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转向改革开放》——踩在前人肩膀上比高低
“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是怎样的情形呢？（P176页）前后矛盾的描述也许代表着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只是历史不容抹黑。“据官方估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这个估计就是说：建国30年基本建设投资一共是6250亿元，结果损失了八成，只相当于1250亿元，却建起了一个工业体系。“不可否定，20世纪50年代以来，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1952年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5倍，其中重工业增长28倍，锻炼了一支相当规模的工人队伍和两弹一星等领域的科技人才队伍，建立了大小工业企业35万个，其中在中型国营企业4400个。……农业生产条件有较大改善，（注③：全国共修筑大中小型水库8.4万余座，灌溉面积由建国之初的2亿亩增加到7亿亩）……毛泽东时代大众教育的普及和流行性疾病防治的成效，为后期发展准备了高素质的劳动者。这都成为后期发展的重要基础。”那些说毛泽东时代“崩溃边缘”的人看了这些数字会不会脸红？也许他们就是认为是“相当隔膜，与当时中国从上到下的感受想去甚远”。这些数字对一些人来讲是有眼无珠呢，还是狗眼看人低呢？“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难怪当今的不孝之子如此之多，就好比一群孽子对他们含辛茹苦的父母说，虽然你们当年节衣缩食，但我们长期没得到实惠一样，只是因为他们败家败得太彻底了！
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应该这样讲，时代没有了毛泽东就难以为继了。是的，毛泽东时代还很穷，到“文革”结束时还不到30年，“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态”，可是，站在毛泽东时代“发展的重要基础”上改革了40多年，直到2022年才宣布消除千年“绝对贫困”，确实有资本可以与毛泽东时代比高下了！是的，毛泽东时代20年没有上涨工资，但物价也没有涨。改革后涨工资却追不上涨物价。“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最大的政治’”，回避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都不知道在为谁发展，从何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有人“指明道姓批评毛泽东，强烈抨击个人迷信，提出肃清封建主义，呼吁加强民主法制。”与其说毛泽东“个人迷信”，不如说这些人是个人发泄，与其说他们要“肃清封建主义”，不如说要封建复劈。否则，他们不会把“破四旧”的责任全部按到毛泽东的身上，他们把毛泽东阻止“包产到户”视为推迟了二十年的私有化改革，影响了他们学习西方现代化。然而令他们眼拙的是，他们不知道一个根本的事实，是西方现代化是一个掠夺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并不是从中国开始的，当中国1970年代末开始自己的改革试验时，社会主义改革已成趋势。”（P187页）是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最先是从苏联开始的，最终是改得亡党亡国。1970年前后中国正发生着什么不去重提，不论是“继续革命”也好，还是“改革开放”也好，意思其实一个样，毛泽东一直在改革，他要改出一个几千年来绝无仅有的，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改革家！若再有人说毛泽东不改革，固步自封，那就闭上它的臭嘴！
（P188-189页）说“农民处于国家保障体系之外”，虽然不能与城市工人相比，但农民能得到集体经济的基本保障，且这是一种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为基础的组织保障。如集体供给老人、儿童和五保户的口粮，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把药能送到田间和床头。“正是毛泽东时代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行政分析道路，导致了中国的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完全不同于苏联。”这就怪了，《筚》书是要批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呢，还是要批毛泽东时代破坏计划经济呢？是仿效苏联呢，还是不要仿效苏联呢？既然改革之前破坏了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改革之后不继续强化计划经济体制，而要无时无刻诋毁计划经济呢？对于“行政分权”的理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是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与改革后的“财政分级管理”的行政分权完全不同，后者可是“诸侯分封”式的分权。“不同于苏联”，我国国情不可能有苏联一样的机械制造能力，也不可能跟着苏联或照搬苏联。所以，在这儿与第二章的叙述恐不只是内容上的自相矛盾，更是作者思维混乱的矛盾。既然说“实质上是一种命令经济而不是理性计划经济，”且暂不问是命令下达“计划”，还是“计划”通过命令，为什么不否定“命令经济”而要全盘否定“计划经济”能？更不用说至少还有“理性计划经济”！一个留下了“强有力的政府”的毛泽东时代，“没有债务包袱的财政”，竟然会“经济到崩溃边缘”，这既说不通，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
改革“首次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把人们积蓄既久的趋利动机和致富欲望调动起来”，（P190页）它抛弃的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共产党人的精神，更是调动了人的“兽性”。“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以增加计划经济的活力”，社会主义的竞争是“共同前进”，资本主义的竞争是“你死我活”，增加的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活力”。“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利用资本进行社会再分配，“切香肠式”地允许“剥削”。在1962年前高层就有人多次想要推动“包产到户”，这是农民选择的，还是高层官员推动的？让农民“回到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传统的家庭经营”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倒退！“包产到户”只是增加了农民对粮食的可支配度，用货币换算则并没有增加农民收入。
乡镇企业贡献的“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制度外财政收入”，（P196页）先不论其合法性和正义性，至少不是来自于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创造。“人口流动浪潮”，是劳动力竞争造成地区差异的结果，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收割“人口红利”的“区域剥削”。
“1970年代后的开放环境”是对说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是一记重重而响亮的耳光，那可还是“文革”年代，说“走向市场经济模式”，根本没这回事!前面还在抱怨没有市场经济，后面又自相矛盾，无非要说毛泽东搞市场经济，好为自己正名，发展了是自己的功劳，搞砸了让毛泽东来背锅。所谓“经济率先起飞”，“一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但直到今天，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是靠自己创造的，而所有引进的技术都把我们自己的技术摧毁了；“二是雇用数以百万计的拿低工资又特别吃苦耐劳的农民工”，听起来都让人脸红，感到害臊羞耻，那就是赤裸裸的剥削和掠夺！“巴山轮会议”超越意识形态，这不是“超越”，而背弃！背弃自己的意识形态，投奔到西方意识形态的怀抱。
概括地讲，为剥削正名，就是为了获得改革合法性、合理性的前提条件。法律没有规定剥削的合法性，却能容忍剥削，既是对法律的无视和政策的虚伪。用政策维护剥削，破坏了法制精神。
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衰，既然看到苏联的“超高速发展”，为什么不分析一下其原因——“计划经济”呢？这会让“市场经济”很没市场的！西方国家“把一些社会主义诉求内化于资本主义体系中”，“改良后的资本主义回应了社会主义的挑战”，（P207页）从反面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消除了它的内部矛盾，消除了根本的利益冲突。”说明资本主义要失败，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有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停滞”，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颠覆。“集中力量办大事”效率低下，是在歪曲，事实恰恰相反。再试问，“效率低下”的标准是什么？
（P208页）“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也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消磨掉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致使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这是在颠倒黑白！人民在当家作主下不缺动力，且同样有“力争上游”的竞争意识，还换发了无穷的创造力。“计划经济扼杀个人自由”，“人们得到了某种安全保障，却以失去自由为代价”，是一派胡言！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自由是有范围的，安全都没有了何谈自由？作者是否要为美国枪支泛滥，平凡的枪杀事件的自由唱赞歌吗？“摆脱了资本的奴役，却跌入了无所不在的体制之中”，终于露出了《筚》书狰狞的獠牙，就是说宁做奴隶也不要体制，让工农大众不要社会主义的体制，不要党的领导，让资本自由的剥削与压榨。“追求平等主义得到的结果是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意思是不要平等就会富裕，平等都没有了还谈什么社会公平？社会主义是要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贫穷是相对和暂时的。资本主义的富裕是少数人的富裕，且是建立在多数人的贫穷上的富裕。
“公有制土地成为最后也是最大一块可以瓜分的肥肉”，这正是私有化导致的结果。毛泽东时代没有大面积的贪腐，那是因为有“人民战争”反腐的汪洋大海。私有化在资本的控制下导致公权力的私有化，是因为人民群众的监督权随着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的丧失而失去。然《筚》书用破镜照别人，把修正主义腐朽强加于毛泽东时代，把马列主义当遮羞布，一边否定，一边利用，还要挂羊头卖狗肉。共产主义它否定，明目张胆宣扬法西斯又不敢，讲民主法制又虚伪，永远只能“筚路维艰”！
【文/儒夫，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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