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对我们的考验，最为曲折和持续的，是人际关系这所大学校。因为独立与社会两个特别属性，人与人之间如何友好相处，取长补短，携手并进，共同提高，学问深着哩。
在我所经历的那段风云岁月中，以雷锋同志为榜样，有雷锋精神所激励，因此，一切为公、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公而忘私、因公废私、先公后私，是主旋律，是正能量，是心灵感应，是时代风尚。那可不是谈天说地喊空口号,而是付诸于革命大家庭每个成员实实在在的行动中。人与人之间，弘扬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集体主义精神，公字当头、克己奉公光荣，私字当头、损公肥私可耻。“立公字，遥距天涯心相连”，人际关系虽然也会受到旧风俗旧文化遗毒的侵袭，但因为大家都是革命队伍里的人，“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起着主导作用。为了能有效地统一“接受再教育”和“欢迎他们去”的认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单位内部在学习贯彻上级文件精神的同时，会结合实际，在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气氛中，富有针对性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是化解矛盾，排除阻挠，凝聚精气神，齐心协力地把上级布置的任务完成好，把连队作为自己的家园建设好。
打破平稳的，是国营农场转制为“生产建设兵团”后“大干快上”，大批知青陡然来到，骤然增量，内外环境迅即变化。
先看周边。勐腊县人口不多，民族不少。解放前，人多势众的傣族占据统治地位，沃野良田好山好水都为领主所有，哈尼、苗族、彝族、瑶族等兄弟民族被驱逐到山上林间，承受着多重压迫剥削。解放后，实施民主革命，通过政策导向，这种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民族差别的烙印尚未消失殆尽。享受着资源优势的傣族村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十分富庶。去买甘蔗，老波涛（大爷）放我们进入园内，可以任意挑拣任意吃，吃得撑了，挑拣一根又高有粗的出园，付一毛钱就行。买抛果（柚子）也是这样，小的五分，大的一毛，老咪涛（大娘）从树上摘下来，一块钱装一大网兜。附近的曼会尖、曼会楠、曼降、勐润等寨子，都富得流油，七、八岁的“龙云（女孩）龙寨（男孩)都戴着手表，十四、五岁的男女少年成群结队，进出都骑着自行车，每家每户都至少有一台缝纫机，这个水平，就是上海城乡也望尘莫及。一九七一年时，我们东滨五队三十八户人家，也就一台缝纫机，四辆自行车，五、六块手表吧，这手表还主要是结婚时新娘子带来的。住在山林间的其它民族，则因为旱涝不均、靠天吃饭而难以自给，有的还得靠返销粮度日。我工作过的哈尼村寨，扎苏板、帕良寨，大多都只有一、二块手表。尽管历史遗留的事实上不平等，导致生活水平有高有低，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民族各过各的，相安无事。一个个寨子内，亲如一家，夜不闭户，根本不必担心抢劫勒索、偷盗欺诈或者假冒伪劣。不过，倘有外来侵犯，则是勇猛强悍，同仇敌忾，必予痛击严惩，绝不会手软的。
才到边陲，县里经常下发“敌情通报”，告知距我们最近的曼会尖等寨子有人与蒋军残匪往来，连队就要安排我们轮流着通宵值勤。再者，这里与老挝接壤，哈尼族与境外有通婚史，老挝那边物资极为匮乏，时不时的会出现男女老少队伍一长溜，背着竹篓进我境内，用芭蕉、菠萝交换盐巴等生活必需品（我们连队有老乡曾用一条肥皂换了十只菠萝），其中难免鱼龙混杂。所以，入驻之初，我们基本上是尽量回避，与外界少接触。
五营内部人员的构成，老职工队伍以云南、湖南籍为主，也有四川两广籍的。云南籍主要是人民解放军复退的指战员，湖南籍是响应政府号召支边来的。进入兵团，与我们最易相处的，就是这批老职工。
从五、六十年代起，这批老职工就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心地善良，淳朴敦厚，斗志高昂，坚韧不拔。在十来年开天辟地、白手起家的征途上，同样有“要为那天下穷人争自由”的“柯湘”，有“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杨子荣”，有“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的“李玉和”，有“四海风云胸中装”的“江水英”！披荆斩棘，他们任劳任怨，互敬互爱，群策群力，用平凡编织精彩，把普通铸为崇高，凝结了精诚团结、亲密无间的“同志心，手足情”。即便“WENGE”波及，也没有形成派系林立、武斗不断那样的过火或者混乱，橡胶树培育、种植保持着有序的常态。
说到人际关系，有必要把当时知青队伍的状况回顾一下。来到五营的知青，有昆明的，上海的，重庆的，人数已多于老职工。知青中，昆明籍来得最早；上海籍人数最多，第一批是市区的“六九”届；第二、第三批，是川沙县的农村青年；第四批是金山县的城镇应届生，一百名重庆知青是最后一批。
人群居处，必分“左中右”，出现“异思”“异想”、“异论”“异行”，不可避免。“无异”不可能，“有异”不可怕，关键在于“同”“异”是否适度，能否“存异求同”，人与 人之间不排斥，不对立，实现两者取长补短，互增活力。
有部电视剧叫《最美丽的青春》，剧中人物是“五个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是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把青年知识分子的志向、追求、激情、力量和智慧凝为一体，在求同中存异，求同中存异，安下心，扎下根，与林场老职工携手并肩，鏖战风沙，植树造林，改造了自然，升华了自己。这批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和所走过的道路，与我们五营知青队伍的所经所历，所作所为，何其相似乃尔。
当年，我们五营的千名知青，来自于不同地区，都是走出校门不久的学生，但接受的教育程度有高有低不一样；大多出身于工农家庭，但所处城市的环境和各自家庭的氛围不一样；虽然年龄都在二十岁上下，但立身为人、处世做事的成熟程度不一样。名义是“一片红”到来，其实内中构成多样、参差不齐，有着好几个层次。
佼佼者不乏。这个层次，年龄段在二十岁以上，接受红色教育较为系统，爱读书勤学习，有理想，有抱负，具备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凌云壮志。其中大多是因为看过电影《年轻的一代》和小说《边疆晓歌》，为主人公肖继业和苏捷、林志高他们的事迹所感染，时代盛行的“我们不做温室的花朵，要做暴风雨中的松柏”等红歌的反复吟唱和潜移默化，激发了他们“告别家乡去边疆”的豪情，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把青春奉献给橡胶事业真心实意，进入兵团后，爱岗敬业，工作出色，思想进步，显山露水，有的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有的选送到师、团、营各级机关，有的在基层任职，成为兵团（农场）组织生产和实施管理的骨干。
随流者最多。迫于“一刀切”政策，跟着“感觉”，走一步看一步算一步，总体上能适应环境，安分守己，不惹是非，明哲保身。在“再教育”和劳动锻炼中逐步成长成熟，大部分变得勤恳踏实，有了进取心和责任性，是知青群体中的最大多数。
添堵者也有。缺乏接受再教育的诚意，总是站在组织和群众的对立面，把勐润视作“夹皮沟”。好高骛远，怨天尤人；好逸恶劳，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欺负弱小。为数虽然不多，但自暴自弃，拆了自己的烂污，还带坏了别人，影响恶劣，负面作用不小。
我们“川沙人”在农村锻炼过，援边不是因为“一片红”高压所至，干活不偷懒，做事守规矩，无论分配在老连队割胶，还是安排到新连队垦荒，一上岗位就能撸起袖子，扑下身子，干什么像什么，不怕“脏累苦重险”，与老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相处后一经交流，观念、感情、心灵容易相通。七三年起，川沙老乡逐渐谈恋爱结婚，好几人娶的是老职工女儿。
比较“难融”的，是以“阿拉是正宗上海人”自居的那一小部分，似乎他就是上海，上海就是他，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一身小家子气却自以为大，满腹小鸡肚肠自誉见多识广。因为浦西浦东乡音有异，视我们川沙人为“阿乡”，讥笑这个穿“土布”，讽嘲那个吃“萝卜干”，也看不上昆明人和四川人，更瞧不起老工人，于群众有条填不满的感情“裂缝”。
在扎苏版工作队里，与我同居一室的两位都姓杨，大杨长于昆明，小杨来自上海，都是我营八连的。在县里受训，开始几天，这小杨还夹着尾巴，但厮混熟了，那市侩气就逐渐暴露。一个月中，除了与大杨老是纠缠不休“昆明与上海”谁大谁小外，在理解政策等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长进，小组讨论，一句正儿八经的像样话也没有说过。进入寨子后，根本不知道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和责任，明明“半瓶醋”，冒充“事事通”，与哈尼兄弟闲聊，居高临下，乱评乱点。尽扯些“太脏”、“太黑”等的不着调，寨子里男女老少都不愿搭理他。去劳动，播种旱谷，推说头晕；水田插秧，看到蚂蝗双脚直跳，拉着我要半道折回。启动复查工作，必须挨家挨户摸清解放前三年各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两个“杨”一组，我独自一组，他既提不出问题，也做不好记录，跟着大杨“混拤丝”。勐捧公社干部老刀（汉姓冯，为边境线上工作方便，起的傣名）来扎苏板大队，下去传达林彪出逃后的红头文件、处理边境线上偷种罂粟、工作队员严重违反纪律等事端，每次带的都是我。小杨吃醋嫉妒，牢骚不断，埋怨领导眼里没有他，咒骂老百姓对他不公平。有时大杨规劝他“要有自知之明”，他就吹起“昆明还没有上海徐汇区大”的“洋泡泡”胡搅蛮缠。
扎苏板的党支书老三、大队长安赳和小学老师科布、贫协主席布飘等骨干，曾不止一次地当面评说：大杨有点娇，小杨还是个毛孩子，你小范才是我们的自己人。对此评价，八连连长风闻后大光其火。用了两个黄昏专程赶来，指责他俩“丢了八连的颜面”，熊得小杨晚上睡觉前再也不吱声了。
知青之中，也有矛盾，摩擦不断，根子是除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市侩气”外，上海籍知青中有“青红帮”、四川籍知青中有“袍哥”两大封建遗风作祟。所谓仗义、争强而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持勇好斗，冲动莽撞，成为兵团（农场）和地区的主要不安定因素。上海籍中的“阿拉”，经常三三两两溜达着出行，见了挑着香蕉、菠萝或者鸡蛋什么的老咪涛，哄上去围住了，一人出头讨价还价，乘着咪涛不备，其他人就掏竹篓，你一只我一把捞了就跑，价钱讲定，咪涛同意“开（卖的意思）”了，“阿拉”与竹篓里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了，气得咪涛坐在地上连哭带骂；“上海龙崽调皮多多”。
傣家寨子里猪狗散养随地跑，母鸡下的蛋存在窝里不取走，水果种植在寨子边上。只要“阿拉”、“格老子”走过，鸡、蛋“飞”了，狗不“吠”了，香蕉被砍了，菠萝被摘了。老百姓警惕起来，安排“咪涛”站岗，“龙云”巡寨，把进出路过的“阿拉”、“赤佬”盯得死死的，一看到有歪脚有伸手的，满寨子就会如临大敌，“噢噢”呼叫，民兵闻声出动造势，把他们唬得溜之大吉。
四川籍有些知青的偷抢行为，大多是不看对象、无所顾忌的横冲直撞。他们喜欢吃辣，才进勐润几天，就旋风般地横扫了好几个连队的蔬菜地，但凡辣椒，圆的尖的，青的红的，一概收尽囊中。
但是，无知与莽撞，是要受到惩罚的，
七一年九月初，扎苏版老乡美迪受全寨之托，单人独行去勐润商店买了几条“金沙江”、“春耕”（香烟）和一些生活用品。半途上，被十一连的几位小伙子抢走了香烟，推入了水沟。一身泥水跑回寨子，如泣如诉，陈述过程，顿时激起了寨子里的火药味。那天我正在插秧，空旷的田野里，突然响起阵阵急促的号角声。女青年沃康对我说：小范，出大事了，我们得赶紧走。回大队部路上，遇到大队长安赳，对我说：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拦路抢劫，得好好教训这些“格老子”。我从水井边冲洗后上来，只见小伙子们都已佩上了火药枪，大嫂大娘备下了辣椒粉，七、八十人，人分立两侧，把守着路口。下午四点许，“闯祸胚”们晃悠着过来了，哈尼兄弟姐妹围了上去，把俩个甩着红绸子的“三脚猫”按在地上，另外几个见势不妙，立即逃之夭夭作鸟兽散。逮住的两位，背靠背地绑在树桩上，被愤怒的大娘大爷前胸后背，施以拳脚。我急忙找大队党支部书记老三，提请“别打坏了”，老三说：“拦路抢劫罪不可恕，咱老百姓更不可欺负，但这俩小子再坏也是知青，我们会掌握轻重，让老幼妇孺出出气就罢”。老三是云南西双版纳地区边境线上闻名遐迩的锄匪英雄。之前，盘踞在老挝缅甸一带的国民党残匪势力经常入境骚扰，杀干部，抢猪牛，无恶不作。我边防部队就在境外布下暗哨盯其行踪，伺机伏击予以歼灭。老三作为联络员，经常乔装打扮深入虎穴，有一次出去三天三夜毫无消息，据说曾惊动过周总理。听他的口气，我估摸着事端不至于不可收拾。过了个把小时，大队长安赳邀我陪着到现场，劝散了老百姓，就背着双手，一本正经为俩位“格老子”洗脑：知道老百姓为什么打你们吗？知道违反民族政策会有什么后果吗？兵团有组织有纪律，我们派人去请你们领导了，你们就耐心等待吧。回大队部的路上，他眨巴着双眼神秘兮兮地说：领导来不来关个屁，继续绑着不放走，是要让蚊子“再教育”他们一番。七点多，现役军人、十一连魏禄之连长来道过歉后，把他俩领走了。
知青幼稚，血气方刚，断不断为些许鸡毛蒜皮积怨成仇，伺机报复，明里暗里相忌相斗。因此，五营党委领导除了部署橡胶种植任务外，七十年代前三年的主要精力，几乎都是在做接纳知青后的情绪稳定工作。面对一次次“内斗”，党委班子中流砥柱，迎难而上，只要掌握信息，都及时跟进，反复劝阻，苦口婆心，化解矛盾于萌芽状态。
我亲眼见过，因为沪渝知青突然交恶，双方各数十人列队斗横，明晃晃的砍刀，飞来飞去的玻璃瓶，营部机关全体干部手挽手，肩并肩，背靠背，组成人墙，硬是冲入现场，用血肉之躯把队伍阻隔了开来。劝散队伍、止住恶斗后，党委没有以“危害治安”为名，把他们往公安一送了之，而是以对青年人前途和他们家庭负责的竭诚，把组织者召集到营部，开导规劝，晓之以理，解开思想疙瘩，扭转对立情绪，让双方都能认识错误，接受教训，不再为敌，握手言和，从根本上拔除了不稳定、不团结的隐患。
在游泳中学游泳“呛”过之后，绝大多数知青终于懂得了“社会”这条“大河”的深浅，懂得了“自重”和“互尊”，与人为善、相容相融成为大家存异共处的主流，保障了勐润边陲的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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