讲，应当是“拳头打出外，手臂挽回里”，一群鬼子对着咱国家使坏，外御其侮自是无比重要的大事，岂能在此时还要兄弟阋墙呢?兄弟之间本也可以阋墙，但得选个时候，当敌人把矛头对准你们兄弟的时候，你们却阋于墙，那侮也就御不得了，最后无非是兄弟皆被敌侮，不团结，不怕你有13亿多兄弟姐妹，31亿多又能怎样呢?
目触当今中国现实，不由得让我又想起老家农村的一个真实情形，村里某户人家，有7个兄弟，其中还有两个当过人民解放军，另一户人家，有8个女儿，一个男丁，这女儿一嫁出去，也就让男丁落单了，按通常的形势对比，7兄弟的家庭怎么样都不会害怕这单丁的家庭，然而，事实上却完全不是那样，这七兄弟一向勾心斗角，互不团结，且相互拆台，而那个独丁却是个遇事不要命的勇者，有一次就在那众兄弟的围观下将其老五打成个“排骨”断裂，成了全村的笑话。
咱们中国人，虽然不太需要有野性的充动，也不必仗着人多欺负那小国，但是，总还得要有一股精神，一股团结的精神，你13亿多人若是团结了，管他大国小国，看着你总是会畏缩的，至少也得要思量三分吧?令人多有惆怅的的是，看这网络上、现实中、群体之间，心中总好似有山样的仇恨海样的冤，把不得总要置某某些人于死地而后快，怎不令人心焦?你中国若是一盘散沙、内乱不止还携洋自重的话，那人家就瞧不着你的存在，变着法子让你们内斗也就够了，站在旁边看戏的快感自是轻松惬意啊!
中国人多，嘴杂事繁本也正常，出些个烦心的丑事绝不为怪，整出些各门各类的“宗派”出来非常容易理解，人家外国也是有党有派的，咱又为什么不能有呢?既然很多精英高官是出过国、见过世面的先知者，对国内的现象理当有个客观判断和善意引导，断不可今天要封掉这派，明天要搞死那帮，如此这般下去，总有一天，鬼子们又要将中国戏耍于赔款割地条约的签字桌上，到了那个时候，有了和平又能怎样呢?那不还是桌上的和平，肥肉的命运吗?
我始终以为，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精英群体，也有各自的英雄崇拜，历史不是英雄和精英创造的，但历史通常又只记载精英和英雄，几千年的中国史和世界史无不是记述英雄的连续剧。从这个意义上讲，精英和英雄之于一个国家的责任是无比重大的，若能站在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这部分精英就成了万世景仰的真英雄，若是以私利权谋为己任，那多半是遗臭万年的狗雄。虽然有些人也试图为狗雄翻案，但翻得了几年，能翻过几千年吗?我想是不会的，徒劳而已!
就目前而言，我很想对张维迎之类的精英们说些不中听的话。论知识和见识，张维迎教授自然在我之上，论地位和名望，更是没有任何可比之处，他是国之红人，我乃底层百姓。然而，张先生最近的某些观点言论实在令我大跌眼镜，他先是说中国人多数属无知一类，后又撰文要求国家大力整治“语言腐败”。我就很纳闷：什么叫多数人无知?什么又叫语言腐败?
先说说前一个有关无知的问题。不少人说张维迎先生是个敢讲话的人，别人不敢说，他说了，所以他是思想者。这个提法我不承认，敢说话也不能乱说话，更不能仗着背后有势力就为所欲为，思想者是以其睿智启迪人，是以其宽阔的胸怀容纳人，绝不是靠另类骄横鄙视九等平民。无知是针对有知而言的，而有知则是相对的，你张教授所知所想也只在你的知识范畴之内，那天体的、物理的、化学的、数学的东西，你也不知，化学家能否骂你是个无知者呢?就说那农村粗活，也是有学问的，扶犁植粟要想有些成就，也要求懂些学问，你张教授也未必能知晓多少。不管你是什么人，多半是知其一、未必知其二，所谓“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者”也只是对本行本道而言，没有真实的知万物万世者。也许张维迎先生口中的“无知”意在表达某些不经思考便匆忙附和的那部分人，即便真是这样，说法也是错误的，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位公民，其获取信息的不对称度是相差甚远的，当大部分人被置于信息屏蔽的环境之下，你让他们如何能识别信息的真假呢?附和不也是万般无奈吗?如果因为被屏蔽而“无知”，那这种“被无知”或许就是你们所希望看到的理想状态，否则，他们会有更多颠覆你们的机会和能力。
再说说“语言腐败”的耻辱性话题。如果之前我仍然对张先生持有某种程度的认同感，但在你讲出这种混淆逻辑的新语言之后，只能对你彻底失望。之前你也一直在强调民主自由，也是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理念教育过来的人，岂能从你嘴中冒出个惩治“语言腐败”的暴力诉求呢?在你的文章中，重点借用了中国某地的“黑打”，但这种落井下石的丑恶嘴脸又能获得几个人的同感回应呢?我且以为：做人还是厚道的好，“顺时能逆之、逆时能善之”方是正人君子，见风使舵者乃地道小人。特别可笑的是，张教授通篇的文章都是希望以民主自由来解释他的“打击语言腐败”的合理性，这既有点配合当前“反Y”的味道，也有些自打嘴巴的自相矛盾之处，莫非狗屁文人也加入到某种对不同语言的围剿行动中?
不管是A派还是B派，不管是极A派还是极B派，总是会讲些自己的观点，也总会讲些错误的观点，甚至带有些不理智的成分，这都不可怕，每个国家都存在类似的争论，然而，如果真是能以民主自由的态度公平地对待这一切，事情量不会坏到哪里去，怕就怕整个社会就只能发出“同一个声音”，如果“同一个声音”是张教授之流所追求的民主理想，那只能说，你离进入垃圾的填埋场已经为期不远了。
思考来思考去，我有一个不成形的结论：中国的某些精英虽然喝了洋人的墨水，虽然手持着民主自由的标志牌，但骨子里仍然是秉持着“上智而下愚不移”封建思想。他们只允许自己放火，不允许比他层次低的人点灯，他们只想自己成为“思想家”，而容不着别人“想国家”，异我者乃无知者，非我者则腐败者!这是哪门子民主自由的思想啊?这完完全全是暴力思想，一种非常可怕的语言暴力，是典型的想扼杀人民开智的封建思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仇敌思维毫无疑问将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推向严重对立的危险边缘。
战争是可怕的，人民内部的战争更是可怕的，“兄弟阋墙”如果发展到“手足相残”则将是民族之耻辱，也将是国家之灾难，在群敌当前的时候，不管你是个民族主义者，还是个自由主义者，最低的要求是不能做卖国主义者。茅于轼先生说钓鱼岛又不长东西，犯不着要回来，藏南也是个贫瘠之地，打仗不花算。若真按这种思想弄下去，卖国就是真实的。表面看起来，茅先生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先导者，在他眼中，国家已经虚无化了。然而，我必须得说：他的思想是虚伪的，既然西方观念是国际主义盛行，那美欧为何要四处扩张?美国为什么要在我领海领土惹事生非?他们的国际主义哪里去了?茅于轼不是拿了美国大奖吗?你何不去问问美国主子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中国有句俗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然而，有些人至死也不善，携洋自重还能鞠躬尽瘁!?忠孝还做得两全，实属不易也!曾国藩本不是罪臣，然而，为了让洋人高兴，处理“天津教案”不慎，所以也便成了罪臣，看起来是有些冤，但民族自有民族的立场，讨好洋主子的所谓国际主义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死路一条。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是打击一部分人是为了找回真理，也是为了民族复兴的需要，不把某种势力彻底打死，中国的改革就没有希望。道理的确是很大，牌子挂的也很高。然而，我必须又要问：把有不同意见的同胞给打下去了，真理就出来了吗?如果异议者是50%，那么是不是也要消灭6.7亿人口?我真不知道中国的这些精英到底是如何“精”出来的?真理本就是争论出来的，从来都不可能在叩头和跪拜中产生真理，打击异己的过程实质就是消灭真理的过程，这个简单道理莫非你们不懂?中国这么大，怕人家说坏话，怕异己者做些议论，何等可笑!实实在在地讲，真要是到了打仗的时候，今天这些大谈真理的精英们已经坐在欧美的地盘上吃奶油面包，哪里能从炮火的尘灰中看到他们的影子啊!我且告诉这个国家的同胞们：真理只会在地上，不会在天上，如果中国人全被消灭了，再去找阎王爷要真理，那里是没有真理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力胜”还远远优于“理胜”，守住我们的土地吧!
不必继续多谈了，十三亿四千万中华儿女们，即便我们有兄弟阋墙的不良爱好，如今也不是阋墙取利的合适时机，独木难支大厦，秃笔难顶天地，国难确已当头，群敌已立家门，凡我同胞同志，盍力御侮吧!挑起内斗者都有卖国的嫌疑啊!
——谨以此文献给我伟大的祖国，献给光荣的“五·四青年节”!
——孙锡良于2012年4月30日(转载须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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