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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传染病、瘟疫与公共卫生

2022-11-17 17:37:31  来源: 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   作者: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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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人类共生的生物有很多,传染病病原体是其中之一。病原体传播会形成瘟疫,导致人口大批死亡。在工业化社会以前,人类对抗瘟疫靠的是地广人稀。

  地广人稀的地区,传染病是很难流传的。

  大规模传播的传染病是随着人口增加、生活聚集、交通发达才出现的事情。在此之前,各种病原体可能早就存在,但是不易造成大规模传播。

  但是,人类总需要聚集,交流物质文化产品、生产生活资料、建立社会关系、进行需要多人参与才能实施的战争、建设等群体行为。农村生活要赶集,去市集用自己的多余的农产品交换一些自己不能生产的农产品。在蒙古草原生活要定期参加大型聚会,在聚会上彼此交流,为子女选择结婚对象。在穷乡僻壤生活,需要货郎走乡串户。完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式的生活是不存在的。所以,传染病从未绝迹。

  战争期间,人类不得不聚集,为传染病爆发提供了条件。古代战争,往往难以持久,一方面是粮食供应困难,一方面是人群聚集以后,很容造成军内瘟疫流行,导致士卒大规模死亡。

  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於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古代战争,纠集几十万大军不容易,维持这几十万大军长期稳定存在更难。即使不考虑将领之间的矛盾导致各路大军很容易分裂火并,大批农民出身的士卒容易开小差,也要考虑粮食不足和疾病流行导致的非战斗减员。

  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人高密度聚集在一起,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粮食、饮水和柴草等物资,同样产生大量的粪便、污水和食物残渣。

  大多数士卒来自人口稀疏的农村,缺乏集群聚居的生活经验,自然环境中,一个村庄产生的粪便、污水和食物残渣完全可以被自然降解吸收,但是,聚集在一起的几万人产生的粪便、污水和食物残渣远远超过自然降解吸收的能力。

  于是,传染病就来了。

  军营很快就会吸引大量的老鼠、蚊蝇、蟑螂。这些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中,迅速繁衍,呈几何级数增长。遍地老鼠、蚊蝇和蟑螂,是古代军营的常态。老鼠大量繁衍,也容易吸引狐狸、黄鼬一类以老鼠为食的动物,所以,当年的军营周围经常有狐狸逡巡,听到狐狸的叫声应该是常态。所以,安排人学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也很正常。

  大量士卒聚集,虱子、跳蚤、臭虫也会迅速增长传播,由于战事紧张,人不解甲马不卸鞍,衣物必然无法即时清洗、更换,寄生虫会迅速繁殖。

  由于后勤补给困难,往往粮食、衣物不足,士卒饥寒交迫,往往免疫力很差。

  不足的不只是粮食,还有纯净的饮用水。由于缺乏野外净水设备和污水处理设备,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取水排污往往都在附近的水源,被粪便污染的水源往往也是饮用水源,污水、净水混用是常态。

  如果能做到吃熟食、饮用烧开过的水,也能避免食用(饮用)污水导致的传染病。但是除了水源,柴草也很快不足。取暖、喂牲口、做饭、烧水都需要柴草。一支大军驻扎在一地,周边很快就寸草不留。刨对方的祖坟,挖棺材,除了激怒对方,缺少燃料,没法生火做饭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柴草不足以后,就很难保证做饭、烧水所需的燃料,也就很难做到有效消毒。

  这些综合因素结合在一起,几十万军队聚集在一起,发生大规模瘟疫是必然,不发生则几乎是奇迹。

  夏季各种害虫爆发,冬季缺乏燃料。总体权衡,还是冬季好一些。当时交战的双方往往选择在冬季作战,一方面是冬季粮食相对充足,春夏忙于农业人手短缺,粮食不足容易青黄不接,一方面也是因为夏季容易出现各种传染病大爆发,尤其是肠道传染病。

  那样的时代,主动进攻的一方在深秋或初冬起兵,如果到第二年春天还不能取得全胜,就要考虑撤军,否则就可能在进入夏季以后面临粮食短缺和瘟疫流行的局面,往往面临大溃败。

  一旦军中传染病流行,大人物一样难以幸免。刘备患痢疾,病重不治,可以确认是死于传染病,一代英雄就此落幕。甘宁、蒙哥、朱棣死于军中,秦始皇死于东巡,他们死于传染病的概率不小。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

  城中的守军的情况会好一些。城中往往有相对固定的粮仓、水源和垃圾堆放点,燃料也相对充足一些,洗澡也相对方便一些。

  但是,随着战事的延续,城中的情况也会恶化,粪便、死尸和垃圾会越积越多,为了防止敌军潜入,污水排污口往往不畅,污染水源、燃料耗尽只是时间问题。城中也会面临传染病流行的的风险。

  如果对方采用水攻,那么情况就会更糟。与一般人的认识不同,水攻不是淹死对方,而是让对方无法获得食物和纯净的饮水,导致疾病流行,迅速崩溃。灌入城中的洪水很快就会淹没旱厕、污水坑和垃圾堆,灌满水井;被洪水撵出来的老鼠、蟑螂登堂入室;死尸、垃圾、粪便、蛆虫和孑孓顺水漂流;灶台坍塌,柴草全部湿透,无法再饮用开水、使用熟食;被臭水污染的衣被无法清洗、替换……这种情况下,守军饥渴难耐,不投降的话,就会很快死于瘟疫。

  如果对方使用投石机,把死于传染病的死尸、粪便和其他垃圾投入城中,那就更损了……

  战争一开始,交战双方就要比拼后勤,既要比拼粮食等重要物资的补给能力,也要比拼抵御传染病的能力。长时间围攻战,即使双方粮食充足,都不发生传染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兵力越强,人数越多,爆发传染病的概率越大。一方爆发传染病,战争便结束。

  当然,钓鱼台城这种临江而建,雨量充足,植被茂盛,很容易获得饮水和补给,不难排污的城市,如果有城墙完备,就是攻击方的噩梦。在农业化社会,攻击方纠集大军围困钓鱼台城,即使粮食充足,迟早也必然因为瘟疫而溃散。

  罗马军团讲究精兵作战,军团主力由数量较少的重步兵组成,对周边饮水、柴草的需求较少;营建城市经验丰富,营地有专门的规划;士兵政治权力较高,营养条件较好;罗马人有洗澡的习惯,寄生虫不易繁殖。相比之下,传染病对罗马军团受影响较小。

  军中传染病流行导致战争失败,在战国时代,就是严重问题了。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

  抛开制高点在军事上有利于观察、发扬火力、顺势冲击等掌握战场主动的优势不谈,高处空气流动性好,相对新鲜,污浊的空气容易被驱散;生活污水不会在高处聚集,污水坑必然在低洼处;紫外线天然有消毒杀菌的作用,阳光下长时间暴晒能有效杀灭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结核杆菌等多种病原体;老鼠、蟑螂等害虫一般喜欢在阴暗的环境中活动;阳光充足的地方往往比较温暖干燥,干燥也能抑制多种病原体繁殖;阳光充足的地方往往植物茂盛,柴草充足容易获得燃料……诸多因素相结合,在高地向阳处扎营,往往有利于减少传染病的传播。

  孙武没有现代医学知识,也没有显微镜,看不到病原体,只能用阴阳调和解释。

  军营是临时性城市,城市是永久性军营。早期城市中的传染病流行,是军营之中瘟疫的翻版。

  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人口数量增加,单位空间人口密度增加,或者说,城市化进程呈正相关的关系。社会分工的发展需要人类居住相对集中,社会分工的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为人类居住相对集中提供条件。那时,人类虽然逐步实现城市化,但是并没有实现工业化,或者,工业化程度并不高,是瘟疫猖獗的黑暗年代。

  农耕社会的城市经不起传染病的冲击。限制农业社会大城市规模的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农耕社会剩余产品不足,难以支持百万数量级的非农业人口集中生活在大城市,一方面是缺乏现代卫生系统,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自然界无法有效降解污水和生活垃圾,必然导致传染病流行,造成城市人口大批死亡。

  粮食问题可以通过运河等方法从远距离调运,粪便、生活污水和垃圾的问题则实在难以解决,这些粪便、污水和垃圾会污染水源、吸引老鼠、苍蝇、蚊子等动物,传播疾病。

  当时,长安人口达到百万数量级,是奇迹。

  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冲击人类社会的大规模瘟疫是鼠疫。有记载的鼠疫爆发起点在意大利。大批老鼠突然出现在城市,然后大批死亡,随后是人类大量死亡。

  运粮码头、面包房、谷仓、贫民窟,成为鼠疫高危地区。有谷物的地方容易吸引老鼠,贫民窟垃圾遍地,肮脏拥挤,没人打扫,同样是老鼠出没的地区。

  当时人们对鼠疫的解释五花八门,有上帝震怒说,有土地瘴气说,有体液失衡说,有恶人投毒说,就是没有鼠疫杆菌说。这也难怪,毕竟对当时的人来说,让他们理解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有点困难。

  按照上帝震怒说,解决方案那就是祈祷忏悔;按照土地瘴气说,解决方案就是火烧有瘴气的污秽之地;按照体液失衡说,解决方案就是调节体内平衡,类似中医调节阴阳五行,当时采取放血疗法;按照恶人投毒说,解决方案就是猎巫,抓投毒的嫌疑犯。

  各种方法都试了,然而并没什么卵用。还造成了若干不必要的伤害:烧毁已故患者的住宅,导致老鼠乱窜,加速周边邻居染病的过程;本身已经极其危重、生命垂危的病人,对其放血无疑加速死亡;抓投毒嫌疑犯,导致一些外乡人和流浪汉被冤枉打死……

  于是,人们求助于隔离,想使用人为减少人与人交流的方式抑制传染病的传播。

  《罗密欧与朱丽叶》之中,送信的修士因为封锁的原因没有把信件送给罗密欧,罗密欧不知道朱丽叶是假死。最终,两人先后殉情。莎翁使用当时的意大利鼠疫流行,各地采取防疫政策作为历史背景,把故事安排得天衣无缝。

  隔离政策和其他政策的效果差不多。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隔离人类,并不能阻断老鼠乱窜,只要不能阻止老鼠乱窜,就不能有效控制鼠疫扩散。其次,任何的隔离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所有人的同步隔离,否则生活过程停滞,社会崩溃,即使农村也存在必要生产活动和与之对应的人与人之间的必要的交往。完全、绝对的隔离,必然导致经济崩溃,物质基础不复存在。没有对应的物质基础,任何社会行为都会自动终止,隔离政策也不例外。再次,城市与自给自足的农村不同,所有人都难以长期在隔离状态下生活,一方面是生活物资匮乏,导致缺吃少穿,一方面是生活空间狭小,导致精神疾病。人类是需要一定生活空间并需要交流的社会动物。限制生活空间,切断社会交流,必然导致精神崩溃。此外,当时还有很多检疫人员利用隔离的权力以权谋私。

  即使不考虑老鼠的因素,也会知道隔离可以降低传染病流行的速度,但无法绝对切断传染病的传播——绝对隔离意味停止一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必然导致生产生活过程中断,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意味着政权的瘫痪和社会秩序的瓦解。所以,中世纪的欧洲反复遭遇黑死病的打击,死亡人数以千万计。考虑到当时少得可怜的人口数量,就知道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程度。

  贫穷加速鼠疫的传播。死者的衣物往往作为重要遗产分给亲友,上面往往有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当时的欧洲,大多数人没有养猫的习惯,老鼠自然登堂入室。

  在人类大规模使用煤炭以前,洗澡是奢侈行为,烧水所需的燃料(柴草、木材、木炭)相比当时多数人的收入,并不便宜。许多人以打柴为生(水浒传之中,拼命三郎石秀即以打柴为生),一担柴的售价即足以维持一个人基本的生活开支,可以从侧面反映农业社会燃料的价格。因为燃料昂贵,家庭主妇使用各种手段节约燃料(《金瓶梅》里,宋蕙莲因用一根柴火烧熟整个猪头而被称道)。许多人连烧开饮用水的柴火都舍不得,更遑论经常烧热水洗澡。中世纪的人们很少洗澡,自我安慰并为此找理由说是洗澡不利于健康,其实,说到底,是燃料太贵。

  在发现鼠疫杆菌和鼠疫传播机制以前,鼠疫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周期性袭击欧洲。一个城市,缺少必要的卫生设施,人口多到一定程度,老鼠多到一定程度,就容易爆发鼠疫。

  工业化社会以后,人类对抗瘟疫的手段不再是距离,而是科技与狠活。至此,人类使用工业化提供物质资源和科技手段,摆脱了周期性瘟疫的噩梦。

  今天,鼠疫并没有灭绝,但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了解了鼠疫的致病原因和传播机制以后,人类采取灭鼠、及时清理垃圾等方式切断鼠疫传播链。其他因素可能还包括并不限于,钢筋混凝土建筑取代容易打洞的木质建筑;老鼠难以钻入冰箱获取食物;生活条件改善以后,宠物猫数量增加;死者衣物不再作为重要遗产继承;煤炭被大量开采利用,燃料不再昂贵,洗澡成为日常生活习惯;肥皂、洗衣粉(液)、洗衣机的普及,使清洗衣物劳动强度大大下降(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俄国人如此热爱洗衣机);欧洲老鼠种群发生变化,更强壮、更怕人的褐鼠淘汰了原先更可爱、更亲近人类的黑鼠,或者说,大耗子取代了米老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活条件改善,生活习惯改变,鼠疫虽然与人类共存,但是再难威胁人类。

  鼠疫是以动物为媒介传播的传染病,控制这样的传染病,最有效的方式是消灭媒介动物。类似的传染病还有以蚊子为媒介的疟疾、黄热病,以虱子为媒介的斑疹伤寒、以钉螺为媒介的血吸虫病……

  清理污水塘,使用敌敌畏等杀虫剂,可以控制疟疾和黄热病。勤洗澡、勤换洗衣服,可以控制斑疹伤寒。消灭钉螺,可以控制血吸虫病。

  传染病的病原体必然通过某种媒介传播,而不是像癌症、心脏病或糖尿病那样由患者体内自生,否则就不是传染病。所以,控制传染病大致两种方式,一是切断传播链,二是研发特效药或疫苗。

  动物是传播媒介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水源、空气、体液和皮肤接触。

  许多疾病都是通过水源传染,水源是粪口感染的重要途径,包括并不限于霍乱、痢疾、脊髓灰质炎。其中,霍乱最恐怖。

  霍乱感染者上吐下泻,迅速脱水,血液变得极其粘稠,肌肉脱水后严重收缩,死者极其痛苦。《白鹿原》之中的那场瘟疫,冷先生所说的“两头放花”,就是霍乱。日伪时期,汪伪政权特务机关76号副主任、《色戒》中张秘书的原型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死,日本人使用的毒剂疑似是特意培养的高毒性霍乱毒株。李士群中毒后严重脱水,死后尸体萎缩如同未成年的孩子。

  霍乱的主要传播方式是粪便污染水源。农村一家一户使用旱厕,每家粪便总量有限。此外,村中往往有收集雨水的污水坑。如果旱厕和污水坑与水井距离较远,相对安全一些。为了维护水井清洁,一些村子还有公约,不能在水井周边倾倒污水和垃圾。如果一个村子爆发霍乱,除非患者去其他村庄排泄,否则也难传播。所以,在农业社会,人类对粪便和污水缺乏净化、消毒意识。

  进入城市以后,问题发生了变化。由于城市人口密集,旱厕、污水坑和水井密集分布,旱厕、污水井中的霍乱弧菌很容易渗透到水井中。由于城市不是熟人社会,民俗乡约没有约束力。个别主妇为了方便,甚至在水井边清洗衣物,污水顺手泼到路边。1854年伦敦霍乱的0号病人是一名婴儿,婴儿母亲清洗尿布后,直接把污水倾倒在水泵旁边。

  霍乱得到控制,与工业化以后,城市普及消毒后的自来水、铺设下水道、采用抽水马桶有关。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至少要喝烧开的水,食用熟食。霍乱容易在夏季爆发,除了夏季温度较高有利于细菌繁殖以外,也与人们在夏季喜欢喝生水,食用未经烹饪的生鲜食品有关。

  自来水、下水道、抽水马桶、燃气的正常运转,以及养成饭前便后洗手,不乱泼乱倒污水,不随地大小便,吃熟食喝开水的习惯,抑制了霍乱和许多类似传染病的传播。被洪水淹没、污水四溢的地区,战争中自来水和燃气被切断的地区,都是潜在的霍乱爆发区。

  许多病原体都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气溶胶传播,来实现空气传播,包括肺鼠疫和结核。

  肺结核曾经在许多国家流行。患者时好时坏,从染病到死亡,可能会拖延很多年。武田信玄、莫扎特疑似死于肺结核,咸丰皇帝、冲田总司、肖邦、契柯夫、萧红……死于肺结核,名单很长。

  许多才子佳人都死于肺结核,肺结核患者脸色苍白消瘦咳血,犹如风中随时凋谢的玫瑰,让人怜惜。肺结核一度成为文艺范的象征,于是许多文艺作品安排角色死于肺结核给他们一个凄美的结局,比如,林黛玉、茶花女……当然,还有鲁迅的小说《药》中的华小栓。

  肺结核的传播与大量人口生产生活在逼仄的空间、空气污浊、患者随地吐痰、营养不良、过度劳累、缺乏特效药都有关系。

  当年患上肺结核等于患上癌症,今天肺结核虽然没有灭绝,但是威胁性已经大大降低。多数人的居住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住所宽敞、向阳、经常通风,不必生活在阴暗潮湿、空气污浊的狭小空间;经过普及教育和宣传,多数人已经养成不随地吐痰的习惯;农业发展,大多数人的营养水平大大改善;大多数国家依法施行8小时工作制,血汗工厂人人喊打。

  此外,抗生素的出现为抑制肺结核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抗生素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抗生素出现以后,人类才有了有效对抗细菌等病原体的对抗手段。

  除非少数情况,如晚期艾滋病患者,大多数情况下,结核病已经难以威胁到人类。

  但是,对抗没有细胞结构的病毒,人类缺少像抗生素一样有效的手段。这也难不倒人类,人类发明了疫苗。

  天花曾经是仅次于鼠疫的,造成巨大死亡数字的病原体,可以通过飞沫和直接接触传播,如今已经灭绝。

  英国医生爱德华在18世纪末发明了牛痘免疫,种牛痘成为人类最有效地对抗天花的手段。实际上,在此之前,人类已经发明了种人痘防疫天花的办法。用一根棉线沾染轻症天花患者的痘疮之中脓液,切开种痘者皮肤,并将棉线埋入,种痘者就能获得免疫能力。人痘相比牛痘,有较高的危险性。

  类似的还有狂犬病。截至目前,狂犬病一旦发病,死亡率100%,人类无法消灭所有的狂犬病宿主,但是人类发明了狂犬病疫苗。

  疫苗并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病原体都能发明有效而稳定的疫苗。变异速度快的RNA病毒就难以发明长期稳定有效的疫苗,比如流感病毒、艾滋病病毒和冠状病毒。不仅如此,在疫苗制作过程中,还曾经发生过事故。比如,美国在普及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疫苗病毒没有灭活,导致注射者感染并发病的事故。对那些因此感染并残疾的患者来说,也许当初不注射疫苗是更好的选择。

  对这些没有特效治疗方式的传染病没有必要过度恐慌。与鼠疫、天花、霍乱、肺结核、黄热病、疟疾、斑疹伤寒相比,这些疾病的传播性或毒性不值一提,且不稳定。须知,鼠疫、天花、霍乱这些传染病完全不用模棱两可的相关死亡率,直接死亡率即达到两位数,甚至接近100%。此外,采取限制其他传染病的方式,同样能有效限制这些传染病的传播。

  传染病的爆发与人类生活方式有关,控制传染病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如同灭鼠、提供清洁的饮用水一样,要彻底抑制通过飞沫和气溶胶传播的呼吸道疾病,要么大幅增加城市居民的个人空间,把城市人口疏散,实现地广人稀,要么人人佩戴防毒面具。这两点都不现实。除非某种传染病传染性和致死率极强,否则,采用这样的手段切断传播链,必然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得不偿失。

  分工合作、工业化推动生产力发展,为人类抵御传染病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权利的提升,传染病的危害呈显著下降的趋势。

  这方面,中国尤其显著。解放以后,新中国发动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第一版: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第二版:老鼠、臭虫、苍蝇、蚊子;第三版:老鼠蟑螂、苍蝇、蚊子);改善劳动者住房;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劳动者营养水平提高;普及自来水;在城市铺设下水管线;推广燃煤;兴修水利,改造污水塘;改造农村旱厕;普及牛痘和卡介苗;消灭钉螺、血吸虫;宣传饭前便后洗手、不随地吐痰、喝开水、吃熟食、少吃生冷食物、勤洗澡、讲卫生等生活方式;鼓励体育锻炼,增强全民免疫力;推广妇幼保健,鼓励在医院生产,避免产后风;普及基层卫生所;改造妓女、限制婚外性行为、打击卖淫嫖娼;打击吸毒……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公共卫生状况,限制了传染病的传播,延长了中国的寿命。

  目前,中国人的主要死亡原因已经不再是传染病,而是中风、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各种内源性疾病。

  灭绝传染病则极其困难。截至目前,人类成功灭绝的传染病只有天花。人类能够灭绝天花有两个条件:天花除了人类没有其他宿主,人类发明了稳定有效的疫苗或特效药。没有其他宿主,只要彻底消灭人类体内的病原体即可。如果存在其他宿主,或者病原体可以在其他物体表面长期存活并有传染性,那么灭绝病原体的工作量将呈几何级数增长。人类发明了稳定有效的疫苗或特效药,可以消灭人类体内的病原体。如果无法彻底消灭人类体内的病原体,只能抑制病原体繁殖,使之到一个较低的水平,那么灭绝病原体的工作将无从谈起。

  生产力发展为人类生活集中和在更大范围交流创造了条件,人类生活集中和在更大范围交流推动生产力发展。人类生活集中和在更大范围交流既为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克服这些传染病提供了物质条件。人类可以通过消灭传播传染病的动物、饮用清洁饮水、食用熟食、加热杀菌、养成良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减少不安全性行为、改善居住环境、使用抗生素、注射疫苗等方式抑制传染病的流行。截至目前,只有天花被灭绝,但是绝大多数传染病已经无法威胁人类总体健康,人类寿命大大延长。

  按照目前的趋势,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内源性疾病已经逐步取代传染病,成为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人类社会聚集分工合作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压倒了传染病病原体传播的力量。另一方面,以目前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只能做到限制传染病流行,无法灭绝绝大多数病原体,除非这种病原体只以人类为唯一宿主,且有稳定有效的疫苗或特效药。病原体是否可以被灭绝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取决于人类的行为,而是病原体是否具有这样的内在属性。

  理论上,如果传染病不存在其他传播方式,切断所有人之间的交往,让每一个感染者痊愈或死亡,最终可以消灭传染病。现实之中,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功能停止,暂停社会化大生产,每个人都变为独立的自然人。每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都要成为鲁滨逊,完全自给自足。这显然不现实。且不说不是所有人都具有鲁滨逊所掌握的独立求生技能,就是每个人都像鲁滨逊那样生活,地球的表面积亦容纳不下现有的所有地球人。鲁滨逊的生活方式,是采摘渔猎社会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下,每人需要若干平方公里的领土,否则就不能收集足够多的食物。地球陆地总面积是1.49亿平方公里,其中还包含南极洲、撒哈拉沙漠、西伯利亚冻土带等大量不适合采摘渔猎的土地。如果所有人都回到鲁滨逊的生活方式,地球能容纳的人口总量很难超过千万,至于生活质量就更不用说了。以地球现有资源,能养活现有80亿人类的唯一生产生活方式,是社会化大生产以及与此相对应的高度分工合作的工业和农业。在一段时间内,彻底切断所有人与人之间交往,以现有生产力水平、人口数量和地球资源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所以,即使某种病原体像天花一样,只有人类这一唯一宿主,要消灭这种病原体,也要有可靠而稳定的疫苗,而不能采取切断所有人之间往来的方式。

  何况,现实之中,很多病原体还有其他宿主。有些病原体不但能在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传播,还能在人与物之间传播,即所谓的物传人。这种情况下,理论上不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要切断,人与物之间的联系也要切断,直到物体表面的病原体死亡或失去毒性为止。我们不能把生活之中接触的每一件物体都进行检测或消毒,这显然不现实。

  对传染病的防疫,其实都是在改善公共卫生与保持社会生产水平之间寻求平衡。如果一种改善公共卫生的手段严重影响社会生产,那么这种手段就不是最优手段。只有保证一定的社会生产水平,才能保证整体的公共卫生水平。保证公共卫生水平,需要充足的能源、燃料、粮食、药品、消灭害虫所需的毒药、运转正常的基础设施、全民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宽敞明亮通风良好温暖舒适的住所……要获得这些条件,首先必须维持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运转。

  贯彻任何一项意志,都需要有对应的物质基础。实现某种目标的成本和对社会生产的影响达到一定程度,则成为不可完成的任务。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人类即使了解传染病致病机理,也难以有效控制传染病传播,保证多数人健康。如果生产停滞,生产规模大幅萎缩,物质基础按崩溃,人类社会无法维持,届时鼠疫、霍乱、肺结核等已经被控制的传染病将卷土重来。

  黑死病时代,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无法采用距离限制传染病传播,人类又不具备生产发展以后的能提供的防疫所需的物质资源和科学技术,是瘟疫传播的恐怖年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在战乱地区,生产停滞,基础设施失灵,有现代的人口密度,却没有工业化的物质基础,那是古代军营和城市瘟疫猖獗的黑暗年代的复活。在那种环境中,大多数人不是死于战火,而是死于饥饿和传染病,古代军营和城市中瘟疫肆虐毫无二致。

  工业化时代的人口密度已经不能采取地广人稀的方式对抗瘟疫,必须采用科技与狠活。人类的整体健康与维持社会化大生产循环密不可分。人类最终必然是以某种可控的成本,达到某种最优效果。

  由于大多数病原体都不具备类似天花病毒的条件,难以可控的成本将其灭绝。曾经有说法认为,即使爆发核大战,人类全部灭绝,老鼠、蟑螂亦有机会存活下来。如此考虑,寄生在这些动物身上的病原体存活的概率同样不小。即使制度这样的成本,亦未必能灭绝各种传染病病原体。所以,在目前的生产力条件下,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最优效果都不意味着灭绝病原体,而是抑制病原体传播,并与之共存。

  因此,截至目前,人类与之共存的微生物和生物,包括并不限于:鼠疫杆菌、霍乱弧菌、黄热病毒、痢疾杆菌、流感病毒、梅毒螺旋体、伤寒、结核杆菌、狂犬病毒、艾滋病毒、破伤风杆菌、炭疽杆菌、各种肝炎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白喉棒状杆菌、淋病奈瑟菌、幽门螺杆菌、A组溶血性链球菌(猩红热)、各种肺炎细菌(病毒)、各种脑膜炎细菌(病毒)、疟原虫、跳蚤、虱子、臭虫、蟑螂、蚊子、螨虫、蛔虫、苍蝇、老鼠……

  对某些特定疾病的恐慌是不必要的,甚至为此支付生产力下跌的代价亦不是最优选择。

  历史上看,推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提高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营养水平和身体素质,普及基本公共卫生教育和设施,是提高整体健康水平,抑制传染病传播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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