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发动继续革命》——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和共产主义理想
正如《筚》书前面叙述的，有着假以拥毛实则反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现象，所以也如作者所述毛泽东的反应是“一种人是‘反革命’，搞‘地主阶级复辟’；一种人是‘死官僚’‘糊涂人’。更由于‘反革命’利用‘死官僚’篡夺了地方的领导权。”（P124页）这真是一针见血，完全正确，否则《筚》书哪来有全盘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依据呢？
相信作者所叙述的事情是真实的，怎么能不把在某人主持工作下出现的不少社队干部在成份划分中“遭到批斗抄家，并使用肉刑”，与毛泽东区分开来，而要把“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归咎于毛泽东领导下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呢？为什么不把作者引用的注解，毛泽东说：“对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P125页注③）的话，用同样的笔墨叙述清楚呢？“毛泽东并没有把问题完全归责于基层干部”，这是毛泽东敢于担当，勇于担责，然毛泽东的谦卑却成了他错误的根据。说“1961年，是毛泽东思想最为冷静的一年”，“毛泽东倡导全党搞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调查运动”，结果“毛泽东本人仍然只听汇报，并没有这种切骨的感受”，这个前后表述是否也有“加以发挥，添油加醋”呢？“只听汇报”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召开七千人大会？为什么“个人崇拜”的毛泽东会崇拜出“分歧”，以至要“强力干预”？
“坚持集体经济方向更重要，因为一搞包产到户，农民就会重走两极分化的老路。”“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P136-137页）然而，“包产到户”当年被毛泽东“强力干预”掉了，三十年后不是都应验了毛泽东的预言和担心吗？就“包产到户”本身而言，在“弃耕撂荒”、“土地流转”，到再推动“农村合作社”，就已宣告了彻底的失败！不是某些人要早搞二十年，而是毛泽东早看了二十年。“包产到户”不仅破坏人民公社的组织基础，更是动摇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最终就是路线问题。
“继续革命”，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阶级政权之后，还要肃清其残余势力，铲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防止境外敌对势力的颠覆和资本主义复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战争的形式已不局限于直接的军事斗争，帝国主义国家更多的是采取了阴谋武装他国的反对派，扇动颜色革命，寻找并发动代理人战争，制作地区冲突，实施“和平演变”等，除此之外，还有通过政治、经济、金融、贸易、科技、文化、意识形态等，几乎一切可能的领域展开斗争。所以，可以更贴切地讲，“世界大斗争不可避免”。毛泽东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我们创造了几十年的和平环境，但这决不等于没有了斗争。更何况，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保证其不会蜕变，官员不会腐化。因此，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理念是正确的！
《筚》书认为：官僚主义的根源是工资等级制、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但作者回避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监督权和民主集中制的根本问题。一个家庭都要计划经济开支，更何况对于一个如此大且人口多的国家。顺便试问，如果是所谓的市场经济，是否就没有了官僚主义，干部就一定能对上负责对下负责了呢？近的看台湾，远的看美国，他们的官员对谁负责了？
毛泽东让田家英给刘少奇带的两点意见：“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P144页）刘的“倾盆大雨”式的万人工作，搞桃园“四清”，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计划经济的问题吗？难道就不是极左路线吗？自然会引起基层干部的不满，然把这种不满说成是“阶级报复”，是“反革命事件”，都已上升到敌我矛盾的层面，要“一律撤职，开除党籍”，甚至“判处死刑”，从这些做法，就可以知道，为何“大跃进”会失败！毛泽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毛刘的斗争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其阶级局限性，这是客观的事实，是当时国情的必然，把毛泽东看透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说成“毛泽东对知识界的不信任根深蒂固”，纯属个人的主观武断！即使在今天，如果文化领域没有藏污纳垢，又何以要“清网行动”？
《筚》书歪曲了毛泽东要消灭的“三大差别”，毛泽东要消除阶级等级差别，而非“限制社会分工”；把保障人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生产和供应，说成是“限制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毛时代的“按劳分配”是建立在“各尽所能”基础上的分配；要从“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迈向工业化的社会。然作者的字里行间，尤其在注解中，（P147页注③）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都称是“乌托邦”，实质就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
人与人有了等级之分，可见资本主义的平等和资产阶级法权显得何等的虚伪。把人民群众追求“无等级社会模式”说成是“狂热追求”，把追求共产主义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说成是“人间灾难”的起因，借红色高棉极左错误无非要为等级制摇旗呐喊。“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带着宗教式狂热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说明“文革”有发生的群众基础和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人民群众需要一条路线——社会主义。并不是《筚》书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毛泽东说了才算。”而是人民群众分得清是非，看得清道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是从旧中国过来的，有着受剥削和压迫的切身体验。“桃园经验”以及修改“后十条”，（P153页）是形左实右，用极左的手段最终搞乱了基层组织，结果是破坏“文革”。由此可见，如果把“文革”的失败归咎于毛泽东的身上，就是极端的偏见！
【文/儒夫，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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