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秀林按：我仍然坚持彻底反对一切转基因农业技术商业化的立场。转基因的食品早已大规模商业化、赚了大钱，现在才首次被测毒，这个模式连科学家都不加以谴责?你们赞成这个模式了?
廖先生此文写得好极了，仅有的问题是忽略了两个“现实”的先决条件：
1)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已令孟山都公司和杜邦公司非常满意了：食用油80%+，玉米30~40%，不久后有望实现100%(全面彻底污染)，大米%以指数速度上升，目标水平也是100%;蔬菜水果无从计算，动物饲料80%以上。
2)转基因食品的毒性第一次被验证，如果继续作为食品大规模消费下去，毒性也会无限期延续和累积——这一点，科学家不会不承认吧?最终会不会重复出Seralini 实验结果~~雌性80%患乳腺癌，雄性50%患癌症和器官衰竭，早死?这里还未计入其他转基因食品的“效应”呢?!
中国大众的长远健康是个什么事?放在哪里?拥护转基因的，玩的就是转基因的慢性毒性和中国的大众健康，那么在持中间立场的科学家眼里，大众健康算个什么问题呢?算不算一个科学应用到技术上的代价或筹码?或者连个筹码都算不上?——科学啊，真科学，太科学了。中国大众的健康，一定要被用来验证转基因食品的最终药理“效应”?那还需要耐心等40年，其实现的条件很简单、很现实：继续执行中国农业全面转基因化的国策——可不能改!!改了就看不出效果鸟!
生物技术公司用转基因技术赚大钱，这是不能阻挡滴?这才是问题所在。转基因食品的毒性，早就不是科学问题了(科学是在实验室里干的)，却完全被当做纯粹的科学问题来讨论。科学的逻辑是：修正错误服从真理，商业战略的逻辑是：扩大市场份额消灭对手。战争的逻辑是：强迫对手就范、置对手于死地，不许反击。在转基因这件事情上，好的科学家看到，“部分科学家”挺疯狂的，有点不讲科学逻辑、忘记理性了。问题仅仅是这么简单吗?那么请去教育那些科学家，要讲科学逻辑，要讲理性——您去试试看吧。
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的自律表达——阿西拉莫宣言，昨日黄花，今天还有几个人知道?到生命学院的教室去问问吧。全中国所有的综合大学和有条件的一切教育机构都建立生命科学院了，中国遍地都是生命科学家。可是他们眼里只有孔方。】
转基因技术带来的疯狂——冷眼旁观者的独立宣言
2012-9-28 13:24
寻正
Seralini等人的研究促使转基因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关注，中国拥转人士群起挑刺，再现了转基因技术带来的疯狂，一方面是拥转派声嘶力竭的诋毁，另一方面是反转派强有力的反击。《科学》杂志也针对法国研究引发的世界性政治互动做了专门报告，尽力向人们展示了两个持极端观点的阵营攻守势态：疯狂大概是恰当的形容词。
我们的生活早就离不开转基因，比如新生婴儿一出生就要接种的乙肝疫苗，就是转基因的功劳。这种永久造福于人的技术，为什么变成了媒体中的梦魇，同时具有天使与恶魔的面孔?
在1970年代，转基因技术的开创者们意识到了转基因具有创造新物种的巨大潜力，他们主动停止了相关实验研究长达一年之久以制定适当的行业研究规范，他们认为这种前瞻性的自我约束可以减少乃至消除公众对相关技术的疑虑，从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使得当前这种激烈的冲突得以避免。但他们失算了，转基因技术仍然成了误解最多，公众抵制最强烈的技术之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促成转基因技术面临的舆论局面的，正是一个“利”字。转基因技术先驱们永远做不到的一件事是克制住他们后继者的趋利欲望与举动，他们主动牺牲的一年研究时光被后辈们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举动浪费掉了——现在，转基因拥护者饶毅教授干脆把这一年的牺牲栽赃给转基因技术的反对派，认为他们妨碍了科学发展。
转基因技术的先驱们正确地意识到了他们进入了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未知领域，巨大的不确定性让他们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试图规范了转基因研究伦理后再启动相应研究。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举动是科学的，他们是真正的良善科学家，拥有谦逊这一科学家必备品质。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各利商业开发此伏彼起，利益而非科学，迅速成了转基因发展的动力。转基因研究逐渐被急功近利取代，谦逊迅速让位于商业利益，商业利益则用了华而不实的自大自满填充了转基因拥护者的心胸，打造了转基因疯狂一代。美国臭名昭著的孟山都公司应该是转基因疯狂的代表，某种程度上也是转基因疯狂的始作蛹者。
孟山都公司不择手段的揽财行为与媒体战略让公众产生了逆反心理，催生了它的对立面，众多的环保机构，公众代言人逐渐演变成逢孟山都必反的对立体，孟山都的利益至上而不顾及社会伦理的战略取得了商业成功，也为自己树立了强大的政治对手。转基因迅速变成了两个阵营的一个交锋场所。
这种商业与社会伦理的争锋波及到所有转基因出现的领域，成了现在的两相对立的局面：拥护转基因者近乎疯狂而愚蠢地维护转基因，反对转基因者也差不多丧失理性地逢转必反，我们这些中间派，如果说了拥转派不喜欢的话，就被贴上反转派施加一通老拳;相反，如果触了反转派的逆鳞，也会被戴上汉奸国贼的帽子游街。
即使是两相不讨好，我仍然在此凭着学者的良心宣告，本人讨厌拥转派缺乏科学常识的故意欺骗，也极为厌恶反转派动辄上纲上线的阴谋论。
上帝欲使人愚蠢，必使之疯狂。法国人Seralini的研究让拥转派仓惶失措，一会儿指责样本量小是致命弱点，一会儿又说实验结果自相矛盾，或者闭上眼睛不看研究内容的实质区别，说新的研究跟以往的研究是1比无限大的N。拥转派的愚蠢让他们信誉尽丧。
在没有能力指责相关研究的实质性内容时，拥转派回到了动机分析的老套路上来了。拥转派的疯狂让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盲人瞎马的窘境，动机分析是反转派的拿手好戏，你班门弄斧会有好果子吃吗?从动机分析上说，拥转派有一个天然劣势：那就是，反转派的兴起与发展，持续活动，均源于公众热情，是趋社会福利的，是向善的，是利他的;而另一面，转基因早在1980年代就成了商业追逐的目标，孟山都雇佣拥转枪手以及向政府官员行贿早已人尽皆知，拥转派的活动是利已的，许多时候是以牺牲社会福利为代价蒙求私利的。
《科学》针对Seralini等人研究引发的政治风波的报道是不公允的，过多地着墨乃至于暗示作者的反转动机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资金雄厚的孟山都公司从转基因产品中获利甚丰，是最有能力做这种耗财甚巨的长期实验的，为什么不做，要把这一软肋留给自己的竞争对手，陷入被动?《科学》提及Seralini等人耍阴谋让意欲批评者无法及时得到资料，从而让媒体听到批评者的声音，那么现在文章都大彰于世了，那些批评者发出了什么声音?样本太小?真是恬不知耻。样本太小正是那些批评者所言的数百篇证明转基因无害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拥转派支持的——共同特征。因为样本太小，任何异常都可以用统计学上缺乏显著性而忽略掉。
拥转派以及主持转基因研究工作的人员针对法国Seralini等人的研究不靠谱的评论让人产生了更大的疑虑，那就是，即使转基因是安全的，放在他们手中，也是不安全的了。一辆车放在驾驶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手里，当然是安全的，但这个驾驶员告诉你，下雪天路滑要猛踩刹车踏板，那我就不敢坐他的车了。
看到拥转派针对法国人的研究的批评我非常着急，该研究的研究缺陷就象光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里，为什么拥转派就视而不见呢?偏要搬起样本量这块石头砸自己的脚。上帝欲使人愚蠢，必先使其疯狂。拥转派的商业化的媒体策略让他们选择了一个科学上站不脚的立场，那就是转基因是完全无害的，是一个完美的现代化武器，基于这一立场，他们完全丧失了科学上的敏锐，变成了愚蠢的粪坑石头——他们不是来讲道理的，他们是带着特定目的搞宣传的。
许多转基因的维护者在科学上是极度无知的，比如第四军医大学的李福洋就曾经跟我争执生物学的中心法则的破产问题，他是生物医学的研究人员、教授，居然没听说过中心法则已不受现代研究支持了，在我提及这一问题时，他居然还振振有词地用专家身份驳斥我，以自己没听说过作为证据，而不是查看文献，及时获取更新自己的科学基础知识，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份证据证明的是自己信誉的破产。
中心法则的破产意味着细胞基础表达的复杂性，在中心法则下，一个基因一个蛋白，其作用机理明确，这种可预见性是转基因完全无害的理论基础，因为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蛋白的作用就可以预见转基因产物的作用。大多数的拥转派是科学主义的信徒，狂妄地以为自己懂点机理就掌握了世界，什么东西在他们眼中都清楚明白，不明白的地方都是他人恶意的欺骗与编造。所以方舟子讨论转基因，说来说去，就是蛋白质可以被消化，然后转基因作物就无害了。
即使是中心法则准确地描述了基因机制(我们现在知道它没有)，拥转派的完美生物立场仍然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转入的基因植入象外科手术一般地精确。这就涉及到转基因的具体操作技术了，从最早的病毒携带基因，到现代的基因枪，基因植入过程是随机的，跟买彩票一样，中奖的几率极低，这么一个极不完美的过程，却有一个完美的结果，有多大可能性?拥转派需要揣着良心掂量掂量再开口说话。
拥转派不可能的疯狂的立场导致了他们无法正视Seralini等人的研究，也因此丧失了应有的理性：Seralini等人的实验，如果被重复，是否宣布了转基因玉米的死刑呢?没有。
Seralini等人的研究不但是一个探索性的研究，它还是一个Efficacy Study，译成中文叫理想药效实验，与之相对的，叫Effectiveness Study，译成中文叫现实药效实验。理想药效实验关注的是药物本身的效应，而现实实验则关注的是现实的，掺杂了现实中的其它因素之后的效应。这二者往往是前者大，后者小的关系，但也不尽然如此，比如转基因玉米，则有另外的考量。
我们食用的食品可能真不如实验室的老鼠吃得好。现实中的粮食生产会施用大量的农药，这些农药显然会影响粮食的品质，如果说它们致癌致畸，我一点都不会惊奇。抗农达的转基因玉米的特点就是避免粮食中的毒副作用更大的农药，而增加了农达(Roundup)的使用量。Seralini等人的实验培育玉米是否施用了常规农药没有报告，按无报告从无的原则，我们可以认定那些老鼠吃的是未施加农药的玉米，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得到单纯的转基因的毒副作用，故而是理想实验。
然而，抗农达的玉米的初衷移除危害大的农药，转为危害小的农药(这种效应在Bt玉米应更加明显，抗农达更多地是节约生产成本，增加产量)，现实药效才应该是粮食生产判断依据。我们都想吃无农药污染的有机食品，然而你不想做大白鼠，就必须承认现实——你吃的粮食中没有农达，就有其它你不高兴的东西。现实研究就要立足于这样的对照，这是为什么Seralini等人的研究并不宣判转基因玉米的死刑的根本原因。
按拥转派通行的说法，起码方舟子重复了无数遍，农达的危害小于传统农药。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我们还应当期望转基因玉米对饲喂鼠有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是可以转化为商业利益的，吃某种东西有好处，消费者都是要付钱的。这里我们又马上看到一个令人不解与不安的诧异，那就是拥转派拼命抵制转基因食品的标注，你比传统食品更好，更环保，为什么不愿意标注，从而获取应获得的商业利益?如果拥转派的主张成立，为什么自己不积极主动地进行长期实验，证实转基因玉米的好处，从而获得正当的商业利益?
或许拥转派的精英并非看不到法国人研究的实际缺陷，他们视如不见是为了维护一个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没有差异的核心立场，即前述的完美食品的立场。维护这一立场有着重要的商业价值——新产品的开发可以不做那么复杂昂贵的毒性实验。做这类实验的确有机遇，那就是证实拥转派一惯宣称主张的“更优秀、更环保”，但也有风险，那就是“更差劲，更污染”。花了巨大的成本去冒险，拥转派觉得发不来，还是现在流行的赚钱方式更稳当。说到底，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科学之争，实际上是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之争，是社会需要更安全的食品与商业需要赚稳钱的冲突的“科学”表现。
普通读者看到拥转派与反转派的表演应当如何呢?保持镇定，维护自己独立判断的权利。Seralini等人的研究表明转基因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如果其结果可被重复，我们也知道转基因玉米的毒性是慢性的，如果方舟子邀请你品赏转基因大米，大可敞开肚皮吃，吃个新奇与传奇，吃一顿没事，吃一个月也没事，甚至吃上半年，也不会对你的健康产生大的不良反应。顺便提一句，这类做秀只有生在中国才有机会参加的，可能只有在管理机制不健全的中国才有机会参加的，以后都怕没有这类机会了，不吃白不吃。在国外做这种没有随访机制的实验是得不到道德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的，让实验食品不经审批进入消费渠道，是有巨大的法律责任的——哦，对了，中国的拥转派也多法盲，连律师也会吃得不亦乐乎的。
当拥转派热衷于做秀与扭曲科学故意欺骗时，我对转基因食品的戒心与日俱增，我不会见转必反，但也绝不拿自己的健康与安全开玩笑。科学是严谨的，随便你们怎么疯狂，本人不陪你们玩儿。随便你们怎么“主流”或者“民意”，本人永远地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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