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何处去？

　　赵 磊(整理)

　　赵磊按：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走势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若以2015年为界，新一届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也经历了以供给学派为主，转向偏重凯恩斯主义的微妙变化。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组织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笔谈。参加笔谈的学者有：吴宣恭，李民骐，赵磊，朱明熙，叶劲松，戚桂锋，刘明国，鲁保林，易淼。需要说明的是：我对笔谈文稿做了某些删节，且未经本人审阅，在此一并致歉。下面是笔谈文稿，供大家参考。

　　西方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下去了

　　吴 宣 恭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

　　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走势日趋明显，2015年第一季度，GDP增长7%，创25年来最低纪录，鉴于不少基层的奉命虚报，实际数字恐怕还会更低。本来，在几十载连续高速发展之后，我国经济总量庞大，在此基数上增长速度稍为收缓也属于正常状态，对GDP的回落不必过于担忧。但是问题在于，这轮经济衰退却是由一系列不利因素导致的。主要是：外贸出口受自身竞争力下降和国际经济不景气所累增速遽降，分配严重不公、贫富悬殊、众多社会矛盾凸显，国内消费水平徘徊不前，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技术创新力量不足，房地产泡沫持续虚高不下，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活跃而实体经济资金紧缺，投资规模缩减且回报率不断降低，就业压力沉重，等等，加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市场欺诈、道德沉沦，严重危害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这些对今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如不加以缓释或解决，经济增速还可能进一步减退。令人遗憾的是，已经见诸报端的一些建议和措施，恐怕很难有效解决问题，改变经济日趋恶化的局面。且看：

　　有些学者漠视我国确实存在生产迅速增长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看不到内需不振的根源在于分配不公导致的广大劳动人民收入低下，将扩大内需希望寄托在大规模城镇化。殊不知城镇化是一个依托于产业化发展的自然过程。如果只靠行政支持，缺乏必需的产业聚集，就无法提供良好的就业条件和生活环境，不仅收入和消费水平不能提高，反而会产生许多负效应，如大量农民失去生存所依的土地，种种“城市病”丛生等等。

　　在经济走势下行时就业压力增大，保就业就上升为当前的要务。已见的解决建议之一是，避开国家大规模投资，以融资支持、税收减免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岗位，但是，这类企业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活动范围小，竞争剧烈;力量微弱，抗风险能力差，存活周期短，倒闭率和失业率偏高;更何况，依靠小微企业只能解决少数人温饱于一时，根本无法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经济，使我国耸立于世界之林。办法之二是，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自我制造就业机会。发动和鼓励创新是正确的，但应该是有组织的集体的社会化活动。个人势单力薄，缺少必需的技术设备，绝大多数只能生产低端产品，不能掌握核心资源，无法在社会上形成知识型技术创新体系，最终可能大多数沦落于小微企业的命运。

　　大量和惯用的建议是依靠私有制的积极性去改善社会经济结构和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但是，一些具体的措施却会引发更多的矛盾。诸如：实行“非禁即入”，广泛开放过去由国家垄断的行业，将削弱国家对重要行业和产品的控制力，同时会减少国家的收入;积极推行混合所有制，绩优企业首先上路，容易导致国有资产和利益的流失，不利于加强政府的监督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鼓励私人经营本为非营利性事业的医疗卫生机构，将明显增加病患者的负担，损及民生福利;推行政府购买私人经营的社会服务，无异于放弃政府应负的服务职能和社会责任，势必增大政府开支，影响财政的正常收支结构;放开私人资本组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本炒作的弊病将大于融资便利的好处，将松弛国家对至关重要的金融命脉的控制，不利于宏观经济调控。至于为了支持私有企业普遍降低其税负，更是慷公家之慨，助富人之私。

　　这些做法不仅要使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部门，连国民经济的重要、关键部门以及公共产品部门也要退出，实际上是全面实行“公退私进”、“社退资进”。如此而行，资本主义经济占据的地盘愈广，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就愈大，市场盲目无政府状态就会愈加剧烈，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就会愈加突出，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就会愈加严重，当前的经济难题就无法减缓，遑论解决了。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许多人奉为圭臬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使用过的模式，那就是完全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采取西方行之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如雇佣劳动制度和公司制)，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现成的不可再生的资源，获取尽可能高的企业效率，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值，在少数人迅速发财致富的情况下有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在改革初期可能发挥作用，取得一定的成效。因为，在起步阶段，我国经济还十分落后，人民普遍贫穷，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给予人们一点希望和好处，都能调动积极性，使生产以较高的速度发展，生活得到改善。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近14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想要在大大提高了的基数之上，凭借现有的生产组织形式，利用自有的或国外的不可再生资源，继续高速发展，让人民过上像发达国家一样的生活，已经不是时代所允许的了。我国经济难题频出，矛盾丛生，充分表明这种跟随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不更弦改辙就谈不上经济和社会的伟大振兴。这是因为：

　　第一，从资源供应看，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人口第一大国迅速发展、普遍致富的需求。存量和产量有限的自然资源历来都是世界各国争夺的最重要对象，竞争非常激烈。中国想要使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就得几倍发展生产，无论怎样强调资源节约使用，也要耗费比现在多出几倍的资源，这在国内显然无法充分供应。但是求助于国际市场，即使进口资源几倍涨价，要充分满足需求也困难重重。发达国家已经将一些重要资源视为禁脔(1990年G7就使用着全球能源的42.9%)，决不会容忍中国与他们分享。奥巴马就讲过：“如果人口超过10亿的居民过上澳大利亚和美国人现在同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有人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因为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受。”某些美国议员也不停地威胁要制裁中国对自然资源的争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对我国的资源贸易也有所忌惮。近年来，一些资源供应国被美国颠覆了，我国获得资源的途径被扰乱;有些国家则在美国的挑拨下，对我国在当地的开发出现不协调声音和行动，中国企业屡受冲击;许多新兴国家也需要大量资源，迫切希望分得杯羹。所以，我国如果勉强走这条道路，就要被迫参加一场巨大的资源争夺战，这对发达国家无异虎口拔牙，对发展中国家或后进国家而言，可能触犯众怒，这些都不利于处理好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困难为我国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从制度和生产组织看，追随西方的发展道路，建立的是以私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所鼓励的是个人主义，其动力和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实行的是分散的经济行为，依靠的是不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实际结果是少数人利用各种方式先富起来而多数人长期相对贫困，这些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继承这种发展方式不仅不能解决社会财富两级分化、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发展悬殊的局面，无法实现十几亿人民的共同富裕，也无法适应自力更生、有组织地大规模开发资源的创举。

　　第三，我国的货物出口在全球贸易中已经占有相当高的份额，国际市场无法继续支持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经济危机频仍，复苏缓慢，可能进入相对低速发展时期，市场容量扩展有限，加以这些国家纷纷进行“再工业化”，影响我国新兴产业产品的销路。发展中国家利用更低廉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形成强大的竞争力，与我国抢占市场。在这种新态势下，国际贸易摩擦增强，保护主义重新兴起，我国要保有目前的国际贸易份额已成难事，遑论扩大。因此，依靠国外市场支撑我国持续高速发展的传统模式道路越走越窄了。

　　第四，从生态环境看，我国跼促在约九分之一的国土上谋求跃进式发展，而听任中部、西部广大地域长期闲置(或者是资源掠夺)，造成沙石遍地，风尘漫天，水流干痼，植披退化，而且逐步危及东部地区。这种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完全不利于人类的健康生活，当前举国上下都看到这种灾害，开始付出巨大代价想办法加以缓解。但是，如果不转换发展思路，采取根本措施，只能是治标之法，无法根本改变这种环境，更不能化害为利，将华夏神州改变为绿水青山，风和日丽的沃野，十几亿中国人民也就不能享有世界前列的现代化生活。

　　所以，我国应该通过更为深化的改革，终止这种非持续和非协同性的传统发展模式，实行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亦即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多样化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努力减缓和消除由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矛盾，积极发挥国家组织经济的能力，充分利用举世无双的巨大人力资源和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大力开发可再生资源(而不仅是节约利用)，尽力改善生态环境，通过完善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改善生态、资源条件，实现华夏经济全面、持续的腾飞。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从事过发展改革部门工作的学者邓英淘，深感传统的发展模式不适合“大象”一般的中国，经过长期的实地踏勘考察，访问大量专家以及同水利部门座谈、研究，写了几本书，提出改变中国经济环境的重大设想。其中心是：利用以风能发电为主提供的电力，将西南高原相当于几条黄河的丰富水源，提升跨越横断山脉和巴颜克拉山脉，引流到西北和北方，灌溉辽阔的沙漠、戈壁和长期干旱地区，造出相当于我国现有的可种植地的、百万平方公里沃土(他称为“再造一个中国”)，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包括生物能源、生化制品的其他现代产业，提供充足的能源、生产资料和食物、日用品，解决过度依赖国外资源、大量进口粮食的问题，同时从养育森林和草原，涵养水土，改变中西部气候入手，进而根本改变中国的生态环境。

　　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创新构思，既可解决当前经济难题，又能造福万代，使中华真正地实现和平崛起，可作为我国转换发展模式的一个试验形式和组成部分。

　　首先，它有利于解决当前许多难题，如本文开头所提的，产能过剩、生活消费不振、出口形势恶化、国外资源供应紧张、新增人口就业艰难、城市房价涨势不止等等。因为，西部调水造地主要是垦殖工程，不仅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反而有助于消化产品积压;它纯粹是国内的自主行为，不依赖国外资源和市场，不与外国争利;它新造大片可用土地，能大规模提供建设和住宅用地，有利于各类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容易解决住房问题，抑制房价疯涨。

　　其次，我国之所以必须确定经济增长底线，最关键的是要保证必要的就业岗位，以维护社会安定。西部改造工程在广袤的地区开发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能在当前经济增速降低的情况下，为劳动者的提供极其广阔的就业机会，消除就业压力，有利于增加劳动者收入，实现保增长和惠民生的根本目的。

　　再次，它能够真正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我国过去多少年高呼要转换发展方式，总是难以实现，原因就在于没有拓宽视野，只按传统的模式考虑问题，只在原来的产业构成中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整。西部调水造地的设想则是高屋建瓴，突破了旧的发展模式，从更高的层次考虑国家的长远发展，才是雄心壮志的改革，是使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正的改革。再其次，进行这个工程是全面改变我国生态环境的根本措施。几十年来风沙暴虐北方，威胁京畿，我国也一直坚持固沙防沙活动，但规模小，成本大，有些地方还不得不节节后退，关键就在于缺水。水源不足，植被生物成活困难，更无法扩大繁殖面积。提调大量水源，灌溉沙漠、荒原，形成大片绿洲，改变地区气候，消除沙尘的根源，才是根本改变北方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

　　最后，这个宏伟工程的实施必将更加充分地显示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加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因为它规模宏大，建设周期长，无法由个人单打独斗，私人资本也将因利小而裹足不前，需要国家投入巨资以及宏大的组织工作。最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建设过程中，公有制和集体组织将显现其独特的作用，也将通过实践探索出不同的有效形式。在千百万人共同缔造的新天地，必将出现劳动人民团结奋斗、平等互助、友好协作的大批新型劳动组织，消除因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西部开发工程无疑是非常艰巨的，但决不是空想，凭借我国现成的条件，完全可以实现。第一，我国具备了进行工程建设的各种物质资料和技术。我国的风电、光能产业，无论在先进程度和制造能力上都居世界之首，目前也属于产能严重过剩，与其长年遭受欧美的关税制裁无法打开外销通道，不如就在自己的西部使用。在改造西部环境的同时扶持风电、光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一举两得。我国近年来兴建了大批闻名于世的巨大水电站和输电体系，显示我国具有强大的堤坝建筑和水电系统建设能力;我国已在很短时间建成大量超长隧道和特大涵桥，表明我国已拥有高超的隧道掘进工艺和涵桥建筑技术。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钢铁、水泥工业和建筑机械制造业而且目前也处于严重产能过剩，在西部开发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总之，在西部建设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在物质技术上完全没有困难，而且有助于解决了旧的发展模式无法解决的产能过剩难题。

　　第二，我国拥有建设这一工程的人力技术条件。我国具有长期治理江河的历史经验;拥有建校多年的水利院校和研究机构，培养出大批水利专家和水利工作人员;长期进行治淮、治黄和南水北调工程，兴建许多大型、巨型水利电力工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水利工程队伍;甚至还准备到外国去开挖运河。这些都说明了，要实施西部调水工程，我国在人力技术上存在优越的条件。

　　第三，我国具有雄厚的资金，足以支持这一水利建设工程。现在，我国持有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在国外买不到先进的军事装备和科技器材，收购不了良好的企业和矿山，只能购买日益贬值的美国国债，完全可以用来购买西部改造工程所需的普通的建设资料。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我国动用4万亿投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现在同样可以再次进行大规模投资，让这宏伟工程尽快上马。

　　第四，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潜力巨大的经济制度和号召力强大的政治组织，有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发起和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完全有力量动员和组织这场气吞山河的工程。

　　第五，中国人民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改造自然、转换发展模式的强大思想支柱。山西林县的红旗渠、大庆油田、两弹一星工程，都是靠着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在环境恶劣、设备简陋、器材不足的条件下攻克的。只要有着宏伟的目标和这种大无畏精神，无论多么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劳动条件，都阻挡不了我国向西部大开发进军。

　　“改革开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李民骐

　　(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近来，“改革派”的政商两界领袖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南呼北应，大有“深化改革”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势。

　　先有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在清华大学大谈“中等收入陷阱”。据楼部长讲，要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有“好的政策”。什么是“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特别是，“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为了“改革开放”的伟业已经牺牲了一代又一代。本来，承蒙现总理的关怀，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分享“改革红利”。现在，按照楼部长的意思，还是要坚持“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还是要限制工会、限制集体谈判，还要放开农产品进口，放开金融，特别是“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还有什么盼头?

　　楼部长此言一出，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据说是遭到了“民粹主义式的攻击”。于是乎，半官半商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先生拔剑相助了，除了明确表态支持楼部长以外，更加提出了警世名言：“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险是改革往回走”，“导致不改革或者改革往回走的最大威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民族主义抬头，另一个是民粹主义抬头。”

　　李总倒是坦率，承认说，现在“改革开放”那一套说辞，在普通民众那里，特别是在青年那里，已经不大吃得开了。“民族主义盛行以后，对改革开放是绝对的阻碍。有大学教授反映，学生学了四年经济知识，但一旦遇上民族主义阴谋论，就会颠覆全部认知，失去基本的经济常识和判断力。”

　　尽管如此，李总仍然是坚信“改革开放”不动摇，坚信“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能用深化改革来解决”。甚至连“医患关系紧张”(连李总也承认，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可见在“改革开放”以前乃至在改革初期没有这么严重)，据说也是由于“用民粹主义思维鼓吹老百姓看病不该付钱天经地义”造成的，因此也只能用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医疗私有化，美其名曰“社会资本办医”。

　　李总的高论尚在振聋发聩，房地产大鳄任志强先生又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表了“精彩演讲”。除了照例数落一番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之前)，我们几乎快崩溃了，没有什么经济可言，改革的成功可能就来自于公有制的崩溃”(笔者注：“之前”两字，似为任先生口误)，任志强先生又发明了“近十年我们看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因为国进民退，当国进民退的时候，我们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衰退”的高论。

　　请任志强先生读马克思，那是太为难任先生了。任先生记性大约不大好，否则不会只知“计划经济的崩溃”，而未闻“大萧条”将世界资本主义(也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推到了灭亡的边缘。但是近在眼前的、2008年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任先生也不记得了吗?稍早一些的亚洲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土耳其金融危机，任先生也已经忘却了吗?这些危机，都是“国进民退”带来的吗?当下正在愈演愈烈的欧洲金融危机，也是“国进民退”带来的吗?

　　当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有崩盘之势，要不是上届总理果断决策，实施四万亿的投资计划，适当增加了公共投资的规模(说是“国进民退”，其实充其量也就是暂时停止了私有化，一度稳定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而已)，不仅中国经济危险，怕是连代表“最先进市场经济”的美国都有重温大萧条之虞。真是那样，任先生不仅不会有今天的财运，说不定已经躲在太平洋的哪座小岛上避难，也未可知。

　　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三炮齐发，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只是不知道，三位先生的高论，又开 足了宣传机器，是否抵挡得住“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一番蛊惑?楼、李、任三先生的演讲这样急切、这样放肆、这样声嘶力竭，用句古话说，叫做“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莫非是，“改革开放”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毛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尚且还犯有“严重错误”，死后要下十八层地狱，何况尔等凡夫俗子。“改革开放”已经快四十年了，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该完成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了。再改下去，无非对外全面开放、对内全面私有化，再加上“政治改革”。先不说对劳动群众是否有利，上层的精英们、“民营企业家们”、大鳄们、土皇帝们，你们真以为中国是你们的天下，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李世民就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道理，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或许不懂，习主席、李总理万万不可以不懂。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其实无非是靠以下三个因素：毛主席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坚实的工农业基础;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对资源和环境的滥用和掠夺。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换成主流经济学语言，那就是高积累、劳动力增长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和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高积累、劳动力增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这都是靠了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来实现的。剩下一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也是对劳动力和资源的剥削在统计上的反映。

　　现在，中国的高积累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劳动年龄人口要减少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也快要达到极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近年来已经成为负值。所以，眼下的现实是，经济增长率只能每况愈下，“新常态”之后怕是还会有“新新常态”。面对如此前途，为政者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以“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一会儿要推广“混合所有制”，一会儿要加速“土地流转”，又要全面推开“自由贸易区”，还要大力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延迟退休年龄”，同时还要明令禁止新办国有企业，甚至还要限制公办公益事业。

　　靠私有化、市场化就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弥补其它增长因素的不足、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吗?那么美国呢?不是市场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吗?据说像美国以及其它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自2008年以来都已经陷入了“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或者低速增长的困境，不知现任总理是否与闻、有何感想?

　　据说现任总理是厉教授的弟子。笔者不长进，未能得到厉老师的深入指导，不过当年做本科生的时候，也有幸上过厉老师的课、听过厉老师的演讲。厉老师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对于计划经济、公有制的批判是很犀利的;对于市场经济、私有制优点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但是笔者在美国留学、工作多年以后，逐步认识到，即使在严肃的主流经济学家中，最近几十年来真正的理论创新都在于对于“市场失败”的深入、全面认识。笔者不知道将来是否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就“市场失败”问题就教于现任总理：作为政府总理，对于政府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习总书记所讲的“制度优势”)来克服、引导发生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市场失败”，不知有何高见?

　　撇开理论问题不谈，经济政策是不能不顾及社会、政治现实的。中国今天最大的社会现实，不是所谓“中产阶级”的崛起，而是一个数量庞大、日益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习主席、李总理，当年都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一定了解，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形成了，就必然有它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要求，就必然要求提高工资、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这些要求，过去长期被压制，但是不可能永远被压制。不仅如此，其他劳动群众、城市中间阶层(白领、小资)在土地、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不可能长期被压制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只有代价、只有牺牲，没有“红利”，是说不过去的。这就是所谓“民粹主义”的强大社会基础，并且这个基础只会越来越强。谁无视这种社会基础，将“民粹主义”当儿戏，藐视、漠视“民粹主义”，谁就有被“民粹主义”淹没的危险，政权就会丧失合法性。“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一类的事，在历史上并不经常发生，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每隔几十年发生一次的概率，还是有的。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作为承担“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执政者，在此历史转折关头，更要慎之又慎。

　　当然，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在工资、劳动权利、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环境等方面的正当要求，也不是没有风险的。要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政府就要增加对资本家的税收、就要加强对资本家的监管，资产阶级是会不满意的，外国资本也会抗议的。资本家会减少投资，一部分资本会外逃，经济会萎缩、失业会增加，甚至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也会有所动作。

　　怎么办?习总书记不是讲过要有“道路自信”吗，我们不是有“制度优势”吗?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也从来没有否认社会主义优越性啊，从来没有否认“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啊!如果私有经济满足不了社会的正常、正当要求，难道还不允许大力发展公有经济?资本家不投资、减少就业，国家就可以增加投资、增加就业。国家手里不是有四万亿美元吗?国有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未来是有回报的;只要回报率超过银行利率，短期的赤字开支都不可怕。高技术、新能源、生态环境，都可以是国有投资的广阔领域。

　　在总结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失败以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论部分曾经写下这样的论断：“我期待看到国家……在直接组织投资方面发挥更大责任”，“我的结论是，决定当前投资规模的职责不能安全无虞地留在私人手中。因此，我设想，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将证明是确保近乎全部就业的唯一途径。”

　　公有制的主导作用在今日的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但是，在私有制占主体的条件下，由国有经济大胆地、全面地发挥某种重要的补充作用，乃至实行“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监督、促进私有经济满足劳动群众的正当要求、兑现各项社会责任，也还算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合理探索吧?

　　据说，王岐山书记曾经向许多专家学者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王书记一定了解，波旁王朝被推翻，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上层精英不纳税，而法国当时的国家利益又决定了法国不可能显著地减少财政支出。

　　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正在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要求，并且正在受到各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蛊惑。这种社会现实，不承认是不行的;一味依靠“维稳”的手段压制，也是长久不了的。发展下去，国家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开支势必增加，国际环境客观上也要求国家逐步增加国防支出。国家要开支，不动资本家的奶酪，那是不行的。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之流，顽固地抗拒动奶酪，如此气急败坏地反对“民粹主义”，像不像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

　　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一定有决心、有办法，不做十八世纪的波旁王朝。

　　意味深长的“透支消费”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表面上似乎波澜不惊，甚至有趋于下行的压力。然而，“静如止水”的下面有如“新常态”这个词所暗含的那样：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正在孕育着某种重大改变。在我看来，变化的看点，既不在于创新的层面(大数据、云计算、创客)，也不在于结构的维度(大众创业、互联网加、一带一路、楼市股市)，而是在于政府对产能过剩的焦虑。最近，“消费金融公司”再次得到政府的重视和认可，其中蕴含着中国经济的历史阶段性变化，值得人们深思。

　　2015年6月10日，现任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至全国，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会议指出：

　　——“发展消费金融，重点服务中低收入人群，有利于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会议决定，放开市场准入，将原在16个城市开展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大至全国。审批权下放到省级部门，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国内外银行业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成熟一家、批准一家。向消费者提供无抵押、无担保小额信贷，规范经营、防范风险，使消费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错位竞争、互补发展。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我建议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士高度重视这条新闻。这条新闻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信息，其中的看点在于：“发展消费金融”由试点扩大至全国，这是一个历史转折。回溯历史，早在6年前，“消费金融公司”的横空出世就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个“创新”(严格说是模仿)为我们观察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中国样本。于是，我把6年前的旧文翻了出来(参拙文《我的预测“不幸言中”》，载《乌有之乡》2009年8月24日)：

　　——“为了‘透支消费’，咱们政府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了：2009年5月12日，中国银监会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8月13日，‘中国银监会正式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在北京、上海、成都、天津四地择机成立为境内居民个人提供消费贷款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这意味着我国正在以金融手段提升个人消费，以适应政府的扩大内需战略。’”

　　对于“消费金融公司”的经济功能和现实意义，我当时做出了如下判断：

　　——“消费金融公司是‘什么滴干活’?就是要与储蓄为敌的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就是要与储蓄率对着干嘛。储蓄率为零算什么?别说不储蓄了，消费金融公司还要把消费者的储蓄率降成负数哩!”

　　“把储蓄率降成负数”——这是对国人“量入为出”传统观念的公然挑战。说“挑战”有点夸张，因为《穷爸爸，富爸爸》早就给国人彻底洗脑，挑战的一方已经没有对手。如果横向比较，我们可以从美国的次贷危机中，看到“消费金融公司”深远的历史意义：

　　——“瞧瞧，这不就是美国的‘次级贷款’在中国的重演吗?没错，这就是中国版的‘次级贷款’”。

　　与“激愤的价值判断”不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学界和社会对“透支消费”一片讨伐之声，比如：“你活干得这么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参：拙文《“想住大房子”，何罪之有?》，《乌有之乡》2009年4月1日)，对于“透支消费”的历史必然性，我给与了充分理解，而不会纠结于“道德评价”：

　　——“有人对‘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表示了担忧。然而在我看来，不论你欢迎也好，忧虑也罢，‘透支消费’在中国的展开是市场经济的宿命，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至于这个历史必然性的逻辑，主流经济学根本无法把握，因为它只能寓于马克思有关“生产过剩”的矛盾之中：

　　——“其实，中国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推出‘消费金融公司’，也是被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给逼出来的：‘没办法，既然不准打土豪分田地，你不让老百姓透支消费，你又怎样把越来越过剩的产品给消化掉呢?’”

　　“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无疑是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将要发生某种转折的重大信号;

　　——“于是，中国终于从‘生产过剩’走上了‘透支消费’的轮回之路。不过，中国这才刚上路呢，美国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完了一个来回。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怪圈：一个‘过剩’与‘透支’此消彼涨，不断折腾的怪圈。”

　　6年前，当国务院的银监会在京津沪蓉推出“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之时，中国经济开启了“从‘生产过剩’走上‘透支消费’的轮回之路”。6年后，当现任总理宣布“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大至全国”之时，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由“产能过剩”正式转向了“透支消费”的历史阶段。

　　这倒不是说“过剩”从此不再，而是说，因为“过剩”，所以必须“透支”。问题是：既然“过剩”，你就“使劲消费”好了，又何须“透支消费”呢?人们当然需要“消费”，“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马克思)。如此奇葩的生产逻辑，若不想被“过剩”给憋死，你不“透支”，又何来“使劲消费”可言?

　　不论官方怎么定义“新常态”，在我看来，这个“转向”，才是“新常态”的本质定位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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