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日本经历了资产泡沫快速膨胀与急剧破裂的过程，重创了日本经济。其后日本经济低速增长或近乎停滞，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这一危机被称为“日本资产泡沫危机”。
（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的近20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营合理化对企业进行转型，所以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日本受到的影响较小。但是，石油危机对高油耗的美国影响较大，导致出口受阻。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从1979年的18亿美元猛增到1985年前三季度的552亿美元。1984—198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约占其全部贸易逆差的38%。随着日美贸易摩擦日趋激烈，巨大的贸易顺差使日元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1985年9月，美、日、德、法、英五国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协议公布的第二天，日元从1美元兑换235日元上升至215日元，到1995年4月19日上升至1美元兑换79日元的高点，日元的升值预期吸引大量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股市和土地价格同步猛涨，资产价格出现暴涨。1985—1989年，日均平均股价上涨了2倍，股票资产增加了2.7倍，上市股价总额增加了3.2倍，股票平均价格增加了2.7倍。1986—1990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地价的价格指数平均上涨了3倍以上。按当时的不动产价格计算，卖掉东京就能买下整个美国，卖掉日本皇城就能买下整个加利福尼亚。1989年，日本富豪榜前100名中，有63名靠土地致富，27人靠持股致富。此外，为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衰退征兆，日本央行在1986年分四次把基准利率从 5%下调到3%，并且在1987年2月再次下调0.5%，达到当时的历史低点2.5%，一直维持到1989年5月，低利率的长期持续使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使日本出现了所谓的“过剩流动性”，同时，为缓和《广场协议》的不利影响，政府不断增发货币，日本银行不断购入美元，加剧了资产泡沫化。
1989年12月，三重野康出任日本银行总裁，他主张加息，并明令禁止房地产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率增长。央行贴现率从1989年5月31日的2.5%快速上升至1990年8月30日的6%。日本政府还开征“地价税”，土地转让税从20%—25%上升至30%。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发布控制土地金融的政策，这一人为急刹车让泡沫经济加速下滑，并导致支撑日本经济核心的长期信用体系陷入崩溃，股市持续下跌，证券公司、银行、企业出现巨额亏损，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信贷收紧和停贷甚至贷款催收，加速了地产企业资金运转困难，大量地产被抛售，房价急速下跌，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二）
日本资产泡沫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相当严重。资产泡沫破灭后，日本货币政策收缩，加上境外投机资金迅速撤退，日本股市和房市加速崩溃。日经225指数从38915点断崖式下跌，到1990年底已跌至14309点，1998年10月下降至12787点。房价从1991年开始下滑，到1994年，东京、大阪等地的房价跌了一半以上。此外，日本很多企业破产倒闭。1990—1997年，每年的破产企业数均超过1.4万家。银行大量坏账无法收回，金融公司的不良资产总额高达13万亿日元。除此之外，大批金融机构倒闭。1994—1995年，东京协和信用社、安全信用社、宇宙信用社相继倒闭，其中宇宙信用社是日本最大的信贷联盟信用合作社；1995年8月兵库银行倒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倒闭的第一家商业银行，打破了“银行不会破产”的神话；1997年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破产。
资产泡沫崩溃后，日本从此步入“失去的二十年”经济萧条期。根据日本内阁府2005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数据显示，日本1970—1980年十年GDP年均增长为4.6%，1980—1990年十年年均增长为4%，而1990—2000年十年年均增长仅为1.6%，其中1992—2002年期间，有2年日本GDP的增长率约为1%，有5年远远低于1%，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GDP增速再次回落，1998年出现负增长，为-1.1%。日本经济从此陷入长期疲软衰退期。
（三）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先后经历了资产泡沫的形成、膨胀和破灭， 导致了“通货紧缩—经济衰退”螺旋，为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加快构建优势产业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全面管制，90年代以前日本经历重工业、重化工业、“知识密集型”、“创造性知识密集型”四次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严重依赖美国和典型的技术“移植”特征。吸取日本泡沫危机的教训，国家必须拥有独立完善的产业体系，警惕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带来无序扩张和产能过剩，完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施国家投入、国家主导特征的优势产业发展政策，明确国家重点发展产业，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制定创新产业的财税、融资支持性政策，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以及过剩产能，促使资源向优势产业、新兴产业集中。吸取日本半导体产业从全球领先到没落的经验教训，加强重点优势产业的技术研发攻关与创新，建立前沿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实现关键零部件国产化，攻坚“卡脖子”技术难题。
牢牢把握汇率选择的主动权。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贸易，《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失去了汇率调整自主权，加剧了资产泡沫。汇率对国家国际贸易至关重要，应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阶段、国际贸易情况进行有管理的浮动。对于制造业和出口贸易占比较大的国家，要适当降低汇率，保持合理的贸易顺差，同时要防止本国货币过分贬值引发通胀，并通过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确保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健全金融监管体制。金融政策滞后、金融信息闭塞、金融监管不当是导致日本资产泡沫危机的重要原因。要在国家各级政府层面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与金融环境的变化、经济通胀情况相适应的金融政策动态调整制度。启动金融风险的分级响应预警机制，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充分利用金融科技赋能金融监管，提高识别、监控、处置金融风险的能力。
加大居民金融素养培养力度。投资者盲目跟风，缺乏金融常识和风险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剧了日本资产泡沫。金融产品的日益复杂化，家庭资产配置选择多元化对金融投资的门槛和专业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要启动居民金融素养提升工程，提升公众金融投资决策能力、防范金融风险能力。政府部门要制定提高居民金融素养的政策，将金融素养培养纳入到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通过教育、培训、宣传等方式提高居民金融风险意识、防范金融欺诈、金融产品风险收益的评估能力，扩大金融机构的服务纵深，为社区和乡村提供专业的金融咨询服务，全面提升居民维权意识，畅通维权渠道，增强维权动力。
提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信心。资产泡沫破灭后，日本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储蓄过高，导致内需不足，经济增长停滞。针对投资疲软、内需不足的经济发展状况，国家要制定适当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政府主导建立创新型成长企业、国计民生重点行业的扶持计划，引导资金向高新技术行业以及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领域配置，恢复内在经济增长动能，提高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信心。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学习时报”，原载《学习时报》2023年9月15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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