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年来，公务员报考热持续升温，坊间甚至有“宇宙的尽头是体制”的俚语。但与居高不下的公务员报考热不相匹配的是，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群体，特别是青年公务员群体的真实境况仍知之甚少。而近年来媒体不时报道少数80后、90后公务员涉案被查，使得这一群体也开始面临社会压力。
本文基于对基层青年公务员群体的实际调查和案例分析，指出：作为经过层层选拔的优胜者，基层青年公务员具有“中坚青年”的特征，这一群体综合素质高、受教育水平高，但也面临更激烈的职业竞争。被公众经常忽略的是，基层青年公务员处于科层体制末端，时常陷入工作与家庭的两难选择，面临三重困境：第一，公众对公务员传统形象的认知，与基层青年公务员的现实工作现状，普遍背离；第二，基层青年公务员的薪资待遇与生活压力失衡，导致这一群体陷入不同程度的现实困苦；第三，基层青年公务员晋升空间有窄化趋势，导致其职业理想与现实环境之间出现不同程度的落差。
为此，作者认为，青年公务员群体面临自我重构的现实任务，一方面需要通过职业认同推进自我重构；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再造社会关系，理顺青年公务员群体的社会身份，使得青年公务员群体真正成为“中坚青年”。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11期，原题为《沉默的中坚——基层青年公务员的特质审视、现实困境与自我重构》，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沉默的中坚——基层青年公务员的
特质审视、现实困境与自我重构
▍问题的提出
根据代际社会学理论，“中坚青年”指夹在“前浪”与“后浪”中间的一代，或可称作“三明治一代”。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中坚青年”则是一个社会主流文化的继承和守护者，类似于布迪厄描绘的“国家精英”。及至后现代社会，传统价值被解构和祛魅，种种亚文化现象在青年群体中大行其道，“中坚青年”的社会形象和话语范式都面临挑战，在大众传媒尤其是虚拟化的网络世界中逐渐失语。但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中坚青年”仍旧是社会前进的砥柱力量。不同于以消极方式或娱乐心态对待社会竞争的“丧一代”和“佛系青年”，“中坚青年”是以坚韧实干的姿态对待重压的沉默担当者。
鉴于基层公务员的遴选机制、综合素质和工作状态，“中坚青年”一词用于该职业具有极强的妥适性和典型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表明，截止到2016年我国共有719万公务员，县以下机关单位公务员人数约占60%，乡科级及以下人员大约占76.7%。在基层公务员队伍中，80后、90后已成为新的“中坚”。因为在公众视线里，公务员职业“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社会地位高”，再加上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作祟，公务员报考热一浪高过一浪。毋庸置疑，社会各界对公务员的职业形象存在刻板印象，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基层公务员大多面临工作生活压力大、工资低、晋升难、疲于应对人际关系等问题，深陷“活多、人少、待遇差”的现实困境，而自身素养和职业特性又让他们习惯性沉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离不开广大基层公务员在治理末端的努力。基层公务员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最直接、最密切，对处理解决人民工作和生活中的基本问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改革全面深化，公共事务不断增多且越发复杂，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基层青年公务员这一“中坚”群体。本研究团队深入基层青年公务员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场景，在四川、重庆、河南三地选择20名基层青年公务员展开调研。研究者采用语音采访、面对面交流和参与观察等多种方式，对受访者的入职动机、工作具体内容、职业、薪酬满意度、工作困境、生活困扰等内容进行全面了解，以期全面审视基层青年公务员的群体特质和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该群体的自我重构。
▍基层青年公务员的“中坚”特质探析
当下“中坚”一词带有强烈的政治学、社会学色彩，常常与社会群体或职业连用，如“中坚青年”“中坚农民”等。概言之，社会“中坚”是推动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力量。青年天然扮演着破旧立新、勠力改革的特殊角色，因此“中坚”和青年的结合实属自然而然。
1.何谓“中坚青年”
从概念学的视角来看，“中坚青年”具有两重含义:一是“中”;二是“坚”。“中”是指年龄和年代上的“中间位分”，社会内涵则指向施瓦茨(Schwartz)于1979年提出的“三明治一代”。相较于其他世代，“三明治一代”需要同时照顾两代人，仅维持日常生活就消耗了他们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东方文化坚持伦理本位，强调百善孝为先，照顾父母、养育子女更是成年子女的天然义务。“中坚青年”概念的第二重内涵是“坚”，意为坚韧坚强。
“中坚青年”生活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面临严重的“内卷”态势。在欧美社会，“三明治一代”面临着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难题，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与精神压力。在中国，2021年8月3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于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发布会上谈到，大城市70%新市民青年人租房住，面临买不起、租不好房的现实难题。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强面对困难、积极寻找出路。如2020年的《“中坚青年”网络行为报告》所言:“虽然有诸多抱怨和焦虑，中坚青年仍然会坚强地扛过一个一个难关，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成为更好的自己”。2020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时代青年成长为中国社会中坚力量》的文章，不仅高度赞扬了青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役中的优异表现，而且指出当代“中坚青年”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必将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奉献者。
从代际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中坚青年”属于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的新生代，而且代表了这代人的特质。中国的80后、90后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力量，相对前辈而言视野更开阔、文化更自信、价值更多元。80后青年享受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福利，是互联网使用的先锋群体，代表着中国新生代的崛起，也承受着社会经济节奏剧烈变化带来的重重压力；90后作为新生代的新主流，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社会氛围更加宽容，是真正的互联网一代。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80后、90后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新生代文化素质和信息技术水平普遍较高。受教育扩张之惠，新生代实现了人才质量的整体提升，2020年全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3.8年，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53.5%。“中坚青年”是新生代的优秀代表，他们身上也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
从社会分化和分层的视角来看，“中坚青年”广泛分布于各个职业、领域和地域，尤其是在一些政治觉悟、思想意识和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的职业与行业，譬如公务员、医生、教师、军人等。“中坚青年”可以是热心社区事务、关心社区发展、积极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中坚居民”;也可以是长期生产生活在乡村，主要经济及社会关系在农村，依赖与服务乡村的“中坚农民”;更可以是扎根基层奉献青春的“中坚公务员”。基层青年公务员主要分布在县城与乡镇，包括长期生活在农村且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也包括通过公务员考试来到基层工作的新青年或大学生村官。基层岗位直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直接面对群众的日常需求，不仅对个人综合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而且还需要更高的服务意识与奉献精神。
2.基层青年公务员的“中坚”特质
职业和身份皆是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反映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对身份的认同表征着对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合法性确认，包括了社会角色、职业地位、权利和义务履行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是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是人民的公仆”。从我国公务员的社会身份和政治责任可以看出其源于马克思主义公仆思想，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觉和社会责任。
基层青年公务员之所以被视为“中坚”，首先因为综合素质高。从公务员报名与录用情况来看，该群体具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政治素养突出。《公务员录用规定》明确指出要“突出政治标准”，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0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中也同样强调报考公务员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与道德水平”，现实中录取的公务员也多是出身良好、政治可靠并长期在学习工作中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
二是受教育水平高。以重庆市为例，近年来各区县公开考试录用的公务员，学历绝大部分都在本科及以上，近半数具有重点大学甚至研究生学历，并且这一数据还在逐年增加。武隆区2021年度公招公示拟录用公务员共计52名，其中，有本科学历45名，硕士研究生5名，专科生2名;潼南区2021年度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共计33名，其中，硕士研究生4名，本科生28名，专科生1名。自2010年以来，北京大学有2200余名毕业生通过选调生政策在祖国各地基层工作;2021年，北大选调生签约人数更是突破800人，较去年增加近60%，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以上数据充分证明了基层青年公务员的受教育水平。
三是竞争激烈。“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1511985人报考，成功通过审核人数1402940。平均竞争比约为54.53∶1，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16140人，增幅8.3%”。居高不下的公务员报考热，背后反映出公务员竞争力度之大、入职之难。公务员录用须通过公开考试、体检、考察、试用、纪律与监督等层层考核，每一环节都极为严格。客观地讲，公务员考试与高考堪称我国最公开、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
其次，基层青年公务员的工作压力大。基层公务员处于科层制的末端，作为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中坚力量，青年公务员深入群众，承担各项政策落地落实等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无论是在脱贫攻坚、建设小康社会的民族复兴征程上，还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救灾抗洪等突发灾难面前，都能看到基层公务员舍己为人、奋勇争先的身影。并且，多数基层青年公务员还面临着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困境。即便如此，大多数基层青年公务员仍然坚守工作岗位，将个人的理想信念与青春融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切实肩负起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展示出极高的公共价值取向。
基层青年公务员群体清晰体现了“中坚”特质，其与群众接触最广泛，是国家履行公共管理职责和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群体行为会影响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及其合法性的认知，其工作状态对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的执行落地和政府的行政效率提升至关重要。
▍基层青年公务员的现实困境
调查发现，根据家庭背景与职业追求，基层青年公务员可分为三类:一是具有职业抱负、热爱国家的理想情怀，以求通过为国效力、为人民服务来实现人生价值者，这部分人大多具有较好的家庭出身，同时也包括一些天资卓绝的寒门英才。二是追求公务员这一职业“福利待遇好、稳定性高”，主要出身于家境普通的农民、工人家庭。三是遵从“辈出现象”，追求“社会地位和晋升空间”。这三类人群从事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动机具有较大差异，面临的生存困境也不尽相同，但在核心问题上具有一致性或相似性。
1.职业感知与公众认知的背离
多数受访的基层青年公务员，从他们的职业动机都可以看出较高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信念。多位访谈对象认为，成为公务员可以实现人生价值，在基层既能发挥自己所长，又能通过为群众、为社会办一些实事，将个人的发展与时代、与国家结合起来获得人生的价值和成就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访谈对象K特别指出，自己曾参与解决贫困地区青年创业技术和人才难题、脱贫攻坚工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城提质、“党晖温暖”双十行动，并取得良好成效，获得了帮扶村庄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具有较高的职业成就感。
接近半数受访者，尤其是90后受访者，认为公务员这份职业能更好地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在具体的工作中能深切感受到工作的价值感、荣誉感和获得感。公众对公务员这一职业的认知与认可度是基层公务员建构职业价值的坚实基础，基层青年干部只有在与公众直接互动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对自身职业声誉的切身感知。就调查的情况来看，公众对公务员传统形象的认知与基层青年干部的现实工作现状普遍存在背离现象。受主观经验和惯性思维的影响，大众倾向于将公职人员视为具备特殊权力与社会地位者，部分人对公务员的印象还是“上班喝茶看报、福利待遇高、拥有特权”。
但当前的真实情况是，80后、90后基层青年公务员大多面临着艰巨繁杂的工作任务、竞争激烈的考核评价以及不断窄化的上升空间。公众认知与自我感知的背离，导致基层普遍出现“身心俱疲的干部与仍不满意的群众”这种尴尬局面。访谈对象F，33岁，从事过法院书记员、基层人民警察、其他行政执法、纪检监察等岗位。认为很多群众对公务员的工作性质和具体事务一知半解，感觉公务员就是高高在上、吃皇粮的、拿着纳税人的钱不干事的。在日常工作中，也曾与群众发生过冲突，按照法定程序没有为群众办成事情，加上自己生硬的态度与语气，该群众当初就电话举报F贪污受贿，是黑恶势力保护伞。工作生活的沉重压力与公众的错误认知，让基层公务员面对工作矛盾时常常有口难言。作为媒体口中的强势群体，他们在面对舆论压力时更倾向于集体沉默。久而久之，这种集体失语可能磨灭基层青年公务员服务群众、奉献于党的初心与热情。
2.薪资待遇与生活压力的失衡
对于大多数基层青年公务员，“父母的赡养、子女的教育、高昂的医疗和房价”是他们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为减轻生活压力，个别基层青年公务员甚至在休息日兼职送外卖。根据被访谈对象的相关陈述，他们为缓解结婚、还房贷和养育子女等生活压力而利用周末时间兼职工作的情况并不罕见，但他们的难处却无法得到理解和支持。访谈对象C，35岁，研究生毕业于一所211大学，曾从事过个体经营。举例说，身边曾经出现过一位同事在下班后去商贸中心广场摆地摊卖袜子、首饰来减轻生活压力。但后来被人举报，单位纪委书记以保持公务员清廉形象为由找其谈话。此外，还有一位青年民警因结婚、生子、还房贷等压力利用周末不值班的休息时间开滴滴，也被单位领导劝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出台约束公务员行为的各项禁令，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基层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普遍降低。
访谈对象C认为随着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等一系列约束公务员行为的“禁令”，公务员体制内的福利待遇大幅度消减，聘任制、问责制的推行增加了职业竞争压力，公务员职业的优越性也变得不显著。基层工作烦琐、晋升空间狭小让公务员群体的职业倦怠随着从业年限不断增加。基层公务员作为党和政府发挥行政事务管理与执行职能的中坚力量，生活与工作的多重角色压力让他们出现了角色冲突或角色超载的情况。80后、90后的基层公务员已处在而立甚至不惑之年，对上要赡养年迈的父母，对下要抚养正在成长中的子女。尤其是下一代的教育质量水平，与家庭幸福感紧密相关，深刻影响着家庭的和谐度、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近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深受资本市场影响，相当一部分公立学校将教育资源商品化，各类私立学校和培训机构更是大肆散播教育焦虑、提升教育成本。在高昂的房价与内卷的教育面前，基层青年公务员的工资愈发捉襟见肘。访谈对象G，37岁，中共党员，在市教育局监察室、办公室、法规科工作至今，认为自己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和“房价高、消费贵”等生活难题，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社会保障和较高的房价是让他感到现实困苦的主要压力源。
3.现实环境与职业理想的落差
入职后的心理落差和窄化的晋升空间，是当前影响基层青年公务员职业满意度的内在因素。80后、90后是在强调“平等性、法制性、规则性、公正性”的体制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更期望建立良性竞争、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模式，对通过关系运作谋求职务晋升的现象普遍持批判态度。全体90后访谈对象不约而同地认为，不同于老一辈中规中矩的做事风格，80后、90后思想更活跃、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他们做事目标明确，追求效率，厌恶官场上的裙带关系，凭能力做事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
“熟人社会”的传统社会关系理念曾经深刻影响公务员的职业生态，“凭亲疏、重经验、看喜好”的关系逻辑一度盛行，党的十八大之后虽然被明令禁止，但在基层仍有生存空间，这让青年公务员强烈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此外，现行的职位职级并行制度也难以满足基层青年公务员的晋升追求。所有受访者都直接或间接表示，相对于职级他们更看重职务晋升;虽然级别晋升能够带来工资上涨，但政治待遇与工作权限才是青年人更在乎的事情。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基层青年公务员担任领导职务者仍是凤毛麟角，靠职级晋升获得薪资增长的激励方式与其从业初衷不相符合。窄化的晋升空间逐渐消磨了基层青年公务员对工作的信心和激情，导致工龄较长但晋升无门的80后普遍出现职业倦怠感。访谈对象B，80后，认为周围同事确实出现了职业倦怠现象，主要原因是工作单一枯燥、重复率高，升职空间小、培训机会少。更值得关注的是，此类基层公务员往往还要处理庞杂烦琐的扶贫、防汛、群众信访等各项事务，他们对部门职责划分不清、下派任务不考虑基层承受能力和实际情况的现象极为不满，由此进一步导致工作状态欠佳。访谈对象A，24，本科毕业，先后在税务大厅、纪委巡察组从事相关工作。该访谈对象认为与群众沟通是基层工作开展的首要难题，面对群众必须有耐心，沟通要讲究方式方法，遇见无理取闹、故意找事闹事甚至殴打基层干部的群众，为了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只能选择忍耐再忍耐，努力克制自己的七情六欲;在各项工作中写材料极具挑战性，但这也是基层各部门公务员必须具备的能力，被领导要求修改材料多达十次是常态。
▍基层青年公务员的自我重构
基层青年公务员作为新生代的代表，其“中坚”特质和现实困境都很明显。关于如何解决此问题，加强公务员薪资待遇、晋升空间、激励机制等建议对策已是老生常谈，但从自我认知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所展开的讨论还不充分。新时代的工作环境已经出现显著变化，中央政府正在着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打击金融资本市场和教育文化领域的乱象。身为主流价值观的切实践行者和广泛接触群众的一线工作者，基层青年公务员有必要“风物长宜放眼量”，从个体认知、社会关系与舆论形象等方面进行自我重构。
1.加强具身认知
具身认知理论指出，人的认知与其所处的环境以及身体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个体的行为模式和举止行动会通过生理体验影响个体的自我认知，理论扎根实践才具有意义，认知也是为行动的。该理论强调“在行动中反思”和“在反思中实践”来建构行为习惯进而影响思维模式。具身认知理论也有着坚实的社会学理论基础，反映了社会人对身体状态、职业分工、价值认同、道德认知的社会反思，可追溯到马克斯·韦伯的职业精神论和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基于具身认知及其社会学理论根基，基层青年公务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自我重构。
首先，职业认同的自我重构。新时代的公务员职业和公共权力的使用已发生巨大变化，更讲究理想信念和服务意识，这是当前基层青年公务员新的政治身份属性。加强具身认知有利于基层青年公务员调整自身意识和行动，从而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服务意识。从意识层面来看，基层青年公务员当前面临的困境往往来自现实中的无谓对比和对未来的过高期待，前者容易导致心态失衡，后者则会出现心理焦虑。对此问题，基层青年公务员需要拓展眼界，从经典学习中获得心灵滋养，从社会分析中判断发展方向，从而获得真实的自我认知和准确的未来判断。从行动层面来看，基层青年公务员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官僚制度的影响，存在公共权力使用不当的问题，这也是导致社会大众误解和疏离该群体的主要原因。因此，基层青年公务员更需要正确认识和使用公共权力，在实践中揣摩和总结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经验，以此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提升生活的幸福指数。
其次，社会身份的自我重构。青年公务员群体是当今青年中的优秀代表，在学历、能力和社会形象上都有着显著优势。马克斯·韦伯曾提出，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和领导方式对组织成员的工作动机和工作行为具有重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政治社会学家伯恩斯也指出，领导者必须能够激发追随者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目标。相对于基层群众而言，青年公务员就是他们能够最直接接触到的公共事务领导者和群众活动组织者。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基层青年公务员面临更加复杂的工作环境，面临着社会身份认同危机和职业价值认同碎片化的困境，因此更应当积极进行社会身份自我重构。基层青年公务员既是“政治人”，也是“社会人”。群体的行为模式与文化价值理念会深刻地影响个人对事物的感知，青年公务员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代青年群体中一些普遍赞同或流行的价值观念影响。但公务员身份又决定了其必须肩负更大的责任、履行更重的义务。在“丧文化”“佛系青年”“躺平主义”“内卷”“鸡娃”一度充斥网络空间的背景下，基层青年公务员必须在一件件、一桩桩身体力行的无私付出中提升自身的职业成就感与认同感，在与社会其他群体的交往和社会管理服务中强化自我效能。
2.再造社会关系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在感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作为组织成员，公务员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作为社会个体，他们也具有社会角色的利益和责任。如果多重身份角色冲突，缺乏有效的压力输出路径，就会导致非正常人际交往乃至人际冲突等问题。若要解决此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和谐组织关系。以国家法令和政令对待同事关系，公私分明，把握原则。本研究多位被访谈者都提到，以人情交往为主、难论实力的隐形提拔机制是让他们感到职业倦怠的重要原因。在传统体制影响下形成的组织内部间的上下级关系，可能会使下级行事习惯性地参考上级的观点与意见。就新时代的制度环境和社会风气来看，上下级公务员虽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必须遵循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因此，基层青年公务员需要建立法制意识和法律思维，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的同时，避免凡事唯领导意见是从的倾向。当然，各级政府也应当通过立法来制定公务员的共同行为准则，促进公务员上下级人际关系实现良性互动，营造互相尊重与理解的工作氛围。
其次，理顺家庭关系。家庭关系的协调是提升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基层青年公务员作为中间一代承担着父母、子女、配偶等多重角色，因此也即意味着多重责任。一方面，基层青年公务员必须正视自己肩上的责任与义务，明晰作为父母与子女两种不同角色的内涵与要求，清晰定位角色位置;另一方面，实现家庭角色与职业角色的有效转换也是提升基层青年公务员职业幸福感的关键步骤。基层工作时间长、任务重一直是阻碍青年公务员角色转换的主要原因，当前人社部已明确指出奋斗不是用人单位压榨劳动力的说辞，“996”“007”都属于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以此为契机，基层青年公务员应当及时转换思维，依法维护权利。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应当为公务员休息时间的范围留有伸缩余地，同时健全行政内部救济与司法救济双通道，为基层青年公务员权利申诉提供有效渠道，切实改变基层公务员“白加黑、5+2”工作现状，帮助基层公务员回归家庭，平衡工作与生活难题。
最后，优化交际关系。当前，在强调严密的权力等级的科层制结构体系中，沉默慎言成为公务员体制内部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和话术范式，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被放在显微镜下的基层公务员在与群众以及媒体交流时的组织外沉默现象也日益突出。和谐的人际生态系统对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绩效和职业归属感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公务员体制中沉默慎言的组织文化不利于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互联网不应该成为公务员构建和谐交际关系的阻碍。一方面，基层青年公务员应学会利用互联网构建拓展人际关系的渠道与深度;另一方面，组织内部也需要坚持因人择事原则，以工作能力为导向，以理性准则为指导，明确划分组织成员的权责义务，使各组织成员都能各尽其责，建造以信任为基础的交际生态圈。
3.转变话语范式
在信息时代，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因其便捷、高效、开放的特点受到了广泛欢迎，但也出现了“流量为王、以谣牟利”的不良现象。一方面，部分媒体借助“体制优势、特权阶层”等标签强化公众对公务员的刻板印象，凭经验夸大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形象，极易让大众形成形式主义的负面认知。另一方面，公务员群体矜持自守的话语范式也越来越不适应需要即时做出诚挚回应的社会需求。沉默螺旋理论认为，当想法与主流大众的意见相背离时，个体会产生孤独感，而与孤独感相伴的不被人赞同的恐惧感又会进一步阻碍和影响个体意见的表达，最终形成单一观念主导舆论的局面。受消费主义文化影响，青年群体选择以即刻的物质享受来逃避现实生活的压力，这对当代主流价值观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基层青年公务员作为当代主流价值观的主要弘扬者和守护者，必须打破沉默困境，要通过自我互动、自我审视对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判断，形成对信息的正确认知和合理传播。公众对公务员职业形象的固有认知，会影响其处理公务员信息的初始印象。因此基层青年公务员必须建立兼具高活跃度和高信任度的公众形象。一方面，应主动面向服务对象，借助网络平台推出便民服务策略，同时积极报道能代表公务员整体形象的、为人民做实事的基层青年干部的正面案例，帮助大众深入了解基层青年公务员的生活难题与真实奉献;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的传播以高互动性、高反馈性、高灵活性、高自发性为主要特征，因此基层青年公务员的信息播报要更生活化、真实化和生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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