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传言在网上流传甚广，说是58年大跃进时，李达（58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公开批评毛泽东，并与毛泽东直接争辩。有不少文章还以此为据，引用转载。
真有此事吗？
2022年第7期的《党史博采》刊登了胡新民写的《李达与毛泽东争辩“大跃进”口号的真相》一文，对此事提出了有力的质疑。现摘录该文的几段重要论述。
[关于毛泽东和李达在解放后的交往，在书籍和报刊上出现过一些文章。有个经典的场面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李达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李达对毛泽东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发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
这段“史料”来自于“文革”前担任过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1988年发表在《春秋》杂志上的文章《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该文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1956年毛泽东的武汉之行和1958年毛泽东的两次武汉之行。梅文发表一年后的1989年，1954年至1966年期间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在《春秋》杂志发表了《满篇谎言———评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王文一开头写道，他看到梅文后，“我大吃一惊。想不到梅白竟做出这种说谎骗人的事情。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不想评论。如果他有勇气，就由他自己作出说明吧。”接着，王文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毛泽东三次武汉之行，全面驳斥了梅文的说法。]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王任重发表了那篇直指梅白 “满篇谎言”的文章之后，梅白直到1992年去世也没有对王任重的批评做出任何回应。王任重也于1992年去世。但是奇怪的是，王任重的文章自发表以后，基本上无人提及，只在个别党史学者的文章中引用过。而梅文中关于1958年李达和毛泽东争辩的内容，则继续被许多文章引用，作为立论的依据。这究竟是为什么？
胡新民的文章还列出了王任重与梅白明显对立的说法：
[梅文：“当时任重同志发低烧，体学（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长）要我向主席汇报。省委书记处提出的意见是报四百亿斤，我认为这必将卖过头粮，全省三千万人可能饿肚子。最后任重同志还是决定由我代表省委，向主席汇报。”
王文：“我当时没有发低烧，所以更没有让他（指梅白）代表我汇报的事。”“我对主席说朋兴乡有块高产田，亩产万斤稻谷。主席说：‘我不相信。’我说是农村工作部长王良来验收的。他说：‘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打单收，才能算数。’”]
显然，两人中必有一人说的是谎言。
另外，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的胡为雄也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09期）上发表《辨析所谓“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争论”的真相》一文，质疑梅白文章的可信性。
胡为雄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质疑的话：
[梅白说他带着李达同志去见主席的时候，主席正在和卡斯特罗谈话，这就说谎说到无边无际的地步了。当时卡斯特罗正在为古巴争取独立解放进行着最紧张的战斗。古巴革命是1959年元月取得最后胜利的,怎么卡斯特罗1958年9月到中国来了? ]
胡为雄的文章中也列出了梅白所描写的一些明显不合情理的细节，如李达用英语称呼梅白，并要梅白“劝劝毛主席吧”；而毛泽东又请梅白教他用英语怎么说“我亲爱的鹤鸣兄”，等等。须知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与毛泽东之间并不存在他所活灵活现描绘的那种密切关系，既无历史上作为战友或朋友的交集，也无现实中直接的工作联系，以他所处的职位，连见面的机会都极少，没有上级安排是见不到的。怎么可能发生由李达请他去“劝劝毛主席”这样的事呢？
另据《戚本禹回忆录》：[文革开始后，王任重就把李达说成是武汉的吴晗，发动学生起来斗他。李达那时已经76 岁了，身体也不好。1966 年7月19日，他给主席写信，请求解救他。我见到李达这封求救信后即呈送给主席，李达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见信即作了批示：“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我记得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当着王任重的面说对李达可以批评，但他是党內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要保护。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后，并未对李达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从李达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遭遇和王任重当时对李达所持的态度，可以推断，如确有梅白所说的事，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在王任重直接领导下的梅白自然会以此作为批判李达“攻击大跃进，反对毛主席”的罪状材料提出，但梅白当时并没有这么说，倒是在几十年后，李达已过世、无人可对证的情况下提出这件事，不能不让人感到蹊跷。
这件事值得令人深思的是，一篇存有明显疑点并已有人给予有力证伪而无法辩解的传闻，竟会在媒体上大行其道。质疑的声音无人问津，而受质疑的声音却不加辨析地广为流传，甚至被作为确定的史实引用。联系到当时一股刻意贬低毛泽东的暗流兴风作浪，各种污蔑，诽谤，以至无中生有的编造谎言，极力想抹黑毛泽东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这一切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造谣传谣的小人只能在阴暗角落里得意一时，待到太阳一出，他们就立即显出本来的丑恶嘴脸，除了沦为笑柄，还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泼在伟人身上的脏水，终究被时间冲洗干净，重现伟人永不磨灭的光辉。
又，据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封来信加的编者按题目。故涉及此话题之事必在此时之后。
查《毛泽东年谱》 9月10日中午，毛泽东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汉日。下飞机后即去长江游泳。下午到达住地武昌东湖客舍。毛泽东这次南下，张治中、罗瑞卿同行。9月12日曾到武汉大学参观校办工厂。9月15日下午离开武汉，期间均未见记有梅白参与毛泽东同李达相会之事。
再后来，是毛泽东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中央会议。21日当天即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主要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坚持实事求是。这个会议就是为了纠“左”，强调“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
又及，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9月）上，刊有胡为雄写的“毛泽东在韶山让梅白改过诗吗?”一文，揭露根本无此事。梅白竟大言不惭地声称“毛泽东在韶山让梅白改诗并称他为‘半字师’”，完全是沽名钓誉，无耻之极。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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