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制作丨叶源昊）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薛鹏报道 最近，38集电视剧《警察荣誉》热播。作为一部讲述基层民警琐碎故事的警察剧，《警察荣誉》不仅意外“通吃”了老、中、少不同年龄段观众，还将很多“多年不追剧”的人拉回荧屏。随着剧情展开，围绕《警察荣誉》的讨论，已经超越寻常的文艺作品范畴，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如何用中国道理办好中国的事情？如何以中国风格讲好中国故事？记者专访了《警察荣誉》编剧赵冬苓、导演丁黑。
《警察荣誉》来源于我们身边热气腾腾的生活
记者：什么因素促使您创作《警察荣誉》这样一部作品？
赵冬苓：公安题材的作品大多是写警察如何破大案除大恶。我在创作中接触到许多基层民警，他们就像剧中的赵继伟一样，默默干了许多事，却不一定被大家所看见。但对于警察这个职业来说，他们最大量的日常，其实就是基层派出所琐细、纷乱的工作，化解矛盾、保一方平安。创作一部反映基层派出所普通警察工作生活影视剧的想法就是这样明晰起来的。
《警察荣誉》剧照。（出品方供图）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我带着几个年轻人采访了济南五个派出所和一个刑警队，采访了几十位一线警察，几个年轻人还跟着警察值了几个大夜班。写入剧里的案件大大小小几十件，几乎每一件都是我们从生活中“捡”来的。比如，济南十六里河派出所一位老警察分享的让报案人留血样引发冲突的故事，就是警员夏洁给吴大夫道歉的剧情。我们还在济南龙洞派出所见到了一位破案“狂魔”，一位快五十岁的辅警，一个月挣两三千元，住集体宿舍，一门心思整天就想着破案。一次偶遇一个身上有奇怪伤口的人，他顺手破获了一个专门盗窃工地物件的犯罪团伙。这就是剧中张志杰缜密破案的原型。
如果说《警察荣誉》有原型或来源的话，那就是我们身边热气腾腾的生活。
同样是去采访采风，有人能淘到宝，有人就淘不回来。为什么？这和创作者的姿态、眼光、生活阅历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关
记者：《警察荣誉》从四位年轻警察的入职展开，每个年轻人都代表一种类型。人物设计上有什么考虑？
赵冬苓：怎么把大量的琐碎故事串起来，我们想到了警察的成长，于是设计了四个年轻的警察。最早定下来的是李大为，他性格开朗，聪明淘气，很像现在的年轻人。赵继伟展现的是一个农村孩子到城市当警察的故事，警察队伍里有很多都是这种类型。警察队伍里有一个特殊群体——烈士子女，他们甚至直接继承了父母的警号，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压力反倒会更大，于是就有了夏洁的形象。杨树的形象我们想了好久，最后才确定这样一个被重点培养、下来锻炼一年的人物。
丁黑：在角色塑造上，这与其叫“突破”不如叫“回归”，一种对现实的“回归”，对人性的“回归”。这个剧的角色塑造极其真实，因为真实必然就是丰富的，丰富的必然就是复杂的，有优点也有缺点，不是简单的好与坏。因为我们身边的警察，每一个都是普普通通的个体，有着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但他们在整体上都知道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并且都在努力推动着基层治理向好的方向发展。
记者：作为创作者，能够让观众在追剧之后，留下几个记得住的人物，这是莫大的收获。《警察荣誉》在这方面做得很有特色。可否谈谈您在人物塑造上的体会？
赵冬苓：同样是去采访采风，有人能淘到宝，有人就淘不回来。为什么？这和创作者的姿态、眼光、生活阅历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关。比如剧里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曹建军，一开始是个警察英雄，出去办案办得很漂亮。紧接着写了他的缺点：他不光抢同事的功，还抢徒弟的功，出了纰漏都推给别人。生活里碰到这样的人会很讨厌。如果说我们不是以一种比较通达的眼光去看待一些事情，那么曹建军就会被当成一个小人。但是我们从抢功开始，去发掘背后的原因，用悲悯的目光去看待他，最后写出了那么生动的人物形象。他后续还会遭遇很坎坷的事情，最后大家看完了心情会非常复杂。
中华文化是责任文化，“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中国的社会治理，对老百姓的呼声是极度关注的，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记者：有评价称《警察荣誉》应该叫“派出所那点事儿”，它揭示了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真实状况，可否谈谈您的理解。
赵冬苓：基层警察主要面对三大问题：一是警力少、任务重；二是有大量无效警情，对派出所的要求是“有警必接”，很多不归你管的事也必须管；三是信访压力，如果你的处理我不满意，我就打12345投诉你。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中华文化是责任文化，“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中国的社会治理，对老百姓的呼声是极度关注的，所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所以老百姓大事小事都得找政府，在这部剧里头就是“有困难，找警察”。
《警察荣誉》剧照。（视频截图）
丁黑：派出所是一个能看尽人间百态的基层部门。他们更多时候遇到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各种各样的民事纠纷，用老话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事情，它的性质并不是那么容易界定，处理起来很复杂，也很考验基层治理的智慧。既不能像剧里李大为那样动不动就想拘留，也不能像赵继伟开始那样事情太小就推脱不去处理。我们的民警等基层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就探索运用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那就是调解。
正如剧中的所长王守一常说的那样，我们是与环境在一块成长。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这类基层矛盾的事情非常多，我们也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学习如何开展基层治理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有耐心、要有政策性、要有悲悯之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调解。调解看似很容易，背后却包含了大量的工作和辛劳。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剧的展示，让大家看到这种调解工作的不容易，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常心怀善意和理解，相处越来越和睦。
“枫桥经验”就是现在基层民警工作学习的重要内容。八里河派出所的全体干警都是在践行着这个经验，努力抓早抓小
记者：剧里一直提到“枫桥经验”，即“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可否结合该剧谈谈对用中国道理办中国的事的理解？
丁黑：强调真实是这部剧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现实中，“枫桥经验”就是现在基层民警工作学习的重要内容。八里河派出所的全体干警都是在践行着这个经验，努力抓早抓小，在小问题还没有发展成大矛盾的时候，就努力把问题给解决掉。另外，在解决纠纷的时候，在法律不能明确界定、或者说在法律界定的过程过于复杂的时候，也要不断地让大家知道法律的要求是什么。
赵冬苓：我们常常讲“中国特色”，有时候似乎不好理解，但如果我们对中国的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对中国社会、中国传统了解得比较透，就明白这不是一句空话。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经常不得不做出妥协。社会就是在这种反复拉扯中不断进步的。如果只看到妥协和忍让，看不到在这过程中社会的进步，那是一叶障目。但如果只希望看到正义的实现而不希望其中存在着任何的妥协与综合考量，那也是不切实际的。
任何进步都是艰难的，王守一们在这其中做着身体力行的探索，无论分寸把握得怎样，都值得我们尊敬。对于基层派出所干警来说，他们的荣誉感可能不是破大案除大恶，而是通过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维持一方安宁，保护一方平安，让人民群众的平安指数和幸福指数有所提高。这就是本剧的题目：警察荣誉。
《警察荣誉》剧照。（图片来源：电视剧《警察荣誉》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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