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一场政治清洗

　　人的命运，往往是从一个不经意的选择开始改变的。选对了，从此飞黄腾达，青云直上，选错了，原本气势如虹的前途也可能急转直下，乃至万劫不复。

　　这种规律放到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具体表现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老皇帝要巩固江山、抓住权力，需要大力培植党羽，通过他们把自己的意志传递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但老皇帝的党羽往往是新皇帝的绊脚石，等到新皇帝继位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抓住自己的权力，便要大力清洗老皇帝的旧党，培植自己的新党。

　　《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作者张集馨，便是道光皇帝驾崩以后，被咸丰皇帝清洗掉的旧党旧臣。

　　而张集馨之所以遭遇这样的命运，正是因为他在一次关键的选择中，站到了道光旧党一边，没有选择即将起势的咸丰新党。

　　从此以后，张集馨在道光朝如日中天的仕途戛然而止，受尽同僚的冷眼，再也没能前进半步，更是一辈子没有做到实授巡抚，遗憾终生。

　　这篇文章，我们就通过张集馨的遭遇，一窥晚清道光、咸丰两朝交替之际，爆发的那场人事斗争和政治清洗。

　　1

　　道光皇帝的旧党旧臣，核心成员是军机大臣穆彰阿。

　　1820年8月，道光皇帝继位，到了1827年，穆彰阿便进入军机处，参与国家的大小政务。因为他善于揣摩道光皇帝的心理，贪污腐败的程度不太严重，故而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宠信，做了二十余年的军机大臣。

　　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穆彰阿便成了道光皇帝的权力延伸，于是，穆彰阿逐渐通过日常工作和主持科举的机会，为道光皇帝、也为自己网罗了大批党羽。

　　《清史稿》就明确写道：“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而那些穆党成员中，后世最知名的，便是曾国藩。

　　可以说，道光朝的穆彰阿，其实就是乾隆朝的和珅，他们处于同样的生态位，做着同样的事，在为皇帝做事的同时，也把自己打造成了贯通朝野的枢纽。

　　但，君以此兴必以此亡，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爆发的“和、战”之争，直接将晚清官场划分成两个阵营，也为穆彰阿的落幕埋下伏笔。

　　那时，面对船坚炮利的英军，道光皇帝和穆彰阿都不想发动举国大战。

　　因为他们已经做了二十余年的皇帝和军机大臣，地位稳固、富贵满堂，如果和英军作战胜利，并不能给他们的权利地位增加太多的砝码，可一旦作战失败，他们的权利地位就会动摇，甚至将半生心血付之东流。

　　在他们看来，保护既得利益，才是第一要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光皇帝流露出“厌兵”的意思以后，穆彰阿便上书朝廷，提出“议和”的意见。等到道光皇帝同意，穆彰阿又提议同样主张议和的直隶总督琦善，南下广州，主持议和事务。

　　既然以道光皇帝、穆彰阿、琦善为首的议和派得到了绝对话语权，那么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主战派，自然被贬官革职，离开权力中心。

　　从此以后，“议和、主战”两个阵营逐渐视同水火，而政治上的路线分歧，又演变为激烈的人事斗争。

　　那在这场斗争中，张集馨是什么立场呢？

　　其实，张集馨是有选择的，而且选择的余地很大。

　　1846年，琦善调任四川总督，次年，张集馨从陕西督粮道升任四川按察使。上任前，和战两派的人都和他见面，并和他说了截然相反的两段话——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是琦善的旧部，他和张集馨说：“琦相无事不可为法，足下此去，幸得良师。”意思是，四川总督琦善是当世人杰，前途远大，你要追随他，站到我们一边来。

　　陕西巡抚杨以增是林则徐的故旧，他和张集馨说：“琦相诸事不近人情，又非吾党之士，老弟此去，实不放心”，意思是，琦善不是我们一党的人，你此去四川，难保不被拉拢。你到底是什么立场，给个话吧。

　　从这两段话就能看出来，当时的和战两派都在拉拢张集馨，张集馨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往哪里走，就在他的一念之间。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张集馨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他和陕西巡抚杨以增说：“公不必虑，合则留，不合则去”，可到了四川以后，张集馨就和琦善相见恨晚，开始亲密共事。后来，琦善调任陕甘总督，又向道光皇帝推荐张集馨做甘肃布政使，帮他处理州县官仓亏空大案。

　　至此，所有人都明白，张集馨站到了琦善一边，站到了穆彰阿一边，选择了“议和”的政治路线。

　　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是因为张集馨真的和琦善一见如故，也可能是张集馨刻意选择了如日中天的穆党。

　　但不论如何，经过这次选择，张集馨被晚清官场贴上“道光旧党旧臣”的标签。

　　2

　　就在张集馨做出选择的三年后，晚清政局大变。

　　1850年2月，道光皇帝在圆明园驾崩，咸丰皇帝继位。那时，咸丰皇帝年仅二十岁，正是少年意气的时候，所以他对鸦片战争时的议和政策、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都非常不满，特别希望改变现状。

　　同时，因为咸丰皇帝年纪轻、威望浅，必须用一次政治行动来立威，才能巩固权利和地位。

　　而他的这两个诉求，都指向了同一个人，穆彰阿。

　　那时，穆彰阿已经掌权二十余年，门生故吏遍天下，要打倒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咸丰皇帝必须有信得过的自己人帮助，才有可能实现目的。

　　那咸丰皇帝有谁呢？

　　一个是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杜受田。

　　另一个是上书房总师傅、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祁寯藻。

　　他们两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士人清流，教授咸丰皇帝读书多年，且和穆彰阿的政见不合，无论从哪方面的条件来看，他们都是咸丰皇帝打倒穆彰阿的绝佳助手。

　　而一旦成功打倒穆彰阿，那么穆彰阿及其道光旧党空出来的官职、地位、财富，都能成为杜受田、祁寯藻等咸丰新党的战利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咸丰皇帝、杜受田、祁寯藻等人迅速结盟，并大力起用林则徐、姚莹等被贬斥的主战派官员，等到12月，主战派组成的咸丰新党和议和派组成的道光旧党，已经成了比肩而立的态势。

　　倒穆行动，已经万事俱备。

　　于是，咸丰皇帝下诏，以“柔佞窃位、倾排异己、沮格戎机、罔恤国是”的罪名，剥夺穆彰阿的职位，并以“无耻无能”的罪名，将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爱新觉罗·耆英，降为员外郎。

　　就这样，在路线斗争和人事斗争的双重交织下，倒穆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

　　3

　　穆彰阿倒台了，但穆党成员遍布天下，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如果穷追不舍，咸丰新党便显得咄咄逼人，不利于晚清官场的团结。

　　因此，咸丰皇帝对穆党成员采取了“抓大放小”的策略。

　　抓大，即穆党的骨干成员一概免职。

　　放小，便是穆党的大部分成员一概不管。

　　而穆党的骨干成员之一便是琦善，以及追随琦善数年的张集馨。

　　为了打击他们，咸丰新党便在打倒穆彰阿以后，主动挑起了“番案。”

　　所谓的番案，其实就是琦善做陕甘总督时，出兵剿灭了青海的两股游牧部落，得到道光皇帝的褒奖。但咸丰新党开始倒穆以后，言官便弹劾琦善在此次战役中妄加杀戮，咸丰皇帝以此为由，命都统萨迎阿到西宁查办。

　　萨迎阿一查，发现琦善果然有刑讯逼供、妄加杀戮的事实。

　　1851年6月，咸丰皇帝下旨，萨迎阿暂时代理陕甘总督，剥夺琦善的一切官职。再过十天，已经调任河南布政使的张集馨，也以“甘肃布政使任内有失”的罪名，被革职停用。

　　这场“番案”到底冤不冤？

　　冤，也不冤。

　　说不冤，是因为琦善在战争中滥杀无辜是事实。说冤，是因为这场战争早在道光年间就已经定性，现在翻案，无非是咸丰新党为打击异己而挑起的。

　　这一点，张集馨非常清楚。

　　他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就说：“番案剿捕，琦相毫无错误，谗间者构成冤狱，倾陷而欲杀之。”

　　那个谗间者到底是谁，张集馨没说。

　　但他应该知道，重提番案来打击琦善和他张集馨的，其实就是他当年拒绝过、后来又成为咸丰新党的一批人。

　　只是，当年做错了选择，现在又该从何说起呢？

　　如果说张集馨是有机会成为咸丰新党却投入了道光旧党，走向仕途末路，那么曾国藩则是从道光旧党转投咸丰新党，迎来仕途新生。

　　番案办理结果送到京城以后，刑部尚书恒春认为，萨迎阿的审案手段太过武断、案件结果太过粗糙，不如把涉案人员召入京城，当堂对簿。

　　但，刑部右侍郎曾国藩认为，番案不必重审，应该以萨迎阿的结论为准，立即结案。

　　曾国藩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曾国藩是穆彰阿的门生弟子，并在鸦片战争时主张“鸦片上税免禁”，成为林则徐等主战派的政敌。在目前这个倒穆行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曾国藩必须向咸丰新党纳一份投名状，才有可能保住官职和仕途，乃至身家性命。

　　曾国藩选定的投名状，便是琦善和张集馨。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曾国藩支持萨迎阿、打击琦善和张集馨的举动，直接起到了官场风向标的作用——

　　谁支持曾国藩，谁就站在咸丰新党一边。

　　谁反对曾国藩，谁就站在道光旧党一边。

　　不得不说，曾国藩对政治局势的判断、对行动时机的把握，都是极为精准的。

　　就这样，曾国藩的意见得到满朝官员的支持，顺利和道光旧党做了切割，转型为咸丰新党，琦善则被发往吉林，张集馨流放口外军台效力。

　　张集馨和曾国藩，因为一念之差，便成人鬼殊途。

　　4

　　尽管琦善和张集馨因为道光旧党的身份遭到打击，但历史还是给了他们一次翻身的机会。

　　就在咸丰新党大力清洗道光旧党的时候，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发起了反清起义，短短一年时间，他们便攻占永安、围攻桂林、建号太平，到了1852年5月，他们又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直奔南京而去。

　　国难当头之际，咸丰皇帝也顾不得什么新党旧党了，量才而用，举国赴难吧。

　　于是在1852年12月，咸丰皇帝发布了两道命令——

　　召回琦善，授予河南巡抚的官职，镇守中州，等到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前后，咸丰皇帝又授予琦善“钦差大臣”的身份，命他统帅一万步骑，到扬州组建江北大营，阻击太平军。

　　召回张集馨，补授为河南按察使，再调直隶做布政使。而当时的直隶总督，正是琦善旧部、那个劝张集馨追随琦善的讷尔经额。

　　从这两项任命来看，琦善和张集馨等道光旧党，此次起复之后，仍然是颇受重用的。

　　可以说，历史给了道光旧党一次机会，咸丰皇帝给了道光旧党一条出路，能不能把握住，就看各自的本事了。

　　然而，他们都没有把握住这次翻身机会。

　　首先是琦善组建的江北大营屡战屡败，导致林凤祥和李开芳统帅的太平北伐军顺利北上，横扫中原，然后是1853年秋，北伐军在邯郸临洺关击败讷尔经额，致使京畿危急。

　　如果你是咸丰皇帝，会怎么想？

　　恐怕，也会产生“旧党老人无能，不足以托付天下，拱卫江山得依靠新党亲信”的想法。

　　于是，咸丰皇帝随即将讷尔经额革职查办，然后任命桂良接任直隶总督一职，钦差大臣胜保“节制各路兵马”，共同负责直隶防务。

　　张集馨，就此成为道光旧党留在直隶的唯一独苗。

　　那时，咸丰新党经过分化整合，已经形成三股力量——

　　其一是科举出身的主战派士人，以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为代表，掌管中枢大权，制定基本的大政方针。

　　其二是近支宗室，以恭亲王奕䜣为代表。

　　其三是满蒙八旗出身的疆臣将帅，以桂良、胜保等人为代表，他们是统兵征战的主力。其中胜保的政治立场和主战派士人相近，属于咸丰新党的后起之秀，桂良则是恭亲王奕䜣的岳父，政治身份横跨八旗和宗室，属于这两股力量的枢纽人物。

　　祁寯藻等人全面接管朝堂，早已在打倒穆彰阿、处理琦善和张集馨时就完成了。现在桂良和胜保负责直隶防务，说明咸丰新党已经开始全面接管地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集馨做为没有能力统兵平叛的道光旧党余孽，必然是桂良和胜保的眼中钉肉中刺。

　　于是在桂良出任直隶总督的两个月后，直接以“出兵迁延”的名义弹劾张集馨，咸丰皇帝顺势革除张集馨的直隶布政使职务，判处流放新疆。

　　道光旧党留在直隶的独苗，也倒了。

　　5

　　当然了，张集馨被革除直隶布政使的职务以后，并没有真的去新疆，而是留在胜保营中效力。

　　但问题是，他是道光朝的旧党旧臣，如今又叠加了“罪员”的标签，留在咸丰新党的军中效力，又能效出什么来呢？

　　1853年12月，张集馨在菩提洼、独流遭遇两场败仗，麾下的练勇折损大半，胜保不给任何补充。次年1月，张集馨倒是在太平军劫营时立下战功，但胜保不向朝廷保举。

　　就连扎营住宿，张集馨都要被其他营兵轮番呵斥，被迫让出条件不错的房子。

　　身处这样的环境，可想而知，张集馨是非常绝望的。

　　1854年秋，琦善死在扬州军中，张集馨听闻以后，提笔写道：

　　“余系驽材，何幸窃附公后，得以同遭斥辱，流芳青史？人每谓余因公受累，余每谓赖公以传也。公薨后，余极怆然，非痛公之未登大耋，乃叹国家栋折榱崩耳。”

　　张集馨的命运转折，关键在于拒绝了杨以增等咸丰新党的拉拢，依附了琦善等道光旧党，这一点，他不可能不清楚。

　　那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

　　极有可能是，张集馨知道自己的选择错误导致仕途止步，但他仍有士人的骨气，不愿意向咸丰新党屈膝求饶，便用文字，将自己美化为晚清的理想主义者、士为知己者死的现实榜样。

　　如果没有这份意志撑着，张集馨的精气神就散了，他真不知道如何度过落魄的后半生。

　　至此，道光旧党，全部退场。

　　那咸丰新党，真的完全胜利了吗？

　　没有。

　　因为就在张集馨落马、琦善去世时，曾国藩在湖南编练的湘军已经成型，并发布《讨粤匪檄》，以“护卫名教”的口号向太平天国开战。

　　这些脱胎于咸丰新党的军功新贵，正在走向历史舞台的最中心。

　　这些在战场上搏杀出来的汉人封疆大吏，才是晚清的版本答案。

　　旧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正在缓缓降临。

　　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局势，其实就是范仲淹在《书扇示门人》里说的：

　　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