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一以贯之”，某些时候可以这么理解：一个大道理要在大事情和小事情上都能提到贯彻体现，不能在这里用这个大道理，在那里用另一个大道理。也就是说，不能使用双重标准。当人们说平等的时候，大道理的“一以贯之”，排斥“双重标准”，其实就是平等的体现，或者说是起码的前提。反过来，为何“双重标准”会存在，为何不能在大道理上“一以贯之”？因为，那是等级社会的必然。所以，中国早就进入了平民社会，孔子的思想是平民社会的思想，孔子才能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平民社会历史上“一以贯之”。而欧美进入平民社会很晚，至今延续着大量等级社会的做法，虽然打着平等的旗号，实际上就是充满等级色彩的“双重标准”。
    比方说，两人意见不合，甚至因此而吵架、打架，这是常见的小事情。但一说“常见”，无形中已经设定了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两人是相对平等的——你骂人，我也骂人；你拍桌子，我也拍，谁怕谁？你敢动手打人，我也毫不示弱。然而，在等级社会里，这个现象则不能普遍。奴隶主骂奴隶当然没问题，打奴隶也没问题，反过来就不行了。而前面说的相对平等的状况，在两个奴隶主之间是可以的。推而广之，奴隶主之间可以讲民主，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只要专制，这就是等级社会的双重标准。虽然民主与专制互相对立，但在等级制度下它们合作很愉快。因此，消除“双重标准”，在大道理上“一以贯之”的前提，就是人人相对平等的平民社会。
    接着说两人吵架、打架。欧美在进入平民社会后，能够对吵、对打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没有合适的处理办法，只能用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谁也不管，谁吵赢了谁狠，谁打赢了谁厉害。这一现象造成的结果是，人人只能靠自己。在社会内部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黑社会开始出现。在全球大社会的整体来说，便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都靠野蛮武力说话，谁拳头硬谁就是老大，它甚至比等级制度更残酷。丛林法则看起来也是平等的，但背后有一个被隐藏的不平等：当先决条件不同，所谓平等地对吵、对打，实际上就是虚伪。例如一个哑巴，如何对吵？一个残疾人，如何对打？就算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假如他已经连着打了好几架，累得快趴下了，又来了一个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在丛林法则中，那也只能是活该。
    在等级社会里，高等级者有暴力权，低等级者没有。平民社会则不同。欧美进入平民社会后，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人都有暴力权，那就是平等的体现之一。这一观点与社会内部黑社会的产生、社会整体的丛林法则是密切相关的。当人人都有暴力权的时候，拳脚功夫只是暴力权的外延，于是有人开始准备刀枪，以弥补自己拳脚功夫的不足。人人都有功能相对平等的刀枪，某种程度上说，的确也可以叫做民主和平等，因为每个人使用暴力的能力差不多。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叫自由，每个人在自由的名义下，都可以发展自己的暴力工具，加上人人都自私，人人都为自己，他人都是地狱等一系列观念，暴力工具便越来越发达，最终出现了核武器。
    于是，我们面临了一个问题。人人拥有暴力权，在拳脚功夫的时代，危害还不算大，最多有一些人死得比较冤。但是，在核武器时代，是否人人可以拥有原子弹？这里的“人人”可以虚拟化对待。显然不行。假设在人人都有暴力权的拳脚功夫时代，大多数人还能克制自己，不随便打死人，少数胡作非为的人动不动打死人，与全人类相比，毕竟还是少数。但是在原子弹时代，如果人人拥有原子弹，只要其中有一个疯子或狂妄之人，后果可能就是人类的毁灭。既然在原子时代不能人人拥有核武器，那么，谁能拥有核武器？现在有些人说，美国或者欧洲拥有核武器是好的，其他人拥有不行。因为欧美是有道义的，不会乱用核武器。所以，只有欧美拥有核武器才令人放心，甚至能对宵小之辈乱打架形成巨大的威慑。
    这种说法其实就是一个双重标准，凭什么你可以有，别人不能有？除非否定平等，否则说不通。但是，我并不想反对这个说法，我想反对的只是这个说法的前提。与欧洲人说人人都要暴力权相比，中国的平民社会正好相反，中国人认为，人人都没有暴力权，这种平等比较好。但中国传统的这种观点并不排除国家政权拥有暴力机器。所以，在核武器问题上，不能“人人”拥有原子弹，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平等原则。西方要在这个问题上不体现双重标准，就应该放弃他们人人拥有暴力权的原则，否则他们只能自相矛盾。而对于中国来说，人人都没有暴力权的平等，恰恰能在核武器防扩散问题上“一以贯之”。
    支持欧美国家拥有核武器，反对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一观点的背后，其实还包含了另一个“大道理”，那就是：掌握核武器的欧美政府是全世界最公正的、最善良的，是出于全人类利益考虑的，而不会出于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行事的。这实际上就是我所说的“超利益”。也就是说，在原子时代，掌握核武器这一终极武器的，应该是超越利益集团的最公正的一个群体。只有这样全人类才能放心。将核武器放在他们手里才不会危害世界，他们才不会利用核武器为自己牟取特殊利益，否则就变成人人都要拥有核武器。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在人人用有暴力权的道路上走到头，最终还是以自己是“超利益”来做挡箭牌。我与这些人的不同在于，他们认为欧美才是“超越利益”的，所以，欧美掌握核武器是天经地义的、令人放心的。但我认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才可能真正做到“超越利益”，所以，只有中国掌握核武器，才不会对世界造成威胁。
    两人意见不合，解决方式是吵架和打架，发展到社会就是丛林法则。这条路子是使用暴力的路子，还有一条路径是协商。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进入平民社会，前文说了，中国平民社会的平等与欧美有一个巨大的不同：欧美主张人人平等地拥有暴力，中国主张人人平等地不拥有暴力。两相比较，孰优孰劣？简单说几句。人人都有暴力权，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公正，政权就要拥有更大的暴力机器，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美国看到的现实。人人都没有暴力权，政权的暴力机器就可以弱化，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的情况。当然，当这两者相遇，一个注重讲道理的好人，遇到一个言语不合就拔刀动枪的混球，好人会吃亏，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汲取的教训，也是全世界没有“超利益”公正的结果。中国近代史上好几次吃亏的时候，都像诉诸国际社会寻求公正。这一做法源自于中国的传统，但与传统相比，这一做法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认为别人才是“超利益”公正的，而没有像传统那样坚信：只有我自己才是客观公正的。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没能像传统政治那样，自己掌握足够威慑别人暴力机器。结果，近代史上中国几次寻求国际社会的公正，都是痴人说梦、缘木求鱼，教训深刻。
    在中国人人都没有暴力权的平等中，当两人意见不合，自然就要讲道理，不能用武力解决。但是，这个原则并不百分百有效，有些意见不合可以沟通，有些则无法达成共识。当不能用武力解决时，唯一的方法只能是要求一个公正的个人或机构来裁决，例如法律。所以，当中国排除了人人拥有暴力权的选项后，讲道理成为解决分歧的最重要方式，要求裁决者“超利益”的客观公正，就成为中国的政治传统。虽然现在有人说西方人主张“司法公正”，但我想举例说明一点，譬如西方历史上长期流行的决斗，它的特征就是：一，人人拥有暴力；二、司法做裁判，公正地不干预过程，只等待结果，比方说普希金被杀。哪怕这个结果很糟糕，哪怕这个结果其实是有普希金决斗水平太差这个不公平引起的，它的司法独立也不管。但是，司法公正的说法也不应该全盘否定，各种立场的人们对于“司法独立”都有深层理由不同的认同，实际上就说明人们对于“超利益”的认同。反过来说，如果不认同“超利益”，就再也别信“司法独立”。当然西方的司法独立只是超利益中很小的一部分，中国“超利益”的要求范围，比司法独立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