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探索出来的一条非常有效的道路，对解决战略性和安全性的重大难题起到了巨大作用，成果非常丰硕，影响非常深远，中国现在可见的、完全不依赖外国的产业体系都得益于举国体制，没有一项例外。
后来，这条行之有效的直路慢慢被碎片化分解，尤其是无序资本卷入之后，真正的举国合作已经成为不可能，你可以看到举国烧钱，但不会看到举国合作。
因为所处环境不同，我本人特别关注科研经费和科研形态，尤其是最近几年，年年都批发出众多“国家重大项目”，投入巨大，光是中科院一家每年的经费就高达近二千亿，把各类投入都算进去的话，全国年科研经费已达近三万亿元之巨。
持续的、巨大的投入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战略产业被卡脖子的难题解决了吗？咱不往远里讲，光是芯片立项追赶已超二十年，即使从某交大陈教授一个人骗取十几亿经费起也有十多年了，为什么还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春天的感觉确实强烈，但这种感觉全集中在鲜花的美丽上面，中国科技的繁荣景象只如同鲜花的外表，没有采摘果实的快感，花儿一季季地开，果实总挂不上枝头，偶尔结些果实，不是干瘪，就是苦涩，口感始终不行。
从媒体宣传上看，经常可见“重大突破”这四个字，各行各业都有重大突破，芯片业的重大突破也喊了无数次，曾经还有“弯道超车”的说法，还有“中国量子芯片领先世界”的狂欢，“新科技革命必由中国量子优势决定”的大话也有人喊出，他们以为“墨子号”就是量子通信的革命性标志。这里给个让人不高兴的提醒：中国的“量子领先”并不真实可靠（参观某最大咖基地后感）。
大钱花了，重大突破也有了，为何现实却如此残酷？
问题出在国人已经把“举国烧钱”等同于“举国体制”。
什么是举国体制？简单讲，就是全国一盘棋地抓好同一件重大事项，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攻关，统一资源（人、财、物）。
各自为政，各打小算盘，利益割据，资本割据，市场割据，技术封锁，都是举国体制的反面做法，或者称为无序的市场体制，钱烧得更多，效果却更差。
有人会问：“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举国体制，为何也能有科技上的巨大创新？”
这一问，是有些份量，从美国看，自由市场的答案似乎可否定中国举国体制。
然而，从世界整体看，举国体制仍不过时，资本主义国家占比接近百分百，但拥有美国那样创新能力的资本主义国家估计也就一二可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陷入瓶颈，并非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能持续创新，能在高精尖行业独立自主的国家更是少得可怜。
那美国是不是真的不搞举国体制呢？错。美国不但搞，而且搞的还是高超的“系统性举国体制”。怎么理解？美国集中全国人、才、物和科技最顶级资源首先服务于军事集团，确保美国有称霸世界的超级力量，凡霸权事业，美国朝野始终维持统一和谐。当称霸格局稳定后，美国又利用这个优势确保战略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谁威胁到美国尖端产业的优势，都会被美国威胁、打压甚至制裁，直到威胁消失。这就是美国的系统性举国体制。再往后延伸，美国的制度，对内是自由资本主义，对外是国家资本主义。美国，是一个国家感和国家系统性极强的帝国，它最害怕的就是它国实行举国体制，谁实行，它都会想尽办法摧毁。
其次，从快追快赶的角度看，举国体制确有优势。欧洲，美国，接受科技革命的影响较早，开展现代科学研究的历史也较长，其成就源于时间积累。与之相较，近代中国原始落后，是现代科学的盲区，新中国取得的成就赢就赢在举国体制，它能在极短时间内缩短差距，如果自新中国一开始就散兵作战，中国科技独立性会比现在更差，因为美国乐于培养“民国版中国”。
举国体制并不排除私人创新，且更有利于驱动“紧迫性，战略性”产业的快速成长。
怎样做才能重拾举国体制优势？
过去，咱们在谈举国体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两弹一星、核潜艇、杂交水稻等做例子。其实，在科技攻关方面，中国还有许多里程碑式成就都是靠举国体制。今天，我就拿新中国初期光学事业的发展做事例。
光学事业对于新中国而言是干干净净的空白地带，不要说光学仪器，连一块光学玻璃都做不出来，天天看到光，但不知道如何利用光和研究光。
1953年，在王大珩先生的带领下，中国开始了“八大件一个汤”的攻坚克难，本人经常称此为“八菜一汤工程”。八大件是：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多臂投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一个汤是指光学玻璃。
要在空白地带做出这么多的先进器件，没有人才是不行的，玻璃制造专家，熔炉专家，材料专家，等等，只要是研制所需，国家都可以统一协调，无论是个人技术还是祖传配方，此时都毫无保留地拿出来共享，1953年当年就成功地熔制出光学玻璃。
攻关克难，除了要尊重专家学者，还要尊重工人阶级的聪明智慧，举国体制里还包含学、工、农相合，在王大珩的高科技队伍里就有顶尖技术工人，还包含生产工厂的其它技术工人，当有人提出科研队伍不要把工厂带进来时，王大珩十分生气，并直接喊出“砍掉工厂我就不干了”的重话，因为他真实感觉到集体智慧的力量。
除了光学科研团队的合作之外，全国从事光学工作的同行都会随时提供自己获得的资料，只要有年轻归国的光学人才，光学科研组都可以申请征调，比如电子显微镜研制的关键人物黄有兰就是被王大珩硬拉到光学馆的，他曾留学德国和美国，有较扎实的专业功底。
1958年是“大跃进时代”，有人总是拿大炼钢铁说事，而光学事业在这个关键一年是八大件取得非凡成功的一年，王大珩带领团队在这一年开展了两次大规模攻关，取得了实实在在的领先科技成果，当时被称为“耀眼的科技卫星”，“八大件一汤工程”在该年9月宣告成功，中国科学院举行庆祝大会。不到六年时间，中国光学事业奠基成功，且攻克的全是当时国际上较为领先的研究光学所依赖的核心产品。
自此之后，中国光学事业不断取得飞速发展，1961年，成功研制出红宝石激光器，仅比美国物理学家西奥多·梅曼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晚了一年。有了这些基础，王大珩又带领队伍立项研制星空相机和强激光工程，1964年，强激光进入实质性研制阶段，1974年，已经可以由强激光器打出中子，当年，王大珩率团访问加拿大，加拿大的激光科学家说：“你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工作处在同一水平。”
70年代初，由长春光机所龚祖同先生负责又组建了西安光机所，首先搞出每秒拍摄几百至几百万帧的高速相机，后来又开辟了光电高速摄影新领域，成功地把时间分辨率提高到10ˉ8～10ˉ9s，再后来又开发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分辨率达10ˉ11～10ˉ12s的变像管高速相机。过去，由于保密，西安光机所在国际上鲜为人知。改开之后，曾任国际高速摄影学会主席的著名高速摄影家海泽尔到该所参观时大吃一惊，认为这个所是世界上少有的技术完整、成效卓著的高速摄影研究机构，因而推荐龚祖同获得国际高速摄影荣誉奖章——Photo－Sonics奖。
激光武器，人造小太阳，远望号测量船，激光照排，光刻机，白光信息处理并编码，等等，都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成功研发或者逐步构建成完整的科研体系，都不是改开之后的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新中国的举国体制，就没有今日中国完整且颇具实力的光学事业。
从历史的成功，我们不难发现，所谓举国，就是真真实实做到全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体制上要保证这个共同的理想目标能够实现，如果这个体制让理想目标碎片化，那就不能称之为举国体制。
举国，意味着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巨大投入，所以，不能什么事情都搞举国，涉及面太广，那就不能叫举国，那只能称之为全面开花。
现在，大家看看每年的“重大立项”，无边无际，啥都要提到国家级地位，每个“重大立项”都像是芝麻饼上的芝麻粒，“重大”之下又设许多子项目，子项目跟根项目能否对接缺少紧密协调，看不出哪一粒芝麻更重要，都是满脸的麻子。等验收项目的时候，公开报道的都是取得“重大突破”，就没哪个重大项目验收结论是失败。真实结果呢？“重大突破”持续了几十年，还停留在“突破”上面，未实现独立自主而不被人卡脖子。
由国家高调出资出力的事，一定得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一定是靠当前市场力量办不成的大事。有人担心，再搞举国体制会约束私企的科研发展空间。这真是杞人忧天，私企花自己的钱，要怎么花就怎么花，该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国家又不干预它，国家只是从更高的视野出发做自己该做的战略部署，两者并不矛盾，国家层面上的成功，最终还是会服务于私企的发展。
在美国不断地制裁中国之后，国内有志之士也开始呼吁重拾举国体制做好紧迫急需的研究，管理层也试图套用这一体制。但是，实际操作并不理想，形式上是举国，花钱上是举国，但科研组织和科研协作却是松散的、无序的、保守的和功利化的，人财物都没有用在刀刃上，尤其是个人或团队名利观已经达到令人痛心的地步，巨量经费最后都变成了“高水平论文”，而不是高精尖技术，再也看不到曾经的那个举国效果。
中国还要不要在关键科研上搞举国体制？
如果感觉没能力组织好，认为市场调节优于举国体制，那财政性的科研经费要大幅缩减，不追求应用成果只简单投入的模式实质上会继续恶化中国的科研生态。有些院士手握上亿经费搞所谓的重大攻关，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更多青年科研团队获得资助。
如果认为需要，也应该做颠覆性改革，重大战略性项目一定不能撒芝麻铺开，一定不能用侥幸式大海捞针的心态赌博，一定不能把在国际顶流期刊发论文作为人才认定和项目成果的标准，如果中国投巨额资金，仅只是向世界奉献论文，举国体制就会变成举国犯傻。
基础研究可以慢慢来，重大应用技术攻关，没别的评判指标，唯一指标就是做出尽快跟上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就是要摆脱西方卡我们命根的问题，不能跑马拉松，若实在做不出，你承认失败并认输也是个交待，绝对不能拖时间套取经费糊弄百姓，不坚持产品导向，举国体制没有任何意义。
举国体制是不是完美无缺呢？
也不是，它对人的要求很高，参与到举国体制中的人必须具备不计名利这一高尚精神，还要有超越常人的奉献精神。财力物力，以国家目前的能力可以满足，但要组织不计名利和超常奉献的人才并不容易，现在的人才，都是先谈条件后做事，条件不满足，他就不参与，精英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符合人性”。换个说法，解决不了国人只向钱看的问题，举国体制确实很难再搞了。
无论能否实现举国体制进行攻艰克难，有一点是要制止住的，那就是举国烧钱炒作概念的虚幻态势，瞎烧钱只能哄鬼，骗不了活人世界，瞎烧钱只能让少部分人致富，不能让广大人民享受巨额投入的技术成果。
附言：
1，暑期是中国旅游高峰期，也是所谓的博物馆高热期，全国性的文博热是实热还是虚热？答：我个人认为是虚热，我曾在暑期走了多家知名博物院或博物馆，里面都是人山人海，几乎难以站在一处好好看些文博，被人潮推着往前走，一般的青少年都是在人堆里面看热闹，不会产生任何文化记忆。博物馆可以建好点，但现实的文博推广热是虚热，几乎没什么教育意义。中小学生首先要在正常学期安排参观本地文博单位，有序开展活动，了解本地文化是第一关。博物馆暑期开放，应优先满足青少年，尽量减少社会性成年人入馆。
2，有人跟我谈及湾湾大学生在大运会上的一些倾向，并对未来深表忧虑。评：那边的事，近忧，远忧，实在的忧，各种忧正在积累，时间紧迫。
3，有网友跟我讲，中国青年就业率继续走低的原因与丧失吃苦耐劳的精神有关。评：我本人赞成这一说法，就业环境虽是重要原因，但青年自身要担主责，真用心学习的人能学得好，真肯吃苦的人仍能生存无忧。大批青年人把躺平当权利，把正常奋斗当内卷，不愿意主动付出心血争取好前途，懒，娇，奢，正在成为社会病。
写于2023年7月30日星期日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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