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这个词是指所有使人类的生活不同于动物祖先的成就和规则的总和，它具有两个目的，即保护人类抵御自然和调节人类社会关系。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明看成是获得幸福的手段和工具，很少有人会怀疑文明之于人类的痛苦影响。
文明之所以被视为增加幸福的手段主要是在于它能一定程度解决人类痛苦的三个要素：一是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无奈;二是人类肉体之于生存环境的渺小;三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复杂和难以调和。前两个要素是自然要素，是客观要素，后一个因素是社会要素，是主观要素，随着文明的进步，这本个要素也越来越多的在改变着人类的生存能力和协调能力，然而，所有人类对于自身感受的改变均带有心理正面安慰的自发性，也就是说心理作用占大多数，而实际作用则可能完全是大相径庭甚至是相反的。
当我们更进一步思考人类生活的全部过程时，必然要遇到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文明的东西是人类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放弃文明，回到原始状态，可能会过得更加幸福。不管是用何种方法给文明下定义，我们不难发现，人类不断力求避免痛苦的过程始终是一个痛苦增加的过程，文明的内涵越大，痛苦的外延也越大。
航海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类观察世界的能力，然而，当自己的亲人因为要殖民南美而远渡千里之外的时候，无数家人都必须生活在一种思念和痛苦之中，骄傲的个人幸福与无奈的多人痛苦形成了一个分不开的文明争论的对照，网络技术的进步，给人类说话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然而，又减少了语言的可信度，讲假话、传播假话会成各种人的必修课。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力也陷入同样的困境，当人们拥有足够工具统治和消灭动物世界之后，更多地会担心动物灭亡了，自己将会不会灭种，自然界如果只有人类是不可设想的，这种忧虑正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让人类感到恐惧。
人类享受文明的幸福往往如同寒冷的冬天把大腿露在外面再放进被窝里的感受一样，短暂地快感并不能保证长时期可以享受。当地球上开始有铁路的时候，人们首先感受的是可以走得更远，然而，母亲就必须站在铁路边时刻等待儿子的回来;原子弹的威力可以给人类以超越历史的震撼性，但却使整个人类处于长期的不安之中;节育技术的提高，让很多中国人却失去了生育的快乐和儿孙满堂的幸福;医疗技术的进步可以让一个癌症患者呻吟着多活几年，然而，这样的“长寿”又有多大好处呢?
在当今的社会文明中，感受不舒服的地方还很多很多，调节人类社会关系的文明显得更加偏离人性，规则调节了人类的秩序，但同时又实实在在地在影响着人类的原始本性，伦理学是规范人类秩序的底层法则，“家庭”观念得到了很好的维护，然而，男女之间的性自由却被限制得很拘谨，性满足感的下降从生理上讲是痛苦的事情，然而它必须强制人们认定这是一种为更大幸福做出的牺牲;如果没有法律限制，北京人并没有权力限制农民自由地生活在北京，上海人也没有权力让农民不在上海买房，法律保证了城市人的幸福，却有更多的人在为此痛苦，躲在母亲的子宫里多好啊，为什么要出生买房呢?人际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规则，然而，在这种规则面前，90%以上的都收获的是痛苦，甚至是精神上的折磨;一个人如果不是先天性精神病患者，后天患神经病是因为不能容忍社会为了它的文明而强加在身上的挫折过大，若能消除这些文明的羁绊可能恢复更多人的幸福，减少大量精神病患者。消除人际关系痛苦的最好办法便是躲开文明的生活区，到一个世外桃园离群索居。
现在，文明的标杆基本被西方所占有，其标志性成果是个体的自由。然而，个体自由是文明的恩赐吗?非也。在文明产生以前，尽管自由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自由是更广泛的。文明的发展限制了自由，公正性要求每个人必须得到限制。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消灭人类原始性格遗迹的过程，人永远是反对集体意志的，维护个体自由本性就必须与文明进行对抗。人类斗争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围绕一个任务转，即寻找调节个体与群体的文化要求较为便利的方法，也就是说，能够带来幸福的办法，涉及到人类命运的问题之一是：这种调节办法是否可以通过文明的某种特殊形式获得，或者这种冲突是否不可以调节。人类的原始性幸福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比如说，“人类的生活目的”这个问题被提出过无数次，但却没有人谈及动物的生活目的。人类自己从来都没找到自己生活目的最终答案，而动物不去寻找却享受了生老病死的最朴素幸福——简单。
承认文明的缺陷并非是对文明带有某种性质的极端偏见，文明本身是人类渴求完善的诉求，人类预想通往至至美的道路。但是现在，我们提出来一个可能把自己引到不同方向的观点，我们熟知其中的某些内容，根据所引起的一般人类特性的变化，可以圆满地概括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我们生命有效利用的任务。人类本能中的一些有效成分被文明消耗掉了，被某种其它的东西所取代了。在个体身上，我们经常称这种东西为性格特征。这个过程的最有代表性例子便是幼儿的肛门性格，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对肛门的排泄作用、排泄器官和排泄物的最初兴趣是转变为一组特征，即我们所熟悉的吝啬、秩序感和清洁感。秩序和清洁是文明的重要特征，但是，它却消灭了人类“蛮性”的天然习惯。
不管研究多少文明缺陷的方方面面，最终可能还是落脚到性的问题上来，这可能是人类在文明与爱的问题上最不可避免的裂痕。裂痕的原因很难立刻被人认同。它首先表现为家庭与个人从属于哪个较大集体的冲突。文明的努力方向是把人们集中到一个更大的集中之地，以实现所谓的人类一体。但家庭则不愿意放弃个人，一个家庭成员的关系越紧密，他们就越不愿意融入到其它的生活圈子，因为担心更大圈子会影响到他们的感情和性爱。妇女代表着家庭利益和性生活利益，她首先必须成为文明的抵抗者，妇女进入的群体越大，其性吸引力和生殖器魅力也会越广，男人从生理上讲最根本的不是爱，也不是文明，而是生殖器爱好，性爱很美，但是，生殖器本身并不美，妇女也一样，当面对群体吸引的时候，无论文明的约束有多大，性张扬和性满足的要求并不见得比男性更弱。然而，当圈子中的性活动超出家庭稳定的基本要求时，男性必定强迫妇女作出牺牲，通过妇女对抗集体行为的扩张。显然，妇女在隐藏了自己的性激素以后，精神上丝毫也不会感到幸福，这也是女性精神病发病率要高于男性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文明是从家庭向社会不断发展的必要过程，那么，由于来自矛盾心理的先天性冲突，以及爱的趋向和死亡的趋向之间的永恒斗争，文明将不可避免地与日益增加的负罪感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负罪感也许将加强到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最后，人类也只能向天神哀叹：
你们把我们带到地球，这个令人讨厌的地球，你们让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向罪恶，然后让悔恨折磨我们，一时的过错，终身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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