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六回莞，晚上看了张国师的新作，之后想起刘文武，王忠义，胖墩，久久不能入眠。相比起同期的另一部抗美援朝电影，我认为国师这部新作脱离了宏大叙事，反而更真实，更感人，可以说是他个人影史上的另一座里程碑。
我又想起二十年前的《英雄》，这是著名导演张艺谋转型之作，也是我到广州看的第一部电影。虽然模仿了《罗生门》的构造，但是两者最大的不同是：看完《罗生门》，观众会想：到底哪个是真实的？而看完《英雄》，观众的反应是被骗了：原来前面那些故事都是假的！连带着观众也会对最后一个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秦始皇真的是为了天下和平而统一六国吗？这样一来，无名、长空、飞雪和残剑再也不能感动人，他们的血也就白流了。在《罗生门》中，所有的叙事者都是处于同一个镜头高度，这和影片中的那几个平行空间的风格非常一致，几乎相同的角度使得观众无法判断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这从一定意义上将思考权留给了观众，而《英雄》所作的恰恰相反——《英雄》剥夺了观众在看这部影片时本应该有的思考权，秦王和无名不同的角度，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会不断地被镜头高度这样的技术性因素所干扰，并被导演这种带着有明显倾向性的镜头左右着思考，而这样所作的直接后果就是，本该可以让故事精彩丰呈多故事结构的优势没有被充分发挥，到了最后，反而成了“欺骗”观众的罪魁祸首。
《英雄》之前，中国电影市场存在诸多乱象，比如电影监管机构那落后的管理多好电影无法上映；中国电影界洗钱让许多拍好的电影根本就没想过放映，一年300多部水份颇多；第五代导演唯利是图，拿恶俗做卖点；院线的票价让观影成本过高，使得观众只想花钱看所谓的大片。《英雄》不但让内地武侠有了傲世香港武侠的资本，甚至打入国际市场，却发出了迎合统治者的喃喃，这和这部看起来极其大气的电影所不相符的，《英雄》之后，中国大片走入一个由电影寡头控制的年代；秦始皇之后，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年代。这是巧合，还是命运？后人又应该如何评价？
从春秋到战国，几百年长期扰攘，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期间，公元前２４３年“蝗蔽天下”，２３５年“天下大旱”，前２３０年和２２８年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极”。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亩征赋。嬴政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３３２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并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和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废封建、置郡县”。这个事情乃是一个质变，郡县制意味着在两个方面与封建制相对立∶第一是打破分裂割据而实现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权力，第二是打破权力、财富、名位的世袭制而建立一种人员流动的官僚体制。秦始皇废封建造成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分立过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欧洲那样的农奴制和普遍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中国就很不突出。所以主席评价说“祖龙虽死业尤在”“百代多行秦政法”。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钳制思想之举，但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再说回电影。《英雄》虽然促成了中国影业的一统局面，但也助长了浮夸之风。从《悬崖之上》开始，国师开始回归本真。他之前虽然有皇权崇拜症（我曾写过系列文章批判之），但在当前的形势下却表现得恰到好处。无论服化道还是电影主题，都堪称可圈可点。尤其是最后点名的场景，巧妙地把人民战争这一主题给表现出来了。我家领导在观影过程中几次泪目了。我认为《狙击手》可谓返璞归真，是一部值得去电影院看的电影。可能正是由于归化的原因，这个将中国影业带入大片时代的国师，却似乎被同行们暗暗地抵制了。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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