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20多天。在这20多天中，我们看到了以色列是如何彻底撕下了文明国家的伪装，毫无顾忌的轰炸医院和教堂中的平民与幼儿，阻止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却在宣传机器和社交媒体中对着全世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更是视国际社会谴责和联大决议如无物，甚至要求联合国秘书长立刻辞职，声称联合国“已经没有一盎司的合法性”。
有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们做后盾，以色列如此视国际社会和人道精神如无物并不奇怪，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在锡安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名义下，一个长期在全世界范围内将自己包装成先进文明代表的国家可以如此毫无顾忌的屠杀平民。
毕竟我们虽然都知道美军澳军等之前都被曝出过在中东滥杀无辜，但起码表面上还是要掩饰的。以色列轰炸加沙医院后的惨烈场景通过互联网扩散刺破了正常人的心灵防线，短视频中幼儿遍地死伤的情景让国内平常不怎么关心国际新闻的群体也为加沙的情况心痛不已。以色列的种种言行更让人想起当年的侵华日军。
这段时间网络上从各种角度解读了巴以问题，不过大多着眼于巴以古代和现代的历史纠葛，锡安复国主义，宗教问题和大国博弈下以色列如何获得建国空间等方面。今天我们想从现代性问题上谈谈以色列这个现代野蛮国家，也从以色列这个国家入手，聊聊现代性与战争的关系，以及现代性的代价。
迈入现代性门槛
第一次世界大战空前的惨烈程度超出了当时所有参战国家的预料，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那些以为去前线混几个月就能回国进入上升通道的纨绔子弟们，在踏入战场后才发现自己进入的是绞肉机修罗场。这不仅是武器技术进步的必然，实际上也代表着参战的欧洲国家们已经基本迈过了现代性的门槛，在组织动员能力上实现了本质进化。
现代性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创立几乎是同时发生。如果我们不从科学理性，民主文明，人道主义精神这些方面来讨论现代性，而是从社会运转和社会动员视角来考察的话，那么一个现代性国家将具有这几种基础元素——
科层制/官僚系统，流水线系统，现代金融与信息系统，以及建立在扫盲和宣传之上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形态，在欧洲，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这几种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权力体系和行政管理途径。
当然，这些东西并不是一蹴而就，科层制和共同体意识在世界上的出现更是比资本主义出现要早得多。实际上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从18世纪末开始，战争的性质和战争动员的模式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带有明确的工业资本主义特征，带有工具理性和社会机器属性。
而一战则是一次现代性动员机器的系统验收，虽然在一战后期参战国中普遍出现厌战反战浪潮，但随着巴黎和华盛顿两次分脏大会的完成，西方主要国家们的现代性国家机器整体稳定了下来，并在二十多年后又承受了一次强度更高的动员考验。
可以说，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完成与借由一战二战强化的以群体动员为核心的总体战框架密不可分，一方面总体战框架同步衍生了战时动员和经济配给为主轴的社会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在总体战能力的保障下，又形成了现代性社会的日常生活机制与社会总体愿景。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性社会本身为就为了总体战动员而产生的。
耶路撒冷学派与犹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今天谈到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这件事，大家都会谈到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作用，另一个较少人提到的是耶路撒冷学派在其中的作用。
耶路撒冷学派主张“巴勒斯坦中心史观”，强调犹太人是一个连续统一的民族，主张以巴勒斯坦故土为中心重新解释犹太历史。如果说锡安主义在起初给犹太复国提供了民族和宗教层面的动机，那么耶路撒冷学派则是将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宗教和民族文化做了全面的，系统性的修改，篡改和重塑，使之成为一种西方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为以色列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而不是一个中东式宗教国家打下了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基础。
1924年底成立的希伯来大学犹太研究所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从此直至八十年代，以现代犹太学术为名打造的现代犹太神话将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肆虐，并影响全世界。耶路撒冷学派为何有这种能力？答案很明显，他们的成员大都在欧洲学术系统中接受过现代学术训练。
根据相关学者研究，耶路撒冷学派根据成员在欧洲的教育背景，主要可以分为德国派和俄国派，由于德国和俄国的学术体系差别，两派成员在具体的理念和理论路径上也有所区别，相对来说德国派比俄国派更强调复国主义，俄国派强调追溯犹太人的巴勒斯坦缘起，复国主义居于次要位置。
耶路撒冷学派主要出自德国和俄国也不难理解，近代史中犹太人与德国和俄国的关系都颇为复杂，不提德国，苏联建国之后，领导层中也有不少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学派的导向下，使得锡安主义在纳粹种族暴力的压迫下并没有走向中东宗教国家那样否定现代性本身，而是试图建立一个“现代性犹太国家”，来保障种族的“正常化”，所谓的“正常化”总体愿景囊括了以色列政治、经济、社会等现代性组织结构的方方面面，通过这些建构使得犹太人从一个宗教性族群变成一个民族性国族，完成现代性国家建构。
现代性国家的威力
伴随着犹太现代性民族国家建构的，是犹太人在大国博弈空间的缝隙中在巴勒斯坦进行的军事化拓殖运动，从最开始拓殖买地运动，到英国代管和联合国托管等各项事实上属于主权组织建构的活动，大国博弈下对犹太人行为的纵容，在事实上支持了抹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印记。关于这方面的历史包括我们在内网络上已经有很多文章做过介绍，这里就不再复述了。
我们在这里的着眼点是现代性国家的动员威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后，大批犹太移民前往巴勒斯坦，在本地建立犹太高等教育机构，而耶路撒冷学派这样的角色则长期主导其中。耶路撒冷学派所建构的犹太民族历史神话本质上属于一种维系内部和平和秩序的技术，这种技术保证了以色列现代性社会机构建立的建立，并可以顺畅地调动和运作，以保障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通过“战争的国家化”策略得以立足和扩张。
可以说，以色列的现代化就是为了战争而生。整个“应许之地”的政治神话，实质上就是以色列这台现代战争机器以冷战前后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取得政治胜利，和多次中东战争的军事胜利为前提，通过行政治理机器扩张和军事扩张相结合，着手对巴勒斯坦地区在国际价值秩序和地区整合上抹除阿拉伯印记的过程。
现代国家以色列，在战争动员能力上对非完全现代形态的那些中东国家差距大到什么地步？一个简单的数据可以说明。从第二次到第四次中东战争，每次的持续时间还没有本次巴以冲突的持续时间长。虽然这其中有帝国主义的支持等因素，但中东国家普遍低下的战斗力和组织度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某位历史人物吐槽的：如果阿拉伯人每辆坦克都能开一炮，战争都赢了。直到2020年，被称为“拖鞋军”的胡塞武装还能把5万美式装备的沙特也门联军打的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大批士兵丢下先进装甲坦克和武器直接溃逃，简直让人不可理解。
当然，我们说的是当年的以色列，这些年以色列的战争动员能力已经大幅退化。网络上很多人已经谈到了以色列义务兵制度的崩溃问题。其中一个因素是以色列国家基层结构的变迁。早年伴随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拓殖行动，出现了名为基布兹公社的宗教村社性质的集体农庄结构，这种基层集体结构是保证以色列组织度和动员效率的重要基础，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这种基层结构基本解体。
（另说一句，之前在知乎上看到有关以色列话题下面提到基布兹公社，将之描述成一种偏左的，集体性很强的基层结构，这种描述有点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强行代入，基布兹公社这类宗教村社本质上属于保守主义社区，类似于美国圣经带教会组织，本质上就是为了军事拓殖而产生的基层结构，将之特别拔高也不合适）
不独以色列，现代社会发展至今，由于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存在边界，现代性结构的退化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无法回避的话题。
现代性不等于道德和正义本身
我们不用再累述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仍然犯下了多少直接性罪行，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现代的延续来看，以色列最终在巴勒斯坦成立和驱逐原住民，以及大国影响下的巴以冲突这些事情，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性的权力秩序在现代社会的延续。
《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在批判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提到了一种东方主义批判视角，他指出，“应许之地”的救赎性占领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质上还是一种以“文明使命”为大义名分的殖民活动转向现代国家的过程，只不过殖民主义打着给野蛮带来文明的名义，去开展以资本利益为核心的扩张。
从这点看，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生于不义的。在面对事实上一直居住巴勒斯坦，但呈现离散化族群状态的巴勒斯坦人，利用英国殖民退场和联合国托管期，借助超级大国在地区的利益需求，用“无主之地”的概念和引述贝尔福宣言这种殖民帝国的背书，合理化占据巴勒斯坦土地的行为，并快速建立了主权结构，通过战争和对巴勒斯坦国事实上的蚕食来巩固以色列这个共同体。
而在意识形态上，锡安主义和耶路撒冷历史神学，以及战后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方学术知识分子们对反犹主义的反思忏悔结合在了一起。这其中，耶路撒冷学派构建的大屠杀记忆和话语规训又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其中主要有两点，一是将大屠杀作为以色列必须建国的依据。简单概括其逻辑，只要犹太人还处于流散状态，就必然会遭到大屠杀。如果在大屠杀之前存在一个犹太国家，那么大屠杀就不会发生。既然已经发生过大屠杀，那么为了防止下一次大屠杀发生，就必须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另一点则是将以色列打造成大屠杀研究的世界学术中心。为此，以色列在50年代成立大屠杀纪念相关法案，建立专门研究大屠杀史的亚德.瓦谢姆纪念馆，发起“抢救工程”，在欧洲收集到众多大屠杀相关的原始档案材料。这一关键操作让后来的欧洲研究者们也要以以色列为权威。
随着欧洲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学者们将纳粹大屠杀与现代文明和工具理性造就的现代性恐怖相关联，以及以汉娜阿兰特为代表的犹太学者将大屠杀与极权主义相关联，以色列彻底成为成为欧洲学术政治正确的一个高地，不管你是反思工具理性，还是反思极权的诞生，首先你都要对着以色列好好的忏悔。正如戴锦华老师在一个视频中说到的那样。
但是除却文化政治的种种包装建构以外，就像前文说到的，以色列的现代化就是为了战争而生的，任何包装也改变不了这个本质。锡安主义组织和各国犹太人联合体对于大国间政治的运用，以及犹太移民社会转变为军事化社会统一体的推动，并将总体战动员模式贯穿在以色列建国和历次中东战争中的整个历史中，都足以说明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战争发动者底色。
现代性的代价与反噬
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非正义性自然也不会因为人类历史进入了现代就自然退场。当然，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也没必要，总体上来说，20世纪之后人类社会的总体道德下限是在不断提高的，虽然经常也会有突破下限的事情发生，但也不能因此否定现代文明本身的意义。
打一个比方，大A股经常能跌穿广大股民的“心理底线”，但如果我们把曲线调整至月K，再画出上下通道趋势线，我们就会看到整体的上升通道趋势是存在的，只不过向上或向下突破通道的情况总会有发生的时候。
现代化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在信息差的不断消除，各种规范秩序不断建立以及工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同时，人类社会的下限程度会不断提高。我们前面说到，耶路撒冷学派的骨干都曾接受过欧洲现代学术系统的训练，并在以色列建立起现代学术机构来进行犹太神话的建构包装。然而，现代性的学术机制也自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犹太现代神话本身是耶路撒冷学派们用现代学术手段经过很多包装篡改而形成的，那么也必然会遭到现代性机制的反噬。
时间来到八十年代，在后现代和后殖民思潮的影响下，以色列出现一批新的历史学家，致力于全盘颠覆耶路撒冷学派的犹太历史学。这些新兴历史学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史学中充斥着对历史记忆的歪曲，放大，篡改等做法，本质上不是为了追求历史真相，而是完全为了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服务。
而且，在耶路撒冷学派的主导下，以色列教育机构中长期拿着《希伯来圣经》作为民族历史，地理和文学教材来讲授。不管是哪一种做法，对八十年代后身处学术规范和学术理性出现很大进步的国际学术环境中的新兴学者们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他们认为，鉴于这套历史神学对复国主义运动的作用以及对巴勒斯坦原住民造成的灾难，耶路撒冷学派已经变成了复国主义这个不道德运动的帮凶。这也是在今天，在犹太原教旨主义哈瑞迪等群体之外，以色列本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中也还有不少人支持巴勒斯坦的原因。尽管以色列仍然坚持着耶路撒冷学派的历史神学，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真正认清了被犹太现代神话叙事包装所掩盖的真实犹太民族史。
长期以来，在西方舆论机器和文化霸权的塑造下，现代性的原因被等同于政治与经济上的自由民主等等，仿佛只要有了这些，一个国家一下就现代化了，就富强了。然而只要稍微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考察，就会发现这种叙事在很多方面属于倒果为因。
如前面说到，从社会运转和社会动员视角来考察，那么一个现代性国家将具有这几种基础元素——科层制/官僚系统，流水线系统，现代金融与信息系统，以及建立在扫盲和宣传之上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形态。其中每一种元素，背后都代表着庞大的代价。付出代价使社会形态实现升级，迈过现代性的门槛，在迈过去之后想办法不断维持和发展现代体制，才是二十世纪国家形态的普遍发展轨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试图迈过现代性门槛的方式多样而复杂。
欧洲作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地，依靠先发殖民优势，在一开始就成为了一种现代性代表，美国则是将新大陆原住民屠戮几近后，以原教旨资本主义，新教精神和魔改版法国启蒙思想直接建立一个近现代国家，并在南北战争之后完成现代性转向。
日本通过军国主义，韩国，新加坡等都在相当长的时期通过军人独裁和威权统治等保证现代化的积累，当然这几个国家本质上都离不开美国给予的冷战红利。
中国和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是通过革命，土改和工农业剪刀差等等实现现代化积累。至于那些根本付不出代价的国家，再怎么样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和多党制，也不可能实现现代性的飞升。
现代性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答案。现代化本身有着内生性的矛盾共性，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又有着不同的后遗症。由于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存在着扩张边界，越接近边界，矛盾和后遗症就越容易爆发。就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说，说到这里大家也很清楚它为了实现现代化所遗留的后遗症是什么了。
以虚构的现代民族神话立国，以军事拓殖和战争总动员体制为核心维系其国家结构和对外侵略性，建立在这两个支柱上的现代以色列，就变成了一个“越现代，越野蛮”的国家，因为存在基础就是如此。
所以对于锡安主义以色列来说，似乎用单纯的道德正义来衡量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他们也可以辩解自己只是为了捍卫生存。只是，当这两个支柱都行将崩塌之时，会发生什么变化也是不难想象了。
不过，针对以色列的种种行为，现在也有一些人会说以色列平民也同样背负着罪责。我们只能说，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史观来看待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锡安主义也好，犹太复国主义也好，本质上是一个精英绑架历史，历史绑架平民的过程。以色列平民身在一个缺乏合法性的犹太国，但是他们没法替精英还历史债。
现代性的阴影，战争的一地鸡毛
不过，我们对眼下巴勒斯坦人遭受的苦难何时能够停止，巴勒斯坦的建国方案何时能实现，在短期内也不敢抱以乐观，毕竟，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我们也仍然没有迎来一个真正没有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际秩序。出于大国博弈带来的所谓“巴以和解”，并没有改变法塔赫和哈马斯以及巴勒斯坦人事实上流亡的现实，大国间利益平衡的本质是将最弱的政治体献祭供大家分食。
对内，以色列近年在不断右转，内部左派分裂，对外，沙特等阿拉伯大国开始转型寻求同以色列和解，同时以色列也在努力维持对美国国会的影响力。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叙事中，“巴以冲突”已经事实上被边缘化，似乎连巴以矛盾这个传统国际问题也要被新的大国间和地区强国间的妥协给抹杀掉了。
所以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尤其是与沙特的区域和解推动，让哈马斯感到严重危机，如果这些和解最终达成，巴以问题就没有第三方鲢鱼来牵动了。这使得政治路线本就不同于法塔赫正统派的激进派别，开始通过无限制暴力和不对称军事行动的方式寻求军事和政治的自救。
但这种军事冒险主义的成效预期其实是可疑的，因为行动目标并不明确。逼以色列执政党垮台，左翼温和派上台？怕不是执政党台子更稳了。想伊朗等阿拉伯世界重新考虑给予支持？目前支持力度有限。想倒逼我国等外部大国介入？起码目前在联合国框架外的直接行动干预可能性较小。想让沙特埃及等传统逊尼派大国介入？虽然沙特等国家已经表达了声援，但其实他们更认法塔赫。在哈马斯发动音乐节袭击之时，这可以说是一次赌博。
然而事情成不成也要看对手是不是配合，以色列也已经不是当年的以色列了。我们看到在经过二十多天后，以军仍然没有大规模进入加沙，在地面行动中频繁受挫，只能依靠狂轰滥炸维持声势。以色列陆军的战斗力较之当年已经大幅退化了，以色列老胡政府自然也清楚这点。内荏而色厉，战斗力的退化让以色列更加撕去了文明的伪装，在国际社会上颠倒黑白咄咄逼人，并且毫无顾忌的屠杀平民，本质上是想借助美国的力量进行战略赌博，以讹诈的方式蒙混过关。
即便这样，加沙平民的命运仍然很难预料，人道灾难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只能感叹，以色列的崛起，殖民主义退场和大国政治博弈，这些问题在中东地区留下的这段荒唐历史，带来的只剩下各族平民的灾难，战争和现代性伴随成长，最后在现代性危机的阴影中，又留下战争的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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