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又是甲午年，当下中日关系走入了一个低点，日本右翼势力近几年连续通过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历史问题等几个大的动作，使得中日之间紧张了气氛。现在日本又解禁了日本集体自卫权并欲修改宪法的和平条款，使得已紧张的两国关系又紧张了一层。
今年恰逢中国甲午，不禁使爱国的中国人又想起这一历史悲伤。悲伤的历史，人往往不愿再去回忆，但要想历史不再重演，就不得不带着又一次的悲伤去反思历史。
近代中国，屡遭列强侵略蹂躏摧残，如同飘萍残叶一般在骇浪中起伏，虽然屡抗屡败，但进步的中国人仍不失救国强国的梦想，唯有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将中国人的自强梦想彻底打入了地狱，同时也从灵魂深处打醒了还做着梦想的中国。中国近代的历史以甲午战争的失败为转折，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和庚子国变使中国彻底走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风雨飘摇下的大清王朝，如系于一线的风筝，终于被不久之后的辛亥革命炸断，飘摇而去。甲午战争的失败加剧了清王朝的覆灭。
反思和分析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之后善于总结历史的人们的一个重要论题。反思甲午战争失败的文章，自战争失败之日起就绵延不绝，不可谓不多。这些年来，这样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内容无外乎阐述中国封建体制的落后，中国官僚的腐败，中国文化的固步自封，中国海权思想的淡薄，中国军事思想的落伍等等方面，各种说法也各有其道理，但历史地看，这些分析都存在不愿或者不想去触及存在其中的一个民族问题，尤其忌惮于现在我们的民族政策，有人更是不愿触及这样一个历史上的真实存在过的民族关系问题，有怕破坏民族关系之嫌。现在满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必须要维护好现在团结的民族关系，但是对待历史事件，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历史事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关系和背景中去看，才能看出历史真实的原因，对待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分析，也必须使用这样的方法，否则，用今天的尺子做衡量过去的长度，就是唯心主义行为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科学态度。作为文章的前提，先立此存照。(以下对现在满族的称呼使用当时的称呼满洲)
李自成打入北京，结束了大明王朝的汉族政权，吴三桂开关降清，入主中国，开始了满清王朝满洲人的统治。清廷从入主中原一开始，就执行野蛮的异族统治，每占领一地，必先执行“剃发易服”制度，否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因此遇到了汉族的强烈抵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其惨烈程度的例子。“抗清复明”斗争失败后，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志士也不得不跟随多数汉人一样，做了大清国的顺民，中国在亡于蒙元之后又一次选择了历史的逆来顺受。但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从意识深处里对满洲的抗拒，也是作为统治者满洲人所能感受到的。揽满清一朝，满清王朝一直对汉民族存有戒心，不仅在婚姻上要保持满洲人的民族血统的纯正，不许满汉通婚之外，在政治上汉人不得担任朝廷要职，在称呼上满洲官员向上自称“奴才”，而汉族官员只能自称为“臣”。“臣”有着臣服的意味，而“奴才”却是一种“自家人”里的称呼，就是说”奴才”跟“主子”是一个家里的人，而称“臣”的却是外人，外人不足以信也。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载：清宫内立有“御碑”，专谕满族大臣。碑文略谓：“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用以羁縻之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效”。相对于汉族，作为满蒙联盟的蒙古族贵族，清廷却是礼遇极高，封王的贵族很多。而汉族大臣，功劳再多，功劳再大，封侯的人很少。清初时，为招降纳叛，封了有数的几个王侯(结局都不好)之外，直至晚清，所封的汉人公侯也只有寥寥几人，如曾国藩李鸿章对清廷的“贡献”，被封为一等侯，算是高位。在满洲贵族的眼中，汉人已亡国，满洲人是这些人的主人，统治这个已亡国家的统治者。
至晚清，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作为统治者，清朝皇帝不得不应对其治下的中国问题，以确保对中国的长久统治。后效法西方推行洋务运动，以为引进西方武器可以抵御洋人的入侵，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策。但在政治制度上仍遵“首崇满洲、以满驭汉”之满洲祖制不得更变。洋务运动和剿灭太平天国坐实了汉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军事势力，已经构成了对满洲皇权来说的统治权力的威胁。在面对外来侵略和内部皇权能否稳固的选择上，是满清皇朝首先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因此，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说，如何看待大清和中国，如何看待满洲民族和汉族的关系，应该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最根本性的第一问题，至于其它方面的问题，都应该是这个问题所衍生出来的次要问题了。次要问题有很多，诸如封建体制，军事思想，海权意识，武器装备，作战部署，军民团结等等，都可以从每一个次要问题展开论述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但是，这些论述也仅仅是为了某一种特定目的而做的就事论事式的应景之谈，不足以全面解释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仅举一例，如团结问题，那时的中国人(包括满洲人)能否按照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意愿团结在一起去同仇敌忾?只要懂得一点清史的人，以历史事实说话，恐怕很难得出可以团结起来的结论。这种团结即使在清亡之后很长时间内，即使在民国号召“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和”的口号下，也没有出现，尽是派系林立军阀混战，再丢东三省，一直再到日本全面侵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最为危难的关头，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最终团结了起来。如此妄谈团结正如有铁器的时代反讥青铜器时代不搞铁器一样。
有清一代，清朝皇帝为了实现在中国的长久统治，在表面上采取融合态度，提倡满汉一家的观点，发生在雍正年间的曾静一案，雍正皇帝还专门颁布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阐述满洲皇帝的正统性。但是，说是为了笼络民心，而做才是最重要的。清统治者为了加固本民族的长治久安，不仅在官职权利上限制监视汉官，不给任职重要职务的可能，而且在思想领域进行钳制，大搞文字狱，修正四库全书，尤其对于金史进行美化式篡改，削汉民族文化中的锋芒，达到愚民统治的目的。在管理上实行满汉不同制度，满汉不通婚。汉族大臣在清朝任职总是战战兢兢，一句话说得不合王爷皇帝心意，极有可能遭遇灭门之灾，株连九族之罪，其处罚较之满洲人为重。由此，在民间“反清复明”时时不断，太平天国就是当时民族斗争的一个最高潮。反清的民族矛盾，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孙中山提出的推翻满清王朝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时，甚至有中国人帮着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奇观”。辛亥革命后，满清子弟纷纷改换汉族姓氏。足见清朝的满汉矛盾是很激烈的。
外敌列强的入侵，将外敌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与国内的民族矛盾交织在了一起，但基本上是在以中国传统的没有形成西方式的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情况下，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始终主导着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的走向，人民尚未觉醒，不知道晚清时代的外敌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中国的主要矛盾，国内的民族矛盾已是次要矛盾了。甲午战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发生了。
历来以中国为师的岛国日本，一直有觊觎中国大陆的野心。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政策，一跃而成为强国，开始了西向上陆的侵略路程。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的架势，清廷却无视这种变化，仍将巩固国内统治为重要任务，时刻担心满洲统治地位的不保。除了军事方面落后于列强之外，在清廷的意识里，向外强割地赔款，总强于汉人的兴起，一旦汉兴则清亡。割地固然屈辱，但对于当时完全没有现代国家意识的清廷来说，所割之地乃是化外之地。赔款的压力，就要由广大的包括汉族人民来承担，由此也会进一步消弱反抗民族的能力，而对于满洲贵族却无大的损伤。这就是晚清历次的对外斗争，总是以议和为结果的一个思想根源。这样的思想，直到“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以慈禧太后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做了最好的注解。
在对日的战争中，一则中国以天朝自居，无视日本已然强大和野心冲涨，这是认识上的不足，认识不足则松懈，松懈则不备，不备之战必无必胜的把握。二则清廷已无力全力应战。原来骁悍的满八旗兵入关两百多年后早已萎靡不勇，汉八旗军绿营又信不过，也怕做大，剿灭太平军和捻军起来的汉人的湘军，淮军归属性强，也已是清廷的心病，但又不能不依靠。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淮军的一部，所幸李鸿章忠实地忠于清廷，淮军便担负了中央军的职责。甲午战争前的朝鲜问题，所派的驻朝军队即是淮军的吴长庆所部。北洋水师按照现在的观点看，应是国家的海军，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却不这样认为，时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参奏李鸿章：“是水师(指北洋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之于御敌则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战前四年，慈禧转发户部奏疏，谕“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清廷的防汉之心已袒然流露。汉族各级官吏长期受到满族官员的欺压，虽不能有丝毫表现，但心中早已充满不满，有时也乐见清廷遇有危难，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讲到：“往年日清之战，曾亲见有海陬父老，闻旅顺已失，奉天不保，雀跃欢呼者。问以其故，则曰：‘我汉人遭虏朝涂毒二百余年，无由一雪，今得日本为我大张挞伐，犁其庭而扫其穴，老夫死得瞑目矣。’这一民族矛盾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东南互保中尽然表现。梁启超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甲午海战以及后来的威海卫保卫战，如果清廷下定决心决一死战，也许将是另一种结果，但是正是因为清廷担心汉兴清亡，也许打个败仗，议和日本，输点银两，也许是个不错的结局。但是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只有在其后的发展中才能看清楚，正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才从灵魂深处刺痛了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看清了满清朝廷极端自私的政治腐败，这也就离大清朝的覆灭不远了。
晚清在中国民族危难之际，还囿于狭隘的民族观，不仅将中国拖入了苦难的深渊，也使自己步入了灭亡的道路。历史不能假设，如果拿现在的民族观要求晚清朝廷不分民族，上下一心，四周团结，对于那时的清廷和中国民众来说是极不现实的，也没有可以团结一致的思想基础。对于清廷来说，是该如何确保对中国的永久统治，而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就是只有彻底推翻满清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两者的矛盾直到甲午战争极大的负面历史意义显示出来之后，迫于统治危机的压力，才促使清廷搞起了末年的立宪变革，但是为时已晚，中国民众已经等不得清廷的立宪变革，大清便在辛亥年的革命声中颓然倒下，结束了两百多年的统治。
用国内的民族矛盾主导了国际矛盾和国际战争，应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性原因。
最后，再次强调，清朝已走入历史，清朝的满族人民现在已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各族人民和睦团结，分析历史问题需要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还原到历史中去才能看的清楚，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有利于现在的民族团结，实现新的民族团结，这才是科学的精神。正视历史，才有可能避免重蹈历史悲剧的再次发生。只有团结在我们共同的祖国的思想下，祖国才能越来越强盛，共同抵御一切的外来侵略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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