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劳工与社会主义活动家保罗·勒布朗 （Paul LeBlanc）于2023年9月出版新著《列宁：应对灾难，锻造革命》，本书围绕列宁的一生、思想与革命实践进行了细致梳理，并对既存的一些争议进行了澄清和回应。勒布朗对当下和未来正在或可能发生的危机、灾难保持着高度关注，他希望通过本书的尝试，可以挖掘列宁（及其同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以“洞察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的连锁危机（cascading catastrophes）中应该做些什么”。
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革命理论与实践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资源（既有经验，也包括一些教训），作者也特别提到，除了关注经验和教训，我们还要关注列宁及其同志们面对错误、解决错误的经验。在当下这个混沌的时代，革命从未远去。这本书是海外激进左翼关于列宁的最新研究，小镇编译了关于本书的三篇文章，各篇观点不尽相同，供读者参考。
第一篇是美国左翼作家克里夫·康诺利（Cliff Connolly）对本书的书评。
原文链接：https://cosmonautmag.com/2023/08/read-le-blanc-be-carefulde/
第二篇是作者勒布朗对康诺利书评的回应。
原文链接：https://cosmonautmag.com/2023/09/lenin-history-future-response-to-a-critique/#easy-footnote-bottom-10-8245
第三篇是2023年社会主义大会上，作者勒布朗与Promise Li 、克里夫·康诺利围绕本书进行的对话记录。
原文链接：https://www.tempestmag.org/2024/01/lenin-catastrophe-and-revolution/
小心阅读勒布朗的著作
《列宁：应对灾难，锻造革命》书评
Cliff Connolly 2023.8.30
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保罗·勒布朗关于列宁的新书，但任何人都不应该就此止步。勒布朗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为我们提供了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历史的无与伦比的介绍：他们是务实的革命者，为真正的民主进行了有原则的长期斗争。这本书打破了围绕其主角的几个有害神话，明确定义了先锋党和民主集中制等概念。然而，它在许多地方没有切中要害，并且让人们对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和斯大林政治计划的悲剧等问题的理解增加了更多混乱。因此，勒布朗在本文中的努力并不是一套明确的现成答案，而是为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读者应该机警地跟随勒布朗，追溯他的分析依据，熟悉Rabinowitch（著有《布尔什维克上台：1917年彼得格勒革命》、《布尔什维克掌权：彼得格勒苏维埃统治的第一年》等）和Lars T. Lih（著有《俄罗斯的面包与权威：1914-1921》、《重新发现列宁》等）等学者的著作，并最终熟悉列宁本人及其同时代人撰写的主要材料。对事实的彻底调查将强化勒布朗正确的观点，并揭示他论点中的漏洞，所有人都将从中有所收获。
这本书的中心论点是：有充分证据表明，列宁在其政治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民主的彻底捍卫者。
“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权威阐释者卡尔·考茨基（德国）和普列汉诺夫（俄罗斯）一样，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相信，为了获得胜利，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需要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实体。在所有国家——尤其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争取真正彻底的民主的斗争是密不可分的。” （《列宁：应对灾难，锻造革命》第20页）
这一主张已被数十年的冷战反共宣传和马列主义教条派所扭曲。换句话说，那些讨厌列宁的人和热爱列宁的人都歪曲了历史事实，以便将列宁描绘成一名认为共产主义与民主不相容，且共产主义优于民主的独裁者。勒布朗完善和扩展了其他揭示真相的作家的作品，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伟人的历史”，并承认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与行动的多样化。然而，与许多富有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不同，勒布朗承认并将列宁及其政党的行为置于历史情境中，从表面上看，这些行为可能并不那么民主——镇压资产阶级媒体、政治警察、即决处决等。这源于列宁对民主概念的明确定义及其与资产阶级思想家宣扬的“常识”定义的区别：
“列宁认为，真正的民主只能存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下：‘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这就是‘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 （《列宁：应对灾难，锻造革命》第81页）
资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典型国家形式）必须通过包括军事警察、大规模监禁、选民名册筛选、不公正划分选区、合法化政治贿赂（他们称之为“游说”）、宪法“检查”等制度来镇压工人阶级。选举团、上议院、司法审查等民主制度是为了防止多数人统治并维持资本主义少数人的暴政。相比之下，民主共和国（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这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唯一国家形式）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压制资本主义少数，以使多数人统治成为可能。在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背景下，这意味着在残酷的内战中保护工人阶级大多数免受恶意攻击。为此采取了非常措施，就像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自己的内战期间采取类似措施一样（参见林肯的行政命令、谢尔曼进军亚特兰大、联邦非正规军对密苏里州的袭击等）。因此，布尔什维克镇压反革命分子并不是为了废除民主，而是为了捍卫民主。
勒布朗在书中出色地展示了列宁政治思想和布尔什维克政党结构的民主本质。有两个例子特别值得强调：先锋党和民主集中制，这两个概念在历史上和列宁本人一样被误解。勒布朗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先锋党经常被追随者和批评者解释为由精英全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党，他们在党总部的舒适环境中策划革命并指挥着工人阶级。这与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描述的或布尔什维克在日常生活中的做法相差甚远。从这个词的来源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军事隐喻，“先锋队”指位于战线最前面的部队，首先与敌军接触，并带领部队投入战斗。糊涂的历史学家和活动家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与此截然相反的行为：军官研究地图并转发指挥中心的命令。实际上，这种组织模式最好称为“总参谋部党”（而非“先锋队”），以符合好战的比喻。勒布朗对约翰·莫利纽克斯解释的评论很有启发性：
“莫利纽克斯本人很快作出了澄清：‘党是先锋队，但先锋队不是站在阶级主体之外的一小撮精英;实际上是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工厂、矿井、办公室、住宅区和街道上领导这个阶级进行日常斗争。’这表明这个想要革命的政党并不是‘先锋队’。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阶层，具有发达的阶级意识，能够在斗争中提供实际的领导，以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一个革命党只有在其取向被莫利纽克斯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的广泛先锋阶层所接受时，才接近于“先锋党”的地位。”（《列宁：应对灾难，锻造革命》第21页）
社会主义运动的朋友和敌人都同样误解了民主集中制。按照当代的传统观念，这是一种决策方法，由党的领导人决定每个党员应该相信什么、应该如何行事，并要求党员服从命令。勒布朗通过研究这个术语的起源来调查这一传统观念存在的问题：
“在涉及组织运作问题的讨论和决议中，孟什维克引入了民主集中制这一术语，该术语似乎首先出现在1860年代末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随后，布尔什维克也接受了这个词，它被错误地认为是列宁本人的发明，正如一位斯大林主义教育家曾经说过的那样，其发展是为了确保‘观点的完全内在统一’。” （《列宁：应对灾难，锻造革命》第51页）
勒布朗继续描述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实际机制：
“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不是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而是党代表大会（或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党代表大会负责。代表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由党的每个地方支部选出的代表组成。选举将在对党面临的问题进行一段时间的书面和口头讨论及辩论后进行，而党代表大会做出对党员和下级组织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列宁‘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一直非常重视党的代表大会’。‘他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切个人的事情都必须抛开，不能有任何隐瞒，一切都光明正大。’ ”（《列宁：应对灾难，锻造革命》第52页）
这种组织实践显然比通常描述的更加民主，而且往往比那些谴责它的人的做法更加民主。关于这种误解，最佳例子莫过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章程，其中包含一项条款（第一条，第3节），允许“在任何自设的民主集中制组织的纪律下”开除任何成员。它从未被使用过，如今DSA内许多活跃的组织者都满足上述标准。然而，它掩盖了困扰社会主义运动近一个世纪的民主集中制的标准非历史观点。实际上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模式与DSA 的运作方式相同。然而，DSA从未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努力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受薪的DSA工作人员服从党代会（两年一次的代表大会）的费用。因此，DSA对民主集中制采取了敌对立场，同时实行的组织模式比列宁时代布尔什维克所能容忍的更加官僚化。
除了先锋党和民主集中制之外，勒布朗的著作中还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澄清。他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政党分裂、经济主义的短视、十月革命的群众民主性质、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独立于资本主义政党、苏联和第三国际的复杂遗产等等。这些尝试是对历史常常一无所知的北美社会主义运动所迫切需要的。然而，这部著作存在一些错误；现在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它的不足。
书中最明显的问题是对最低纲领-最高纲领的阐述不够。在历史上，政党纲领是列宁时代工人政党的基础。接受党纲是入党标准的一部分，当选的党代表应遵守其要求。如今，有一种不幸的趋势，即把这些纲领降低为纯粹的意识形态练习，其中，最低纲领是一套需要立即实施的务实改革，而最高纲领成为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需要在遥远的未来（共产主义时代）才能实现。不幸的是，勒布朗接受了这种抽象观点，甚至将支持德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SPD（德国社会民主党）归咎于最低纲领-最高纲领：
“第二国际各党派之间的共同取向促成了这一令人震惊的转变。对最低纲领（在资本主义下实际上可以实现的改革）和最高纲领（在时机成熟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间进行了看似相当合理的区分。为了确保党的实际运作，官僚机构逐步发展起来。这包括当（官僚机构）认为时机不对时避免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人们强烈地意识到需要防止革命目标破坏最低纲领的改良主义目标。同时，还存在一种强烈倾向，即避免对那些试图阻止代表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爱国’政策的社会主义政党进行猛烈镇压。这种动力促成了许多社会主义者支持战争倾向。” （《列宁：应对灾难，锻造革命》第68页）
将最低-最高纲领视为第二国际支持战争的部分原因，是对这个问题的误解。最低纲领包括社会民主党进入政府必须满足的最低要求，而最高纲领是党执政后将实施的一系列政策， 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换句话说，最低纲领详细描述了党的革命目标（revolutionary goals），而最高纲领描述了党的重建目标（reconstructionist goals）。例如，社民党的埃尔福特纲领包含了最低纲领的要求，包括废除常备军并以全民武装取代。在威廉二世的帝国统治下，这一要求根本不可能实现；第二国际各党提出的最低要求应该作为革命和工人阶级主权的基础。因此，关于最低-最高纲领是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叛变的部分原因的断言显然是错误的。支持德意志帝国军队怎么能与要求彻底废除它相一致呢？正如列宁本人当时指出的那样，叛徒们恰恰背叛了他们纲领的最低要求。
勒布朗写作中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他对列宁直接遗产——由约瑟夫·斯大林领导巩固的共产党国家——的态度。对这一政权的批评的种子埋藏在大量的猜测、夸张和精神分析之下。勒布朗使用的一些资料来自反共产主义的冷战叙事，这些材料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沉迷于权力且不致力于任何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诡计多端的暴君。引用他敌人的话，把他描述成一个野蛮、腐败、狡猾、封闭和忧郁的人。类似的描述同样可以从列宁的敌人的叙述中找到，他们把列宁形容为一个纵容的独裁者，而斯大林又成为一名参与集体领导的人民的仆人。毫无疑问，勒布朗对此不以为然。还有大量历史虚构的问题，例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普京崇拜者罗伊·梅德韦杰夫声称古拉格制度对苏联工业化负有主要责任。这意味着不到百分之一的苏联人口奇迹般地建造了该国大部分的生产工业和基础设施。勒布朗进一步援引梅德韦杰夫的观点，认为快速工业化、针对纳粹的战争努力以及冷战初期所造成的巨大人力成本完全是由斯大林的“残酷鲁莽”造成的，而绝不是由“任务的艰巨性”造成的。尽管有充分证据表明，斯大林的政策选择常常是在糟糕的情况下做出最坏的打算，但认为他需要为苏联所面临的近乎世界末日的局势负全部责任是荒谬的。
在这场争论之中，隐藏着最重要的对象——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治经济的深思熟虑的批评。在勒布朗的论点中可以找到这样的片段。他批评国家的艺术审查制度以及党内从民主集中制转向官僚集中制等具体政策。如果作者坚持事实而不是关注人格缺陷，这可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整体分析的基础。读者常常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在一本表面上关于列宁和老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计划的书中花了这么多时间讨论斯大林的性格缺陷。答案不能从历史中找到，而是可以在勒布朗对当代政治时刻的分析中找到：
“相反，问题和危机不断扩散，而这些——与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有组织的左翼工人阶级运动的迷失和瓦解相吻合——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引发了保守派和右翼的猛攻。谢尔盖（Serge）指出了其早期起源的各个方面：‘反动派显然有兴趣将斯大林极权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消灭者）与布尔什维主义本身混淆，从而最终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自由主义混淆。’这不仅对历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社会政策和当代政治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右翼‘民粹主义’威权主义进入政治主流、争夺权力，并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在世界各国掌权。”（《列宁：应对灾难，锻造革命》第172页）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勒布朗对斯大林的混乱批评的来源和原因——他把斯大林政治思想的遗产与左翼的软弱和右翼的相对强大(这种现象在全球北方最普遍，他将其推广到全世界)联系起来。这本身就是可疑的;很多地方都有强大的左翼势力从斯大林那里获得灵感(无论他们对斯大林历史贡献的评价多么准确)。尽管如此，斯大林主义的恶魔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对社会主义组织构成了障碍，斯大林政策选择的历史影响最终导致了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和几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这使得对斯大林的尖锐批评变得更加重要。勒布朗的尝试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书中还有其他一些小错误——对民粹派政治取向的误解，对布尔什维克选举工作方法的半真半假，以及对模糊提及“精英”和“政治正确”的术语的尾巴主义。这些讨论远比上面详述的问题更容易被忽视。话虽如此，这本传记中包含的一些错误只是稍微影响了它的整体质量。勒布朗对列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忠实地将其置于历史情境中，描绘了列宁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民主斗士的伟岸形象。话虽如此勒布兰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介绍性文本。就像列宁自己的作品一样，它值得我们仔细阅读。
列宁，历史与未来：对批评的回应
Paul LeBlanc 2023.9.27
我非常感谢克里夫·康诺利对我的新书《列宁：应对灾难，锻造革命》进行的积极而具有批判性的评论。我对评论开篇那句话尤其满意：“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保罗·勒布朗关于列宁的新书，但任何人都不应该就此止步。”康诺利强调，读者应该查阅其他优秀学者的研究，以及列宁自己的著作等材料——但我认为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这本书及其中心论点进行批判性的讨论。
这个中心论点是什么呢？康诺利将其定义为“有充分证据表明，列宁在其政治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民主的彻底捍卫者”（我的重点）。我认为这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问题：
(1) 康诺利当然没错，我对列宁思想中深刻的民主维度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但我也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阶段——“红色恐怖”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1918-1922）——当时他当然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拥护者。
(2) 有人可能会说，这本书的中心论点是有充分证据表明，列宁在其政治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且列宁一直保持着运动的、批判的、开放的、非教条的态度（或者说他是一位有原则但灵活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一位天才的政治组织者。
(3) 然而，当我写这本书时，我想到了一个不同的中心论点（尽管与第（1）点和第（2）点中的说法相关），我在本书的序言和结语中强调了这一点，即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列宁的基本方向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动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洞察在今天和明天的连锁危机（cascading catastrophes）中应该做些什么”。
当然，从这一点出发，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康诺利正在做的事情:批判性地讨论这本书试图阐述的内容。本着这种精神，我想对他的一些批评进行探讨。我不清楚他在书中发现了多少问题，也不确定他眼中的这些问题有多严重。在评论的开头，他说这本书“在很多地方都没有抓住要点”，还说不止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在评论的最后，他指出这本书的“一些错误……只是轻微地影响了它的整体质量。”
无论如何，我这里将重点回应他评论中涉及到的三个问题，其中两个问题的确十分有必要进行澄清，包括如何理解斯大林主义、如何理解革命纲领。同样重要但重要性稍弱一些的是民粹派和列宁哥哥的问题。
民粹派、马克思和列宁的哥哥
先说最后一个问题，有人说，我的书提供了“关于民粹派政治倾向的错误理解”。民粹派是一种多元化的知识分子和政治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来自中上层阶级的激进的俄罗斯青年中形成，他们向“人民”(在俄罗斯绝大多数是农民的民粹派)伸出了援助之手，将其视为一股能够推翻沙皇暴政的力量。他们一般拥有社会主义取向(受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拉夫罗夫等思想家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赞成暗杀沙皇和其他权威人物的策略，希望引发民众起义。
康诺利写道：“勒布朗在书的第5页声称，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哥哥）参与的恐怖组织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民粹主义的民粹主义融合在一起。这是对该团体的错误描述。”他认为，“说亚历山大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结合起来是不准确的。亚历山大只是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民粹派，这对于他所处的环境来说并不罕见。”
康诺利对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严格区分与这一时期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并不相符。亚历山大在法庭上的陈述反映了这一点：“只有对社会和经济事务的研究才让我深信，现有的秩序是不正常的。我关于自由、平等和兄弟情谊的模糊梦想，都是以严格的科学，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的。”正如亚历山大的传记作者菲利普·庞珀 (Philip Pomper) 所指出的，在19世纪80年代末，“民粹主义恐怖分子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同一个组织中合作”，亚历山大致力于“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体”。
受人尊敬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和列宁传记作家弗拉德伦·洛吉诺夫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亚历山大在阅读大量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后，“变得更加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将这些思想与“只有恐怖才能促使政府允许像自由这样的‘放纵’”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他认为这是建立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的必要前提。列宁的哥哥远非康诺利想象中的严格的“正统”民粹派，他似乎实际上是一个过渡人物。
误解勒布朗，理解斯大林主义
更严厉的批评是关于我没能解释斯大林政治计划的悲剧性结局。康诺利将我对斯大林的评价描述为“一场争论灾难”。这肯定是一场灾难——至少正如康诺利所描述的那样。
根据康诺利的说法，我认为“古拉格制度对苏联工业化负有主要责任”，并且“快速工业化、反纳粹战争以及冷战初期所付出的巨大人力成本，完全是斯大林‘残酷的鲁莽’造成的。”他还把斯大林“对苏联经常面临的近乎世界末日的局面负有全部责任”这一“荒谬”立场归咎于我。在我看来，“荒谬”这个词都显得太温和了。我想康诺利和我都同意，这种看待事情的方式十分愚蠢。
问题在于，我既不相信也没有说过这些话。康诺利误解我的一个原因，似乎是我在书中大段引用了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德夫的著作。（读者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些话）我重读梅德韦杰夫的这些叙述不止一次，我想我能理解康诺利是如何得出他的看法de ——但我相信，这是一种严重误解。
我自己对梅德韦杰夫观点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梅德韦杰夫认为，有些人倾向于把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纳粹主义的成果，都归功于斯大林，他因此进行了两方面的回应：首先，使苏联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是斯大林，击败纳粹主义的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受到1917年十月革命解放鼓舞和激励的苏联人民实现了这些奇迹；其次，苏联人民本可以更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而无需背负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专制和压迫性负担——通常称为斯大林主义的制度。
似乎我和康诺利在是否应该把斯大林的“性格缺陷”视为值得认真关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实际上不是）。我认为列宁在政治上批评斯大林“粗鲁”和“缺乏基本的诚实，人类最简单的诚实”并没有错。尽管如此，康诺利和我都同意，这些品质不能被视为“唯一”解释苏联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问题的因素。
约瑟夫·斯大林，无论他的个人品质如何，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位敬业而有能力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他为建立革命工人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了俄国革命。这场革命被认为是国际革命浪潮的一部分，它将在几年内开启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阶段。尽管，在残酷的内战结束后，革命的俄国被孤立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中。
环境和可怕的压力改变了斯大林，尤其是俄罗斯落后的经济和革命的失败。在这一背景下，官僚专制产生了。斯大林和他的一些同志走上了极端威权主义的致命道路，包括承诺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发起的残酷现代化进程，建设“一国社会主义”。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代表了一些新的东西——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倾向于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后来主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主义，这对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害的。
前两段摘自我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对斯大林主义含义的反思”）。这与康诺利所认为的我的观点相去甚远，但它与本书所要传达的内容一致。
康诺利提出了一个关键而重要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在我们努力理解什么创造了“斯大林主义”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任务的难度”，即苏俄在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一个深陷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落后的国家。这更普遍地适用于我们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918-1924年那段艰苦岁月中的斗争的理解。这就是“斯大林主义”开始萌芽的背景。我在列宁的书中对此给予了一些关注，并对其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可参考《十月之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1917-1924年的共产主义悲剧》。
康诺利声称，我“对斯大林的混乱批评”是基于一种信念，即“左翼的软弱和右翼的相对强大”是“斯大林政治思想的遗产”。幸运的是，他引用了我实际所说的话：“问题和危机激增，而这些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产生了保守派和右翼的冲击，这与共产主义的崩溃和有组织的左翼工人运动的迷失方向及解体相呼应。”康诺利和我，以及越来越多的人，一直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我想，随着误解的消除，我们可能会清楚地看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比康诺利承认的还要多。
革命纲领
对我们来说，纲领涉及如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康诺利捕捉到一个关键问题。他说：“书中最明显的问题是对最低纲领-最高纲领的阐述不够”。他引用了我著作中的一段话：
“第二国际各党派之间的共同取向促成了这一令人震惊的转变。对最低纲领（在资本主义下实际上可以实现的改革）和最高纲领（在时机成熟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间进行了看似相当合理的区分。为了确保党的实际运作，官僚机构逐步发展起来。这包括当（官僚机构）认为时机不对时避免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人们强烈地意识到需要防止革命目标破坏最低纲领的改良主义目标。同时，还存在一种强烈倾向，即避免对那些试图阻止代表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爱国’政策的社会主义政党进行猛烈镇压。这种动力促成了许多社会主义者支持战争倾向。” （《列宁：应对灾难，锻造革命》第68页）
康诺利称这是“对这个主题的完全误解”。他简洁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最低纲领是社会民主党进入政府所必须满足的最低要求，而最高纲领则是社会民主党掌权后将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实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他补充道：“换句话说，最低纲领详细说明了党的 革命目标，而最高纲领则描述了党的重建目标。”
我必须承认，康诺利的理解对我来说似乎很奇怪。我不熟悉他在说什么。由于他积极地提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1891年的埃尔福特纲领，我重读了它，以及卡尔·考茨基对该文件令人钦佩的阐述。我在其中都找不到任何关于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叙述，更不用说“革命目标”和“重建目标”了，文件中也没有提到“社会民主党进入政府必须满足的要求”。
为了寻求更多信息，我读了一篇题为“革命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 “The Revolutionary Minimum-Maximum Program”）的长篇文章，作者是唐纳德·帕金森（部分是对托洛茨基主义过渡计划概念的争论）。帕金森重点关注法国工人党的成立纲领，由卡尔·马克思和朱尔斯·盖德撰写——尽管帕金森指出其基本方法同样可以在爱尔福特纲领和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的纲领中找到。当我阅读这些内容时，我既没有找到“最低/最高”，也没有找到“革命/重建主义”的术语或论证。
然而，在帕金森自己的分析中，我发现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定接近我自己的理解。他告诉我们，最低纲领代表了“党在掌权之前将争取的立即变革”——这些要求“不会导致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决裂”（尽管帕金森认为“如果全面实施”，它们将打破资本主义统治）。最高纲领是社会主义，或者正如帕金森所说，“在共产主义基础上重建社会”。
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倾向于坚持我对这些范畴的最初理解。但我确实想回应康诺利提出的另一个反对意见，即我“走得这么远”，“将社民党的最低-最高计划归咎于......支持他们的国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并非事实。我会这么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以及建立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任务的困难”，导致社民党内部形成了一个去激进化的官僚机构。这种保守的官僚主义扭曲了改良斗争与革命社会主义目标(最低/最高纲领)之间的联系。最终，官僚机构背叛了社会主义纲领，支持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屠杀。
在这里，我也相信，随着误解的迷雾散去，康诺利和我自己的共同点将变得更加明显。我怀疑我们最终都会同意罗莎·卢森堡对改良与革命联系的理解，在她的经典论著《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的引言中写道：“社会民主党认为，为了社会改良、为了在仍然是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实现各种民主设施而进行的日常的实际斗争，宁可说是引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求达到最终目的即掌握政权和废除雇佣制度的唯一道路。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
列宁：灾难与革命
《社会主义2023》的讨论
Paul Le Blanc、Promise Li & Cliff Connolly 2024.1.15
以下是2023年社会主义大会的会议记录，《列宁：应对灾难，锻造革命》一书的作者保罗·勒布朗、Promise Li和克里夫·康诺利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遗产进行了对话。为清晰起见，本文略作了编辑。
保罗·勒布朗：
列宁的真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曾经谈到列宁时说：“我喜欢和他交谈”。列宁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但不英俊。安格里卡·巴拉巴诺夫曾与列宁密切合作，她指出，列宁从年轻时起就坚信，人类的大多数苦难以及道德、法律和社会的大多数缺陷都是由阶级差别造成的。列宁也相信，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消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
列宁完全献身于这一目标，并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使用了一切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温斯顿·丘吉尔站在政治光谱的右翼，把列宁视为自己的死敌。丘吉尔痛恨列宁所代表的东西，甚至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专政欢呼，因为他成功地与列宁主义的兽性欲望和激情作了斗争。然而，当丘吉尔在谈到列宁时写道：“他的思想是一个非凡的工具。当它的光芒闪耀时，它揭示了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它的悲伤、它的愚蠢、它的欺骗，尤其是它的错误。它达到了人类难以企及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斯·伊士曼（Max Eastman）提出的见解，他认为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之一，就是拒绝那些谈论革命、喜欢思考革命、但不打算付诸行动的人。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列宁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参与鼓动组织了一场强大的革命运动，并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达到高潮，他和他的同志们认为这是全球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的开始。
列宁是现代共产主义的主要缔造者。但是，列宁去世多年后，他的计划是否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任何有用的东西呢？《列宁：应对灾难，锻造革命》这本书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肯定的答案，并批驳了六个史学谬论。
这六个谬论分别是：
第一，列宁主张独裁而非民主；
第二，列宁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旨在装点自己极权主义的观点；
第三，列宁主张建立一个超级集权的新型政党，权力集中在最高层，他自己担任党的独裁者；
第四，列宁赞成对文化、艺术和文学进行严格的政治控制；
第五，列宁相信通过独裁手段，可以将社会主义乌托邦强加给落后的俄罗斯；
第六，列宁是历史上的大屠杀凶手之一。
本书拒绝所有这些荒谬的观点，同时本书的确试图找出那个时代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这些不足不可避免地可以在列宁和他的传统中找到。面对列宁的生活、时代和思想的复杂漩涡，人们可以集中精力，选择一些观点，将这些观点加总起来并称其为所谓的列宁主义。我们应该拒绝这样简单化的观点。
在对俄国革命的批判中，罗莎·卢森堡强调了她区分本质与非本质的决心，并以一种旨在帮助列宁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取得胜利的方式批判非本质。
在我看来，在这个简短的研究中，重点是这些基本品质。没有工人阶级内部的经验、干部、关系和权威的积累，一个想要革命的组织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这些积累只能通过实际行动来实现。
在一些准革命组织中，成员似乎认为发展革命思想、表达革命立场就足够了。这些可以通过讨论和学习小组来发展。但对于一些想要革命的团体来说，定义和表达政治正确的立场成为首要任务。这可能采取反对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或反对非革命团体，或反对其他潜在革命团体的形式。
当然，列宁完全准备好参与辩论和争论，但对他来说，主要是帮助动员开展实际斗争，能够在物质上捍卫和推进工人和被压迫者的迫切需要；这些斗争不仅对现在的人们有意义，而且还倾向于激发群众革命意识。列宁认为，如果斗争有效，叛乱和权力转移最终会带来革命。对列宁来说，理论、教育、阐明原则立场，都离不开这些实际工作。
布尔什维克参与了可以帮助塑造他们的实际革命运动，并创造了一个斗争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们可能会形成统一战线——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团结其他准备打一场胜仗的革命团体——并朝着胜利前进。只有这样，一个由准革命者组成的组织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
保罗引用了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领袖v·r·邓恩(V. R. Dunne)的话:“我们的政策是组织和建立强大的工会，这样工人们就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有发言权，并帮助将目前的秩序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关键革命原则涉及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以及拒绝将工人阶级的斗争从属于亲资本主义政党的领导。列宁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会撇开阶级斗争和无处不在的金钱力量。”他还说，虽然美国等国家认为资本家和工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但实际上他们的阶级地位并不平等。一个是资本家阶级，他们拥有生产资料，靠工人的劳动产品为生。另一种是雇佣工人阶级，他们没有生产资料，靠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生活。列宁警告说，所谓的亲资本主义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党体制，是阻止一个独立的、真正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崛起的最有力手段之一。
第二，列宁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偏见和基于性别或性取向的压迫。第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第四是坚决反对破坏宜居环境（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紧迫）。第五是致力于由人民统治的真正民主，这对未来世界和创造更美好未来的运动都至关重要。第六涉及国际主义取向：跨越国界的团结，致力于所有国家的工人和受压迫者之间的全球合作。
在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党的道路上，检验不同观点和从实际斗争中学习的过程，伴随着辩论，有时甚至是分裂（有时是融合），将是必要的。列宁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首先要学习，其次要学习，第三要学习，然后要确保学习真正成为我们存在的一部分，真正地、完全地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他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从（革命）实践中学习。
列宁强调，这种学习是在反对压迫和剥削的实际斗争中进行的，集体评估这些经验，并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
Promise Li：
谢谢邀请我们来讨论这项工作。我也很高兴能与大家交谈。
1921年10月，列宁对一屋子的党员干部说：“我们错了。”他提到的错误是大量征用农民的剩余粮食，却没能实质上帮助到布尔什维克。这个错误最终导致了后来的粮食短缺。列宁说，布尔什维克明白了“通过社会主义核算和控制，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产阶级进行长期而复杂的过渡的必要性”。
正如他的反思一样，这种转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做法违背了必要过渡的这一设想。但正如列宁在1917年所说的那样，“先进阶级的革命党不必害怕错误。它应该害怕的是坚持错误，出于错误的羞耻感而拒绝承认和纠正错误。”我首先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为了重新批判今天的战时共产主义，而是为了强调列宁政治生活中一个未被充分讨论的方面，这对于今天正在应对危机和灾难新时代的组织者来说是必要的。
事实上，正如保罗提醒我们的那样，如果对列宁著作进行整体理解，并不能得到列宁是一名阴谋独裁者的结论，当然，也不能得出列宁是一位针对每种紧急情况都可以找到正确解决方案的先知这一答案。列宁的同志列夫·加米涅夫的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编写任何一本列宁主义手册，一套适用于任何时候的所有问题的公式的尝试，肯定会失败，因为我们只能通过结合当代事件来考虑列宁的全部著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列宁主义。”更进一步，我认为，我们不仅可以从列宁的错误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而且可以从他处理错误的方法中学习到很多东西，也可以从他无法解决的错误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这种方法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核心原则：在迫切需要社会主义运动的时候，我们愿意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工作和我们继承的传统进行无情的批评，以重建社会主义运动。回顾1905年革命的失败（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重要前奏），列宁评论说，对无产阶级来说，对革命经验的研究和批判性吸收意味着学习更有效的斗争方法。
错误无疑是有后果的，在革命工作中，这种错误就意味着死亡和世界历史的挫折。同时，他们可以让运动更有效地介入下一轮的斗争。对列宁来说，对错误的反思是社会主义组织的必要组成部分，它将群众聚集在共同的政治原则、分析和推进社会主义纲领的战略方向周围。
重点是在政治本身的领域阐明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斗争。正如马克思主义者丹尼尔Bensaïd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战士的理想不是视野狭窄的工会会员，而是在社会各个领域煽动颠覆旧社会的人民的论坛。”
先锋党绝不是官僚主义的工具，而是要提供最民主的手段。他们通过斗争和实践得到锻炼，以便武装分子将不同斗争的教训凝聚成一个革命纲领。计划和战略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加以调整，以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政治条件。
此外，关于社会主义组织，Bensaïd说，在实践中“有可能检验对立立场的有效性”。检验政治策略就是接受错误的可能性。我们需要组织机制，使批判性反思的空间最大化，并在实践中保持尝试的意愿。
在1922年的一次演讲中，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肯定会犯一些错误。他敦促代表们冷静地审视这些错误是在哪里犯的，并表明我们不应受偏见的束缚。正如欧内斯特·曼德尔所强调的，这是列宁主义组织实践的核心，不是为了官僚主义而集中，而是为了最大化内部民主的空间。
最大化内部民主需要尊重内部各派系的权利，确保少数派立场的完全言论自由，并建立严格的程序来整理集体错误和分歧，这是资产阶级公民社会制度所不能提供的。正如曼德尔和Bensaïd认为的那样，党的官僚化的可能性凸显了党外独立的社会运动作为制衡力量的作用，它们可以检视党的权威，并揭露其错误（党内不可能揭露的情况下）。
更重要的是，反思组织内部的错误至关重要，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列宁本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其中一些他从未解释过，还有一些他试图反思、斗争但未能做到。在巨大压力下，人们可以理解喀琅施塔得的暴行或红色恐怖等过激行为，但无论如何都应该毫不妥协地谴责它们。
列宁也注意到了其他严重的错误，比如党内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对党内民主的侵蚀，这些都加速了大规模的去政治化。正如曼德尔所指出的那样，列宁无法清晰地表达出对此的反对立场。正如保罗在他的书中所指出的，列宁无法解决他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布尔什维克和许多其他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以及后来的极权主义，被证明是世界历史上社会运动的灾难。
西方帝国主义的围剿无疑加速了这种倒退，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内生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认为，“活的社会力量的斗争”需要纠正20世纪世界各地不同共产党的官僚主义。
其结果是，在当今许多地区的运动中，共产主义遭到了大规模的诋毁——资产阶级势力兴高采烈地将这场灾难武器化并火上浇油。Bensaïd恰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想想20世纪共产主义发生了什么。这个词和对象不能脱离时代和他们面临的历史条件来理解。对大多数人来说，大量使用共产主义标签来描述*国的自由市场威权国家，将比共产主义假设的脆弱理论和实验萌芽更重要，更持久。”
本赛德对*国的援引对我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我在*港长大，亲眼目睹了即使是基本的政治概念（例如左右光谱）也处于绝对混乱的状态，这要归功于*国政府，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经将社会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等同起来。
这种困惑揭示了最近全球起义中许多非意识形态和无领袖运动背后的极具误导性的人气。列宁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开始注意到，但未能解决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旗帜在某些群众中前所未有的名誉扫地，列宁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在他们的计划和战略中没有充分预料到或解决这些问题。
解释这些错误的最佳方法不在于将列宁主义视为圣典，而在于思考、批判性地思考列宁本人对待错误的方法。赢回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前景的信心，必须建立在对过去仍然构成政治格局的错误和成功的诚实评估的基础上。
我们不能僵化地恢复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而不进行调整，不考虑从那时起新的社会运动的创新。我们必须注意新的客观条件，传统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之外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就是明证。我们需要仔细思考如何阐明有效的替代改良主义和自发性，对一些人来说，社会主义组织的遗产只不过是极权主义或官僚主义。
将布尔什维克的经历全盘妖魔化为专制主义的冒险，要比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容易得多：尽管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和我们今天在这个房间里的人一样，都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也可能对世界历史上取得成功的最灾难性的政治错误负责。没有人，包括列宁，能够始终为正确的前进道路树立榜样。胜利的能力伴随着犯错的能力。但正如列宁所说，“通过分析昨天的错误，我们学会避免今天和明天的错误。”
克里夫·康诺利：
很高兴来到这里。
在我的阅读中，我在勒布朗同志的新书中看到的中心论点是：有充分证据表明，列宁在其政治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民主的彻底捍卫者。
这是对当代北美社会主义运动最及时、最相关的尝试。这一主张已被数十年的冷战反共宣传和马列主义教条派所扭曲。换句话说，那些讨厌列宁的人和热爱列宁的人都歪曲了历史事实，以便将列宁描绘成一名认为共产主义与民主不相容，且共产主义优于民主的独裁者。
与许多富有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不同，勒布朗承认并将列宁及其政党的行为置于历史情境中，从表面上看，这些行为可能并不那么民主——镇压资产阶级媒体、政治警察、即决处决等。这源于列宁对民主概念的明确定义及其与资产阶级思想家宣扬的“常识”定义的区别。我在这里引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话： “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
资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典型国家形式）必须通过包括军事警察、大规模监禁、选民名册筛选、不公正划分选区、合法化政治贿赂（他们称之为“游说”）、宪法“检查”等制度来镇压工人阶级。选举团、上议院、司法审查等民主制度是为了防止多数人统治并维持资本主义少数人的暴政。
相比之下，民主共和国（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这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唯一国家形式）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压制资本主义少数，以使多数人统治成为可能。因此，布尔什维克镇压反革命分子并不是为了废除民主，而是为了捍卫民主。
勒布朗在书中出色地展示了列宁政治思想和布尔什维克政党结构的民主本质。有两个例子特别值得强调：先锋党和民主集中制，这两个概念在历史上和列宁本人一样被误解。勒布朗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与澄清。
先锋党经常被追随者和批评者解释为由精英全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党，他们在党总部的舒适环境中策划革命并指挥着工人阶级。这与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描述的或布尔什维克在日常生活中的做法相差甚远。
从这个词的来源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军事隐喻，“先锋队”指位于战线最前面的部队，首先与敌军接触，并带领部队投入战斗。糊涂的历史学家和活动家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与此截然相反的行为：军官研究地图并转发指挥中心的命令。
实际上，这种组织模式最好称为“总参谋部党”（而非“先锋队”），以符合好战的比喻。
社会主义运动的朋友和敌人都同样误解了民主集中制。按照当代的传统观念，这是一种决策方法，由党的领导人决定每个党员应该相信什么、应该如何行事，并要求党员服从命令。
但勒布朗描述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实际机制。我简单引用一下书中的内容：
“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不是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而是党代表大会（或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党代表大会负责。代表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由党的每个地方支部选出的代表组成。选举将在对党面临的问题进行一段时间的书面和口头讨论及辩论后进行，而党代表大会做出对党员和下级组织具有‘约束力’的决定。”
很明显，布尔什维克并不像人们经常描绘的那样，是由精英独裁者组成的阴谋集团。在列宁的领导下，他们建立了权力的民主授权，并在苏联早期进行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民主实验。对于我们这些希望在他们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公正和宜居的未来的人来说，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成功和错误中找到一些重要的教训。
既然我们只能以历史人物的身份与列宁互动，那么看看他是如何受到他自己的历史祖先的影响就很重要了。在他看来，民粹派(一群俄国土地民粹主义者，早于他那一代社会主义者)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始祖，虽然有缺陷，但无可替代。
根据列宁的说法，他们的牺牲不仅需要高度赞扬，而且需要尖锐的批评。如果后代拒绝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们所作的将是徒劳的。我们应该对美国社会主义的祖先，19世纪的革命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工会主义者采取类似的态度。
这两个群体在各自的斗争中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但在实现目标之前，这两个群体最终都被粉碎了。1877年的失败是双重的。重建以联邦军队从南方撤出和吉姆·克劳的兴起而告终，同年，这些联邦军队被部署到镇压北方工人的铁路大罢工。
马克思多年前就在《资本论》中坚持认为，黑人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在北美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一观点以最悲惨的方式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革命的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工会主义者联合在一个有共同行动纲领的共同组织中，那么每一方都可以在支持对方的情况下取得成功。
工人运动的经济要求只有在废奴主义者为之奋斗的彻底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实现。废奴主义者想要建立的民主国家只有在工人阶级战斗性群众组织的支持下才能建立。然而，两派都拒绝对方，以致于共同毁灭。从我们先辈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将其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组织中，这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没有激进的工会分子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就不能指望改造社会。如果不改变我们所处的政治结构，我们也不能指望为工人阶级赢得物质利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必须合并为一个战斗组织，这是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赢得工人阶级对新宪法的要求，一部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运作并将社会主义写入的宪法。
一部革命性的宪法对于美国社会的任何有意义的变革都是必要的。这一想法并不新鲜，它直接来自于对我国政治经济进行第一次重大变革的废奴主义者。当约翰·布朗制定向南进军并打击弗吉尼亚奴隶势力核心的计划时，他努力确保这个计划得到整个废奴运动的支持。
它很快流行起来，在安大略省查塔姆召开了一次大会，制定了彻底的革命计划。占多数的黑人代表团不仅采纳了布朗的作战计划，而且选举了一个政府，并批准了布朗的临时宪法草案，这将从根本上重组社会。废奴主义者在内战结束后继续向联邦政府表现出忠诚，最终得到了完全放弃重建的回报。废奴运动的早期革命派得到了证实，他们关于只有当奴隶制宪法被击败时他们的目标才能实现的主张被证明是正确的。
今天和过去都是如此，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有责任将查塔姆精神带入21世纪。对于北美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一场新宪法的革命运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呼吁采取这一行动方针的人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团体，它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内部的一个派别，我也是该团体的成员。
因此，请允许我引用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如果一个人被迫服从一部由死人写的反动宪法，他就不可能真正自由。我们希望社会主义领导人通过富有斗争性的政治鼓动来削弱美国宪法的普遍合法性，从不向旧秩序低头，并始终承认美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必要性。革命的合法性不会建立在奴隶主宪法的法律之上。我们将以民主多数的社会主义授权为基础。为了赢得胜利，数百万劳动人民必须在工作场所、投票箱和街头动员起来。我们反对宪法是为了在北美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革命的锻造下，这个大陆共和国将为全球所有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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