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索进行工业化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弄死反对派，第二部进行五年计划，加速工业化，直接起飞。
这一篇主要讲的是第一步的问题。
太长不看版：
1.1925年4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这时老三驾马车（季加斯）三人没有分裂。
2.随着政治局“新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与索索结盟，于是索索力量强大，导致了季诺维也夫与索索的分裂。
3.1925年12月，联共十四大，因为加米涅夫的老坛行为，导致了索索第一次公开拷打季诺维也夫。
4.季在列宁格勒的“抵抗”行为招致了索索对他的第二次拷打。
5.1926年6月，季托联盟组织起来，在中央全会与各大工厂里上发动进攻，失败，写信道歉结束。
6.季不死心，又把列宁遗嘱抖到国外了，这招致了1926年10月26日的联席会议上索索的第三次拷打。
7.1927年国防危机，季组织进攻（八十三人纲领与反对派纲领），公开暴露自己的地下党。失败，再一次写道歉信结束。
8.十月革命节上街闹事，最后被开除党籍，被彻底整倒。
1.俄国的未来怎么办？
1.1.提出方法：一国建成论的提出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国民经济迅速地增长了。
1924—1925经济年度，农业已接近战前规模，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苏联大工业的产值在1925年已约占战前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三。1924—1925年度，苏维埃国家已经能够向基本建设投资三亿八千五百万卢布。国家电气化计划在顺利执行中。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命脉巩固了。反对私人工商业资本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1]
由于经济的高涨，工农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工人阶级人数迅速增加。工资增长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1924—1925年度，工农国家已能拿出近二亿九千万卢布来帮助力量单薄的农民。在工农生活状况改善的基础上，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和影响增长了。[2]
与此同时，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势力也日益猖獗。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成分相互斗争着。
所以，索索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
要么走向社会主义，要么变成资本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的问题。苏联的经济建设应该循着什么方向进行，循着社会主义方向，还是循着其他什么方向？我们是应当建成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我们注定要为另一种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去准备肥沃土壤呢？[3]
其实，一开始索索还是听布哈林那套理论，希望一边发展社会主义，一边保障资本主义的。
（布哈林）他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强调指出：只有在协调下，在工业的发展以农业的迅速增涨为基础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高速度，不仅是一时的，而且是持久的高速度。这个设想就是，农业生产的提高与工业生产的提高是互为发展条件的，农业合作社必须在集体大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
布哈林的理论是从这样的根本观点出发的，即：社会主义不能靠行政命令的手段和超经济的强迫和压制来推进，而应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越性(与私有制生产相比)来取胜。布认为只有通过市场和竞争，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制造出来的现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的魅力，才能使农民相信合作社在经济会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4]
索索怎能不心动？
能不能在一方面竭力巩固和扩大我国社会主义力量，同时又暂时让资本主义得到某种发展的新经济政策道路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要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呢，从哪里开始这种建设呢？[5]
所以，一开始索索还是布哈林那一套的小迷弟。就连一些反动分子也不得不承认：
最初，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中还利用了布哈林提出的市场理论。[6]
其实，这也不是索索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体党员的问题。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社会主义怎么搞？
索索回答道：“是的，在我国能够而且必须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因为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工人阶级能做到这点，并且一定会做到这点。实现这个宏伟的任务，应当从国家工业化开始。”[7]
索索认为：
1.（在国内）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完全能够在经济上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2.（在国外）苏联人民单靠本身力量，能不能消灭这种外来危险即资本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呢？不，不可能。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要消灭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
而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就至少要有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才能做到。
3.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成，还不能算是最后胜利，因为外国进行武装干涉和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危脸仍然没有消灭，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仍然缺少免除这种危险的保障。要消灭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8]
这就是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成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
当然，咱们的万年反对派肯定要嘲笑他。[9]
1.2.斗争沱牌：十四次代表会议（不是大会）
1925年4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索索提出了“一国建成论”这个观点。
大会一开，索索代表全党先说：
“在我国的一些地区，中农最终站在了富农一边反对贫农”所以，咱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就是把中农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重新争取他们”，“扶持农民经商，可以带动经济建设”，[10]把苏联的生产搞旺，经济搞活。
同时，咱们还要把“我们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变得工业化”，应该“需要1500-2000万工业无产者、我国主要地区的电气化、合作农业和高度发达的金属工业。然后我们不怕任何危险。然后我们将在国际范围内获胜”。[11]
这时，我们的万年反对派托洛茨基跳出来了。托洛茨基的小老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对索索“把中农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他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
具体说来，涉及以下几个观点：1，通过牺牲农民来完成工业化的积累；2，有计划的使用种种不利于农业的价格并把它说成是一种附加税；3，把计划性解释为是价值规律的对立面；4，把迅速扩大重工业的力量作为工业化的目标；5，在工业内部废除市场关系，在农业实行有计划地控制市场关系，等等。[12]
这时，斯大林倒没跳出来，布哈林反倒跳出来了。
他宣布，目前苏维埃国家有兴趣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加强农民经济，并向农民提出口号：“发财吧！”[13]
虽然索索喜欢布哈林那一套，但是太露骨了，“斯大林也谴责了这种说法”，最终“布哈林派不敢公开反对党的方针”，缩回去了。
在会议期间，当拉林想站出来谴责布哈林时，季诺维也夫没有让他发言。一时间，“致富！”这句口号的问题。被压制了。
有点小伙伴可能会问，诶，季诺维也夫不是反对斯大林的吗？怎么与索索站在一起？因为当时三驾马车（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没有分裂，最大的敌人还是托司机。
托司机的私德很让人难绷，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臭脾气，自视甚高的CJB，疑似有一种狂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强调（其实也配得上出身）。
据莫洛托夫回忆，当时托洛茨基的脾气臭的跟石头一样，动不动就骂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当时又不知道咋回事还委屈的要死，后来想想可能是当时莫名其妙卷进了托司机和斯大林的斗气之中然后被托洛茨基撒气，但托洛茨基从没想过这样可能会导致自己再无盟友，比如此时莫洛托夫还根本算不上和斯大林多熟络，托洛茨基很可能在不经意之间把莫洛托夫推向了对立面，当然他可能还根本看不起当时羽翼未丰的莫洛托夫。
这导致什么呢？在列宁死后，托洛茨基惊讶的发现（甚至可能根本没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苏共政治局里面的孤家寡人，无论是老三驾马车（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还有后来布尔什维克右派的布哈林一系，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托洛茨基抬出去，放眼整个苏共政治局，托洛茨基属于众矢之的且孤家寡人。
令人难绷的是，这其中最想把托司机愉悦送走的是在中右翼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形成后和托洛茨基结成左翼反对派的季诺维也夫，而唯一还为托洛茨基说两句好话的反而是斯大林。[14]
索索的方针获得了全党的大多数，最终会议“批准了党争取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方针”。
提一句，后来1928年，西伯利亚视察后，索索感觉托司机那一套，诶，还挺好用的，于是就把他偷过来了。“虽然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寸步不让，但实际上却把托派的工业化理论付诸于实践”。[15]
1.3.出现分裂：索索与季诺维也夫的分裂
一，为什么会分裂？
在十四次代表会议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人没有分裂。
此时，在1925年，政治局已增至7名成员，13大后，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观察家看来，“元老”三人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和政治局“新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之间的分歧开始显现。
布哈林成为政治局新成员三驾马车的思想领袖，有取代季诺维也夫的嫌疑。
这遭到了季诺维也夫的反对，于是开始批判布哈林了。
1925年夏，季诺维也夫把这个口号看作是对富农的号召，并谈到在“农村的富农比城市的奈普曼危险得多”的情况下，这个口号的极端危害。
1925年6月，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篇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布哈林的说法。布哈林并没有继续退缩，而是写了一份同样严厉的回信。[16]
诚然，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发表，因为政治局反对发表它们，索索把布哈林保护起来了。
为什么索索要保护布哈林呢？主要是因为季诺维也夫有前科。
早在1925年初，托司机滚蛋了。准备让索索也滚蛋——毕竟索索是“是在察里津也是孤身带溃兵干穿白匪，一路追杀到顿河的钢铁猛男”[17]，在军队内非常有人望（比如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就是他的好兄弟，其实连捷尔任斯基也是他的小老弟），人称小列宁。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试图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位，让他代替托洛茨基领导革命军事委员会。那年秋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次企图罢免斯大林。
据米高扬回忆录记载，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服政治局候补鲁祖塔克出任总书记一职，他同意了。然而，鲁祖塔克没有出现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定提出这个问题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这次会议由李可夫主持，讨论了季诺维也夫的《时代哲学》一文。[18]
但是因为布哈林派的阻挠，季诺维也夫没有成功。
根据米高扬的说法，“在讨论中，李可夫出人意料地对季诺维也夫及其团队发表了非常尖锐和粗鲁的言论，宣称他们是分裂分子，正在破坏党及其领导层的团结。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越早离开党的领导层越好。”
米高扬写道：“李可夫的讲话听起来如此刺耳、侮辱和挑衅，以至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哈里托诺夫、拉舍维奇和其他一些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加入了他们……——宣布：“如果我们被忽视，那么我们就会离开。” 并挑衅地离开了这次会议。”
米高扬详细描述了奥尔忠尼启则对李可夫行为的愤慨，以及捷尔任斯基对克鲁普斯卡娅行为的愤慨，以及他自己的惊讶，当他和其他中央委员会成员一起去安抚被激怒的领导人时，他发现他们都在季诺维也夫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大笑所听到的一些人故事和其他人在一起愉快地享用着水果、茶和小吃。米高扬义愤填膺，因为：“季诺维也夫装作沮丧和愤慨，但在这里，自从他离开了舞台，他就不再假装了。但是，显然，他们仍然很高兴，我们是为他们而来的 ——立即同意返回。这次差距缩小了。和好了。我们同意不使局势恶化，保持团结。”[19]
所以这就是索索要保护布哈林的原因。
但是消极的后果就体现出来了——导致了季诺维也夫的反对。
1925年秋天，季诺维也夫转向反对派。
正如S. Cohen正确指出的那样，“后来，他们改变了对这项政策的后果的看法，并且嫉妒斯大林地位的上升，于1925年秋天转向反对派。就像托洛茨基左派一样……他们通过党的机构攻击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方法，以及大多数人的经济政策和对新经济政策的官方解释，包括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同时，他们攻击斯大林纵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右倾。”[20]
二，季诺维也夫的“派系活动”
1925年9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克鲁普斯卡娅、索科尔尼科夫共同提出“四人纲领”。四人谴责党的领导层无视富农的危险，以及他们对党内准备与国家“资本主义分子”和解的“右翼”势力采取“和解”态度。“纲领”谈到了党内的“富农倾向”。
10月，在联共中央委员会10月全会上，四人要求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开讨论，但全会否决了这一提议。
在代表大会前召开的列宁格勒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萨法罗夫、萨尔基斯、舍拉文等人从“四人讲台”的阵地攻击中央委员会。
他们在会议上说，莫斯科党组织通过了一项谴责列宁格勒组织的决议。于是他们决定参加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是这样安排的——对让索索的支持者进入代表团。[21]
最厉害的是：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定趁此危机再次企图罢免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用捷尔任斯基取代斯大林的提议是在代表大会前夕在老布尔什维克彼得罗夫斯基的公寓里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提出的。[22]
但是因为当时在场的奥尔忠尼启则强烈反对该提议，以致该提议被撤回。
三，索索的调和主义
面对着地位不保的情况下，索索非常明显的表现出领袖“调和大家”的品质。
在政治局一方面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另一方面是布哈林和李可夫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斯大林扮演一个调和大家的领袖角色。
大会召开前10天，即12月8日，斯大林致信第22届列宁格勒党代表大会主席团，驳斥莫斯科第14届党代表大会涉嫌通过“反列宁格勒”决议的传闻。为此，斯大林建议“列宁格勒人”不仅要了解莫斯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还要了解会议记录的内容。斯大林对“某些同志”在列宁格勒党代表大会上“要求在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斗争的讲话”表示关切。在目前的条件下，列宁主义者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即使他们在个别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
一周后，即12月15日，斯大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莫洛托夫致信列宁格勒领导层，提出妥协方案。“为了党内的团结、和平”，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建议“政治局委员……不要在代表大会上互相对立”，不要发表列宁格勒会议的信函和中央的回应。委员会给这封信。他们同意从列宁格勒介绍一名代表进入秘书处，并以莫斯科会议的决议为基础，“软化某些措辞”。信中的作者只是坚持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谴责列宁格勒分子萨尔基斯和萨法罗夫的立场，开除《列宁格勒真理报》的编辑职务，并在列宁格勒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包括中央委员会的三名支持者。[23]
显然，这种情况促成了党的六大后他第一次受命在十四大上向中央委员会作报告。
在布党的传统中，只有领袖或者地位尊崇的人才能做报告。
为了防止党内分裂而对政治局中的大多数人进行和解得到了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广泛支持，他们不想破坏党和国家的稳定。因此，季诺维也夫和“列宁格勒派”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发现自己处于孤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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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谈托司机的“迟钝”
“托司机的本人的能力问题实际上也存在问题”“托洛茨基的政治能力低的令人发指”[24]，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关键的是，这个人吧，他人菜瘾大，喜欢装b。一装b就装出事情来了。根据托洛茨基的笔记，指出：
托洛茨基常常这样考虑：政治局的七名成员分成两个“三驾马车”和“不可替代的”托洛茨基。[25]
你看，这就是喜欢装b，夸大自己。
但关键是，他能力菜到发指。
出乎他意料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反对“正确的”“新人”，而且反对斯大林。
13年后，托洛茨基曾在墨西哥说，“当他看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冲突时，他感到很惊讶”。[26]
就连他的小迷弟多伊彻（写先知三部曲的那位）被迫承认托洛茨基“缺乏观察力、直觉力和分析方法”。
没错，他没有意识到三驾马车的分裂，他还隔这儿一脸懵逼。
2.联共十四大——工业化的开始
1925年12月，在季诺维也夫与索索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斯大林提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苏联工业化的总路线。
斯大林把它当成工业化的开始时间。
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现在成了党的中心任务。[27]
但是，我国有一些学者（如郑异凡之流）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是索索在“篡改历史”“为他本人（制造）树碑立传的意识形态，是制造对他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是为树他个人而不惜篡改历史的意识形态”。[28]他认为：
提纲把1926年至1929年定为布尔什维克党“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的时期”，这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简明教程》中联共第14次代表大会被说成是“工业化的代表大会”，然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工业化仅仅被一般地提及，工业化中的各种问题如资金来源、发展速度、工农业关系等等都没有涉及。[29]
如果按照他的逻辑，那么我们可以证明三中全会不是改开的起点。因为改开的“各种问题都没有涉及”。
这是非常荒谬的。
书归正传。
2.1.先不激化矛盾
索索一开始，尽量不激化党内矛盾。立马就说：
“在过去的两周里，你们有机会听取了党的成员关于第十三届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长篇大论的报告，大多是正确的。”
他与党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没有深刻的分歧。[30]
2.2.不点名道姓进行批判
但是，毕竟是关于党的命运的重大场合，索索也不可能一点也不批判。他没有指名道姓，说：
（XXXXX）的总路线是我国必须长期保持农业国家，必须出口农产品，引进设备……这条路线将导致我国永远不可能或几乎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工业化，我国从一个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独立单位，客观上将不得不变成一般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属物。[31]
斯大林指出了自己的总路线：
（a）沿着进一步增加国民经济产出的方向；（b) 沿着我国从农业向工业转变的路线；（c）按照在国民经济中确保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决定性优势的方针；（d）沿着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保证苏联国民经济的必要独立性的路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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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等到写《联共党史》后，索索才公开点名道姓：
季诺维也夫派反对党的总路线。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个流行于帝国主义豺狼中的资产阶级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苏联应当仍然是个农业国，主要生产原料和粮食用以向国外出口，而从国外进口自己所不生产并且也不应生产的机器。在1925年的条件下，这个计划分明是让工业发达的外国在经济上奴役苏联，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贪欲而使苏联工业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采纳这个计划，就等于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软弱无力的农业附庸，使我国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成为无以自卫的弱国，说到底就是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33]
大会痛斥了“新反对派的这些胡说”，指出它们是“反列宁主义的”。
2.3.拷打季诺维也夫（一）
接着索索坚决驳斥了“四人纲领”关于党内“富农倾向”的指责。
索索认为博古舍夫斯基的批评是“偏离了低估富农的危险”，斯大林同时认为这种“偏离”并不严重。然而，他立即坚决谴责“另一种偏差——对富农危险的高估。
“由于几乎没有人怀疑“富农的危险”，所以第一个“偏离”对党没有严重影响”“但是至于不剥夺富农的财产，而是通过与中农结盟来实行更复杂的孤立富农的政策，这件事就没那么容易消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党在同这两个倾向的斗争中，仍然必须把火力集中在同第二个倾向的斗争上。”[34]
加米涅夫那种政治dinner这时突然表现出来了。
他宣称，斯大林“完全被……错误的政治路线所俘虏，其创造者和真正代表是布哈林同志”。最后，他说：“正是因为我不止一次的亲自对斯大林同志说，正是因为我不止一次的对一群列宁主义同志说，所以我在代表大会上重申：我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同志无法完成统一布尔什维克总部的任务（成为领袖）……我们反对团结，我们反对建立领袖。”[35]
前面我们说过，斯大林搞调和的政策“得到了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广泛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列宁格勒派”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发现自己处于孤立状态”。如果加米涅夫聪明的话，应该学会暂避锋芒。
但是小加给脸不要脸，直接公开挑衅起来了。
这等同于与全党作对。
加米涅夫的这番话引起了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掌声和其他人的愤怒。有谴责的呼声（“错误！胡说八道！这就是重点！底牌已经揭晓！”）和支持斯大林的感叹（“斯大林！斯大林！布尔什维克总部必须团结起来！”）。
克鲁普斯卡娅三次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然而，她的努力并没有帮助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支持者。他们显然是少数。[36]
这等同于公开拷打。我估计当时与会代表必然是这么想的：
你跟我撕破脸，我就跟你撕破脸。接着，索索开始拷打季诺维也夫。
斯大林在最后的讲话中转而公开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人。
斯大林指出，他们在各种问题上的判断差异，但个人权力问题除外：加米涅夫说一套，往一个方向拉，季诺维也夫说另一套，朝另一个方向拉。好吧，Lashevich第三种话，Sokolnikov第四种话。但尽管存在差异，但他们都同意一件事。他们同意什么？他们的纲领是什么？他们的纲领是中央书记处的改革。唯一使他们团结一致的共同点是书记处的问题。这很奇怪也很有趣，但这是事实。”
斯大林正确地定义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主要目标——实现将书记处转变为他们的服从工具，将总书记转变为始终为他们工作的执行者：“好吧，如果将书记处转变为一个简单的技术机构对加米涅夫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方便，也许应该并同意他的看法。只怕党不同意。（声音：“没错！”）。
斯大林虽然口口声声“反对割裂”，但随即警告说：“党要团结，要团结就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与党一起，不团结的话就滚蛋。”[37]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的“排斥”也没有执行，他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保持沉默，幸灾乐祸地看着他最近的对手被索索“拷打”。然而，“新反对派”其他成员的地位却被降级。磅。加米涅夫从政治局委员转为候选人，索科尔尼科夫不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的新成员是加里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的新候选人是彼得罗夫斯基和莫斯科委员会书记乌格拉诺夫。
就这样，大会结束了。
2.4.大会的结果
索索获得了胜利。
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起，我们党开始称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同时，代表大会无疑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大会确定了斯大林捍卫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苏联“拥有建设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经济攻势无产阶级在新经济政策和苏联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基础上的发展。根据斯大林的报告，代表大会发出了“坚持国家工业化进程，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形成经济运行储备”的指示。大会再次选举斯大林为中央委员，1926年1月1日，中央全会再次选举斯大林为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此外，全会决定扩大斯大林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权力。[38]
当然，布哈林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
那么咱们的先知托洛茨基对这次大会是怎么判断的呢？
1.托洛茨基称布哈林的胜利——这是“民族—农村狭隘思想”的胜利。
2.任命伏罗希洛夫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事人民委员，“随着右倾，伏罗希洛夫或布琼尼可以发动军事政变，最终导致反革命”。
3。布哈林水涨船高，苏联要“国将不国”了。外国学者S. Cohen认为，经过十四大上，布哈林在党内的地位不亚于斯大林，他写了“斯大林-布哈林二人执政”，取而代之的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人执政。[39]
那么索索呢？
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只是布哈林手中的一颗棋子。[40]
没错，他居然认为那个比他进入中央还早（1912年索索进入中央，1917年托司机进入中央），军队内声望极大的家伙居然只是“布哈林手中的一颗棋子”。
其实也不能怪他，因为布哈林太会吹p了。
布哈林胜利的印象因所谓布哈林学派的一群著名宣传家的积极活动而得到加强。（A. Slepkov、D. Maretsky、V. Astrov、A. Stetsky、P. Petrovsky、A. Aikhenwald、D. Rosit、E. Goldenberg、E. Zeitlin、A. Zaitsev 等）。正如S. Cohen所写，这个团体帮助“布哈林把他的人民安置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形成的机构中，培养未来的人才；他们以极大的效率普及和捍卫他的政策......在数百本书籍、小册子、报纸文章和公开演讲中——在教育机构、党的会议和其他公共论坛上——他们宣传和捍卫（有时发展和补充）政策和想法布哈林。他们评论了他的书，写了他的传记，并大声赞美他。” “布哈林学派”称赞其老师是党和共产国际最杰出的理论家，准备宣布布哈林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袖。[41]
布哈林已经被吹成列宁在世了，所以托司机才会犯错误。
“托洛茨基在实干中几乎没有成功过任何一次”的原因，就是在此。
当然，事情还没结束。
面对这种情况，季诺维也夫气急败坏，直接反对党的决议：
季诺维也夫派在代表大会上被击败后，并没有向党屈服。他们开始了反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结束，季诺维也夫立刻召集了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会议（团省委的领导人是由季诺维也夫、查鲁茨基、巴卡也夫、叶甫多基莫夫、库克林，萨发罗夫等两面派分子用仇恨我党列宁中央的精神培养出来的）。在这次会议上，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通过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决议，即拒绝服从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决议。[42]
玩不起了属于是。
后来斯大林“重新开了一次列宁格勒党组织紧急代表会议”，成功的打败了季诺维也夫。
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绝大多数党员（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完全赞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谴责了反党的季诺维也夫“新反对派”。这个“新反对派”当时已经成了光杆司令了。[43]
其实主要还是怪加米涅夫这个dinner小丑，太特么拉垮了。
猪队友一个。[44]
3.季托联盟的出现
3.1.拷打季诺维也夫（二）
一，民族主义的作用
1926年。
之前，季诺维也夫写过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斯大林为了亏内季诺维也夫，所以就写了《论列宁主义问题》这本小册子。简单说一下全书内容：
1.斯大林批评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列宁主义定义，认为它失去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给出了“列宁主义的国家限定定义”。
2.斯大林谴责季诺维也夫及其支持者用“党的专政”的概念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斯大林认为“只有当我们正确表达人民的意识时，我们才能执政。没有这个，共产党就不会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不会领导群众，整个机器就会散架。”
3.斯大林以谴责季诺维也夫关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前景的言论来结束对“新反对派”的批评。他认为，季诺维也夫的观点是“胡乱建设，没有前途”。
4.斯大林没有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而是专门用一章来批判托洛茨基所阐释的不断革命论，从而表明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的立场不谋而合。[45]
索索的拷打有点牵强了，“很大程度上有点夸张”。[46]
那么，为什么索索的拷打有效果呢？
主要有一点民族主义因素起作用。
实际上，在大部分布党党员眼里，索索拷打季托联盟=俄罗斯小爸爸拷打犹太鬼子。
多伊彻指出，“犹太人在反对派中非常引人注目……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者中的犹太人很少，布哈林派中的犹太人更少。” 当斯大林在党的历史上寻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其他人的立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性质时，一些共产党人，尤其是没有革命前斗争经历的年轻共产党人，看到了一个相似之处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立场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纲领之间，并试图揭露他们两者的阶级异化。
当时，全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小组在赤塔区索洪多村开会的议案广为人知。它抓住了该组织成员之一伊万·鲁萨克的意见：“托洛茨基很久以前就开始领导分裂路线。托洛茨基不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他的国籍本身就表明他需要投机。我记得季诺维也夫有一次在全体会议上惹恼了托洛茨基，但显然，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大吵大闹。他们犯了俄罗斯精神的错误，俄罗斯工人和农民不会跟随这些耐普曼。
以色列学者I. Nedava认为民族偏见有助于打击反对派，他写道：“中央委员会成员尤里·拉林在莫斯科领导了一次反犹太主义研讨会，并留下了一份关于它的奇怪报告……在这里有一些好奇的无产阶级代表提出了问题：“为什么反对派有 76% 是犹太人？犹太人如何设法填补所有好职位？为什么犹太人不想努力工作？为什么大学里有那么多犹太人？他们伪造文件吗？犹太人会不会在战争中成为叛徒？他们避免服兵役吗？难道反犹太主义的根源不在于犹太人本身，在于他们的心理、伦理和传统吗？[47]
当时布党的许多革命家都是少数民族，而大部分党员都是本土俄罗斯派，所以他们会这么想。
二，犹太人的反击
反对派支持者开始积极利用反犹太主义话题进行自卫。
1926年3月，托洛茨基写信给布哈林：“是否可以想象，在我们党内、在莫斯科、在工人集体中，恶意的反犹太主义和同时进行诽谤宣传而不受惩罚？对反犹太主义情绪的消极态度。由于革命者多年来一直在重复反犹太主义是“黑帮”反应中固有的，托洛茨基现在可以争辩说，党的“民族—农民”“堕落”已经采取了极端的形式，而反犹太主义的胜利革命不远了。与此同时，反犹太主义的阴谋可能会迫使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在针对它和“新反对派”领导人的攻击中表现出克制。
为了抵消反犹太主义是批评反对派的基础的挑衅性指控，斯大林发表了一份特别声明，称中央委员会打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反对派。然而，这一声明也被解读为反犹宣传的一部分。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热月与反犹太主义》中写道：“每个有政治思想的人都非常清楚这种说法故意含糊不清，表面上是针对反犹太主义的极端，但实际上是在助长他们。“不要忘记反对派的领导人是犹太人”——这是斯大林在所有苏联报纸上发表的话的真正含义。原来，托洛茨基准备批评斯大林及其支持者的消极态度。[48]
反对派利用“宫廷阴谋”来攻击索索。
1926 年5月出版的鲍里斯·皮尔尼亚克的《未熄之月的故事》杂志的1926年5月号证明了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使用煽动和诽谤的事实。虽然在在序言中，作者认为在故事中应寻找与伏龙芝死亡情况的类比，革命前军事委员会的病史与皮尔尼亚克作品的情节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皮尔尼亚克将伏龙芝之死归咎于斯大林，据称斯大林强迫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接受手术，然后在忠于他的医生的帮助下将他杀死。[49]
事实上，是伏龙芝身患重病，却顽固不听医生长期坚持强化治疗的建议，后因病情恶化提出手术，然后趋势的。虽然米高扬吹牛b“斯大林希望在红军中有一个忠于他的人可靠地指挥，而不是像伏龙芝那样独立和权威的政治人物”，然后弄死伏龙芝，但是这个真和索索没有关系。
除掉一个全力支持斯大林等人反对托洛茨基的人是荒谬的。
3.2.季托联盟的形成
一，季托联盟成立的时间
（1）索索的小会
1926年4月，索索召开中央全会。
他宣布新经济政策的第二阶段发展已经开始。据他介绍，第一阶段与农业的恢复有关，这使得在该国建立内部市场、建立工业农业原材料生产和为人民提供食物成为可能。
第二阶段是“工业化直接部署”。
斯大林指出，工业的发展将解决商品饥饿问题。同时，斯大林强调，如果伴随着生产资料的优先生产，国家的工业化才会真正有效。他说：“工业化应该主要理解为我国重工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机器制造的发展，这是整个工业的主要神经。没有这个，就谈不上确保我们国家的经济独立。”
注意到国家在积累工业化资金（掠夺殖民地或战败国，自然资源和企业的让步）时不能走其他国家走的路，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只能为发展寻找资金工业化。通过自己的储蓄，通过“社会主义积累”。
为此，斯大林号召与浪费/掠夺/贪污国家财产的行为进行激烈的斗争。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来源，我们在后面将会详细的论述。
（2）反对派的小会：季托联盟成立
在大会召开的同时，反对派也召开了自己的小会。
1926年6月初，反对派支持者的秘密会议在莫斯科附近的森林举行，由副军事委员拉舍维奇组织。众所周知，季诺维也夫利用共产国际机构准备和传播反对派材料。
1926年夏天，“新反对派”和托派联合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季托联盟集团。
所谓联合反对派的纲领文件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鲁普斯卡娅、皮亚塔科夫、拉舍维奇、穆拉洛夫等人签署的“13人声明”。尽管有许多关于该国存在尖锐问题（工业发展滞后、失业率和零售价格上涨等）的有根据的评论，关于政府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忽视，不断增长的党的官僚化，“声明”基本上呼应了1923年第46号信件的结论，即解决这些复杂问题首先需要更换领导层。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舍维奇和其他人在两年前谴责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攻击党的领导层和机构，现在他们签署了一份声明：
现在毫无疑问，反对派的主要核心在1923年，正如当前统治派系的演变所揭示的那样，正确地警告了无产阶级路线转变和官僚政权可怕增长的危险。[50]
反过来，托洛茨基也发表声明说：
在《十月的教训》中，我把政策上的机会主义转变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名字联系起来。正如中央委员会思想斗争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这个错误的解释在于我没有机会跟踪七人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并及时确定机会主义的转变是由斯大林同志领导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团体带来的。[51]
昔日的对手不再互相指责，联合起来对抗新的共同敌人——斯大林。
就这样，在6月份，季托联盟形成了。
1926年夏，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结成一个反党联盟，把所有已被击败的反对派集团的残兵败将纠集在这个联盟的周围，奠定了他们那个反列宁主义的地下党的基础，从而粗暴地破坏了党章和历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禁止成立派别组织的决议。党中央警告说：这个类似有名的孟什维克八月联盟的反党联盟如果不解散，它的参加者就不会有好下场。但是他们不肯罢休。[52]
他们再次使用了列宁的“致代表大会的信”。声明的作者们强调：
与列宁一起，他在一份被称为《遗嘱》的文件中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他的思想，根据近年来的经验，我们深信斯大林的组织政策和他的集团以主要干部的进一步分裂以及阶级路线的进一步转变威胁党。[53]
他们在中央全会上发动进攻。
二，中央全会上发动进攻
（1）攻击索索“背叛世界革命事业”
1926年7月全会的讨论异常尖锐。
斯大林讲了三遍发言。应反对派要求，他公开了列宁的《致代表大会的信》和另外三封未发表的列宁书信。反过来，反对派被指控在全国多个城市建立地下组织。J. Ossovsky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不可能在联共中保持团结的问题。讨论非常紧张，以至于在他针对反对派发表了一场感情丰富的演讲之后，捷尔任斯基死于心脏病。
无论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多么努力地关注国家发展的紧迫问题，指责党的领导“民族—农民”倾向和背叛世界革命事业的反对派仍然强加讨论在本质上主要是学术性的国际问题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引发了党的领导层对所谓的英俄委员会的态度问题，该委员会是英国工会与全联盟工会中央委员会之间的联络组织。反对派争辩说，通过与英俄委员会保持关系，苏共的领导层正在与工人阶级运动的叛徒勾结，从而注定英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将失败。
作为回应，斯大林谴责了“跳过过时运动的理论”，并将反对派对英国时事的态度与1917年4月加米涅夫的立场以及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的行为相提并论。诚然，这些比较很难说是合理的。激烈的争论在一个明显超出苏联共产党影响范围的问题上爆发：英国阶级斗争的结果和英国工会的行为几乎不取决于苏共的立场。[54]
（2）进攻的失败
最后的结果是，季托联盟失败了，全会巩固了斯大林的地位。
他的许多支持者都被列入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奥尔忠尼启则，米高扬，基洛夫（他们每个人都在巴库工作了很长时间），斯大林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学生卡冈诺维奇，以及前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后来是反对反对派的积极战士。安德列耶夫。
根据全会的决定，在莫斯科附近的森林里召开秘密会议的组织者拉舍维奇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甚至在此之前，他还被免去副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季诺维也夫被撤出政治局，并很快被免去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55]
三，煽动群众进行争论
（1）在工厂演说
然而，“联合反对派”并没有放下武器。
8月，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就准备了一份“致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其中指出“斯大林派的高层”希望“确保斯大林对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优势”。显然，在1925年底恐吓斯大林及其支持者“被屈服”于布哈林的反对派，现在希望通过恐吓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被屈服”于斯大林，从而在胜利者之间实现分裂。
同时，反对党领袖决定向党内群众发出呼吁。在胶版印刷机、玻璃印刷机和打字机上，反对派再现了他们的诉求和诉求。
但是，他们的诉求常常失败。
1926年10月1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皮亚塔科夫、拉狄克、斯米尔加、萨普罗诺夫等人在莫斯科 Aviapribor工厂的党支部会议上宣传了他们的观点。然而，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78 票赞成，21 票反对），谴责反对派，并要求莫斯科党委采取果断措施打击反对派，“不要停留在组织性质的措施上。 “ 季诺维也夫试图在列宁格勒的Krasny Putilovets工厂发表演讲，但没有被允许完成他的演讲。从10月1日到10月8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党支部，有87,388人参加了会议，但只有 496 人投票给反对派。
托洛茨基试图利用他雄辩的催眠力量的尝试失败了。多伊彻写道：“托洛茨基近三十年来第一次，自他开始作为革命演说家的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无助地站在人群面前。他最有说服力的论点，他的说服天赋，他有力的金属嗓音在面对他的愤怒咆哮面前无济于事。其他发言者受到的侮辱更加残酷。很明显，反对党第一次联合呼吁党内意见以失败告终。[56]
索索指出：
同年秋，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前夕，他们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几个城市的工厂党员大会上又搞袭击，企图强迫党再次进行争论。同时他们还提出自己的纲领要党员讨论，而这个纲领不过是通常的托洛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纲领的翻版罢了。党员群众给了反对派分子无情的回击，有些地方干脆把他们赶出了会场。[57]
——————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呢？
主要是因为脱离群众所致。
因为反对派领导人试图赢得工人阶级观众的同情，他们可以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对新经济政策的批评的暴露做出反应，这导致了社会分层的复兴。
然而，这些听众看到的是新经济政策使国家摆脱了毁灭。
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声明说，1925-1926 年的国家农业将达到战前水平的91%，并且工业—达到了战前标准的 93%，合理。与此同时，斯大林宣布新经济政策第二阶段——“直接工业化”时期的开始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的提出，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对美好生活的新希望，同时反映了苏联人民对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渴望。[58]
——————
（2）煽动结果
没有办法，1926年10月4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致函政治局，建议停止争论。
在10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说：“毫无疑问，反对派遭到惨败。同样明显的是，党内对反对派的愤慨正在增长。”现在斯大林可以向反对派发号施令，他提出的问题比1925年12月尖锐得多：
我们能否让反对派领导人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 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59]
斯大林要求反对派领导人设定的条件包括他们无条件服从领导层的决定，承认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以及与共产国际中反对派的支持者决裂。作为对反对派的让步，斯大林同意缓和批评的语气，承认反对派有权在党支部捍卫自己的观点，并在党代会上通过讨论表表达自己的观点。
10月16日，反对派领导人在一封集体信中承诺结束这场争论。（这是第一次写信道歉）
反对派分子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签名向中央递交声明，谴责自己的派别活动，保证今后对党忠诚。然而这个联盟事实上仍继续存在，它的参加者并没有停止反党的地下活动。[60]
他们继续拼凑自己那个反列宁主义的党，建立秘密印刷所，在自己的同伙中征收党费，散发自己的纲领。
就这样，季托联盟获得了惨败。
四，对外泄密
（1）恶心索索
然而，马克斯·伊士曼在纽约时报刊登列宁的《致代表大会的信》，怀疑其发表是听托洛茨基的指示做的。
这就是直接把内部矛盾兜拢出来，当成敌我矛盾进行处置。
最可恨的是，前脚他们刚给索索写信，后脚“托洛茨基公开宣布斯大林为“革命的掘墓人””[61]，无助于缓和领导层与反对派之间的关系。
玩不起是吧？
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分裂的计算也失败了。
（2）拷打季诺维也夫（三）
第一。
索索实在受不了了，于是召开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直接挑明问题，现场讨论，现场解决。
1926年10月26日，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据资料论述，是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布哈林显然没有忘记反对派以“发财吧！”的口号对他的指责，对反对派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评。
1926年11月1日，索索作了关于反对派和党内情况的报告（联席会议开的比较长，还没结束）。斯大林在一份题为《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联合反对派”的产生历史，以及许多理论问题的历史（关于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一国革命、不断革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等）。为了证明“联合反对派”的肆无忌惮及其与列宁主义的决裂，斯大林需要进行这种历史理论分析。
索索直接公开强调：
我们与反对派的区别就是“反对派则认为我们的革命是对未来还没有胜利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补充，作为对西方未来革命的“附属”，是作为没有独立力量的东西”。[62]
简单来说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盼着欧洲洋带人来解放自己。
斯大林要求“反对派集团放弃其根本错误”，防止对列宁主义的“攻击”和“修正”列宁主义的企图。他呼吁：“少一些喋喋不休，多一些积极的创造性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前进。” 他表示希望“在击退反对派进攻的过程中，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团结起来，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前景为基础。”[63]
第二。
斯大林已经把姿态压得非常低了，但是季托联盟还是死鸭子嘴硬。
听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等人在讨论他的报告时的发言，斯大林更加直言不讳。
再怎么好的脾气，他也受不了。
在他最后的讲话中，他向“联合反对派”提出了八点最后通牒，其中每一段都有这样的话：“党不能也不会再容忍……”[64]
要么就闭嘴，要么就滚蛋。
第三。
后来索索实在受不了了。
联席会议上，将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解除加米涅夫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政治局。诚然，他们和季诺维也夫一样，仍然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然而，由于此时中央委员会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议会（63名成员和42名候选人），很明显，自十月革命以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第一次失去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65]
实际上，索索并没有把他们开除党籍，保留中央委员的职位，还有一丝幻想。
万一悔改了呢？
五，更加猖狂
（1）建立“地下党”
他们是死不悔改的。
正式承认“党的意志”，具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联合反对派”成员采用了他们在准备俄国革命时使用的旧斗争方法。搞秘密小组织。
根据多伊彻的说法，“他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墓地、森林、城市郊区等地；他们派了警卫和巡逻队来保护他们的集会。” 一个由“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组成的平行反对派共产党在该国成立，在地下运作。反对派收取党费，成立了自己的地区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和基层组织。他们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敖德萨、格鲁吉亚、乌拉尔、西伯利亚等城市设有地方委员会。
第十五次会议期间，反对派举行了平行会议。地下印刷厂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成立。与革命前的地下组织岁月一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正在为长期斗争做准备。[66]
多伊彻就是那个沱牌小迷弟，亲口承认了属于是。
（2）索索的对策
索索面对这种情况，也没有坐以待毙。
在评估反对派的前景时，斯大林宣称：“我认为他们指望国家和党的局势恶化......但由于他们正在准备战斗并等待“更好的时代”恢复与党公开斗争，那么党不应该打瞌睡”。[67]
斯大林本人并没有放下武器。
1926年12月7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上发表了另一份关于反对派的详细报告，题为《再论关于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由于这一次斯大林是对不太熟悉时事背景的国际听众讲话，他试图为反对“联合反对派”的斗争提供更深刻的历史和理论依据。斯大林在1903年以来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展示了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冲突，并试图用阶级因素（非无产阶级阶级对社会的影响、无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存在）来解释反对派的思想政治纲领。
与此同时，斯大林特别注意与反对派争论的国际方面。他坚决拒绝反对派指责苏联领导人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
“同志们，这是一种幼稚的提问”“我们建设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
斯大林告诉外国共产党代表：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是支持国际无产阶级的最佳方式。[68]
后来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对国际共运起到了非常伟大的积极作用。（除了一些萨比死鸭子嘴硬）
索索在《联共党史》中指出：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1926年11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1926年12月）把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并在自己的决议中痛斥联盟参加者是分裂主义者，指出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已经滚到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去了。[69]
4.季托联盟的失败
4.1.国防危机，季托联盟又跳出来了
一，国防危机
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1927年4月12日，革命军司令蒋介石发动政变，共产党人被逮捕枪决”。[70]
同时，苏联与各国出现冲突，断绝外交关系。
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1927年2月23日的照会威胁要废除与苏联的贸易协定并断绝英苏外交关系。
4月6日，在北京，警察突袭了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数名外交人员。
5月12日，在伦敦，警察闯入了英苏合资公司Arcos的厂房，5月27日，英国政府断绝了与苏联的关系。
6月7日，苏联全权代表沃伊科夫在波兰遇害。
6月15日，英、德、法、比、日四国外长在日内瓦秘密会晤，讨论“俄罗斯问题”。只有德国拒绝支持反苏措施——英国外交部长张伯伦坚持的倡议。
在1927年，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老板德特丁爵士[71]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霍夫曼计划”，该计划规定西欧国家对苏联进行军事干预。[72]
索索认为：
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是个威胁。因此，各帝国主义政府采取了一切办法来对苏联施加新的压力、制造混乱、破坏或者至少是阻挠苏联的工业化。[73]
一开始索索认为，（1927年3月1日）“我们今年春天或秋天都不会打仗”，但是随着局势动荡的加深，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正在谈论一场新战争的真实威胁，特别是针对苏联的战争的威胁”。[20]
在1927年夏天，苏联国家几乎没有人怀疑战争不可避免。
这就是1927年的国防危机。
——————
面对日益战争的乌云，索索与反对派出现了截然对立的立场。
索索强调：
“我们面临着两种危险：战争的危险，已经成为战争的威胁，以及我们党内某些环节退化的危险。准备保卫战，必须在党内树立铁的纪律。没有这种纪律，防守是不可能的。”[74]
而托司机的立场却让人匪夷所思。7月11日，他写给奥尔忠尼启则的关于什么是“失败主义”和什么是“防御性”的信。
这是他打算在战争中采取的行动纲领。
“为了工人国家的胜利，必须像垃圾一样扫除无知和肆无忌惮的骗子的政治路线”。托洛茨基认为，谁扫了这些垃圾，谁就不会成为失败主义者，而是真正的革命护卫主义代言人：“意识形态的垃圾不会带来胜利！”[75]
索索对这些言论进行批驳：
（8月1日）“这是什么‘垃圾’？事实证明，这是党的多数，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政府的多数。因此，事实证明，当敌人来到克里姆林宫80公里以内时，这位小丑般的克列孟梭（指托司机）将不会参与保卫苏联，而是推翻党内目前的多数派。这就是他所说的防守！”[76]
4.2.季诺维也夫的进攻
一，季诺维也夫的进攻（一）
（1）八十三人政纲，强迫索索争论
面对这种情况，季托联盟跳出来了。
1927年5月9日，在纪念《真理报》15周年之际，季诺维也夫在专栏大厅发表讲话（讲话在广播中播出），尖锐地批评了苏联在英国的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季诺维也夫认为，英国对苏联的敌意增加的原因是苏联工会理事会与“妥协的”英国工会的合作，而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应为蒋介石的政变负责。
5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委全会上，索索直接认为“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某种类似统一战线的东西正在形成”。[77]
1927年5月25日，一封由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83名反对派联署署名的信被送往中央委员会。
“83名反对派声明”一开始就指责党的领导层在中国和英国工会方面的错误政策。反对派看到了“社会主义一国论”的罪恶根源，宣称“不正确”，“小资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声明指出，基于这一理论的“错误政策”“加速了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势力的壮大：富农、内普曼、官僚”。
反对派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会议上达成“一致决定”。否则，建议展开广泛的讨论，在此期间，反对派应获得与多数派相同的机会来表达他们的观点。
反对派根据“83号声明”组织了一次签名集。要达成“一致决定”的地方。[78]
这就是“八十三人政纲”。
索索在《联共党史》中指出：
1927年，当英国保守党人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的时候，他们又变本加厉地攻击党。他们炮制了一个新的反列宁主义的纲领，即所谓“八十三人纲领”，并在党员中散发，要求中央再在全党展开争论。
在所有的反对派纲领中，这个纲领算是最虚伪最骗人的了。
这是反对派的一切虚伪纲领中最虚伪的纲领。这个纲领原来就是为了欺骗党的。[79]
（2）会议召开，进行争论
1927年7月29日至8月9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督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召开。
第一。
会上，反对派和领导层就国际政治的整个范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斯大林不得不为奥地利、波兰、英国和中国的事件做出解释。
资产阶级学者也看不下去了。
A. Ulam对这些针对斯大林的指控评论如下：“在我们看来，这些指控比美国反对派的声明更加不诚实，美国反对派指责美国政府造成“自由世界”中的国家数量正在减少。 但是苏联怎么能对共产主义在1926年未能获胜负责呢？斯大林怎么可能是德国经济复兴、法国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或英国大罢工失败的原因呢？”[80]
第二。
除了国际问题，党的理论和历史问题再次被提出，他们再次回顾了自1903年以来谁的行为以及行为方式究竟怎么样。
简单来说就是争夺话语权。
（托司机）为了将自己和他的支持者描绘成真正的革命者，托洛茨基将1917年后发生在俄国的事件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进行历史类比。托洛茨基认为该国正在发生热月党的堕落，而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是“热月党”，他们正在摧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真正的革命者。[81]
托司机的热月党那一套就是他搞出来的。
议论越来越热烈。
第三。
8月5日，索索实在受不了了。他向反对派发出了另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反对派在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威胁下，“坚决、不可逆转地放弃‘热月’的喋喋不休和关于克列孟梭实验的荒谬口号”，谴责他们在共产国际政党中的支持者并与他们决裂，“放弃所有派系主义和所有导致在布党中建立新政党的道路”。
我估计当时索索是这么想的：
（3）争论的结果
8月8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亚塔科夫、斯米尔加、拉科夫斯基、穆拉洛夫等人向中央递交了悔过书，这是继1926年秋之后的第二次。
斯大林对反对派“在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上都在一定程度上退却”这一事实表示满意，他宣称：“反对派向我们提供的东西不能被认为是党内的和平。没有必要屈服于幻想……这是暂时的休战，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向前迈进了一定的一步”。与此同时，斯大林显然不想在当时的条件下与反对派决裂。因为战争的威胁笼罩着这个国家。斯大林对那些要求反对派完全无条件投降的支持者说：“不，同志们，我们需要休战”。
索索实在不想比比赖赖了。
二，季诺维也夫的进攻（二）
（1）局势恶化
但是，天不遂人意，国际局势又特么恶化了。
1927年秋，法国发起了一场与苏联断绝关系的运动。这场运动是由抵达巴黎的德特丁指导和资助的。9月2日，有人企图刺杀一名驻华沙的苏联外交官。[82]
（2）反对派纲领
9月3日，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13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向中央提交了为十五大准备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纲领》草案。三天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穆拉洛夫和彼得森提到将国会前讨论缩短到一个月，要求在9月15日至20日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显然，这一次索索决定不允许进行新的讨论。
（3）地下组织的发觉
与此同时，警察机关发现了季托联盟的地下印刷厂。
9月13日，OGPU（秘密警察）报告说，在对前制造商之子谢尔巴科夫的公寓进行搜查时，发现了一家地下印刷厂。调查确定了谢尔巴科夫与一些支持反对派的党员（Grunstein、Gerdovsky、Mrachkovsky、Okhotnikov 等）的联系。报道援引被捕的谢尔巴科夫的话：“军界有一场以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为首的运动。…… 并没有说该组织打算发动政变，但这本身就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有关其成员“暗示”“政变”的“运动”对话的报道外，OGPU 无法产生任何重要意义，而犯罪嫌疑人的“阶级敌人”的出身并不一定表明印刷厂的“白卫”性质。[83]
9月1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就听取了E.M.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关于苏共成员与非党人士一起参与非法反革命组织的活动”，OGPU（秘密警察）在其中发表了这一消息。
9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向所有党组织通报了发现地下印刷厂的情况，“一些被捕的党外人士确实与某些军事环境人员有联系，他们正在考虑苏联的军事政变，类似于毕苏斯基政变模式”。这些指控构成了对反对派的主要指控之一。
索索：你他吗没完了是吧？
1927年9月2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宣称：
反对派......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倒向）共产国际和苏共 ，要么……（倒向搞）非法的反党印刷机那帮人。[84]
（4）处理结果
经过短暂的讨论，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5）拷打反对派
1927年10月21日至23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再次审议反对派问题，斯大林再次发言。这一次，斯大林以“个人问题”开始。他解释了为什么他成为反对派的主要目标：
你在这里听到反对派如何不遗余力地责骂斯大林。同志们，这并不让我感到惊讶。主要攻击是针对斯大林的事实，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斯大林，也许比我们的一些同志更了解反对派的所有诡计，愚弄他也许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他们首先把打击对准斯大林。好吧，让他们骂去吧。[85]
斯大林又回到了列宁的《致代表大会的信》，特别是列宁所说的“斯大林太无礼了……”等等。这一次，斯大林居然拒绝了列宁的批评：
是的，同志们，我对那些粗暴地、背信弃义地破坏党的人是粗鲁的。[86]
索索拷打1917年托洛茨基的八月联盟、布列斯特和约、工会讨论的行为时，每次他都以这样的话来结束这些提醒：“也许斯大林的粗鲁无礼是这里的罪魁祸首？”
——————
补充一下：在这次大会上，索索说，中央委员会中有许多人责备他对反对派软弱。听得听众中有人的声音响起：“对了，现在我们还要骂！”
这一次，斯大林的心情并不平静：
现在我们必须站在那些要求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的同志的最前面。[87]
这一提议得到了全会的支持，准备下定决心斗垮季托联盟了。
4.3.十月革命节上街闹事
一，上街闹事
10月17日（11月7日），在中央执委举行会议之后，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节日游行。
当示威者经过国家领导人代表所在的讲台时，突然发现一辆敞篷卡车，卡车后面站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
根据多伊彻的说法，示威者“认出了反对派的两位领导人并停了下来”。一些人向他们挥舞着帽子和手帕。根据多伊彻的说法，站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面前的人群的行为“模棱两可”。显然，人们的反应中，好奇占了上风。然而，多伊彻写道，“反对派领导人误解了示威者的情绪”，认为群众正在追随他们。因此，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月全会上发表讲话时宣称，“列宁格勒工人阶级……在10月17日以生动的示威形式表达了……他们对经济增长的合理不满。官僚主义和打压。”[88]
反对派在庆祝活动当天开始准备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反示威游行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的口号是：“让我们履行列宁的遗嘱”，“让我们把火向右转——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
然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对示威者队伍发表讲话的企图因莫斯科党委和莫斯科地区党委代表的积极行动而受挫。
同样明显的是，“劳动群众”并不支持反对派。反示威演变成一连串的丑闻，伴随着打斗、斗殴和互相投掷各种物体。
索索指出：
不出所料，联盟的参加者能够带上街去的只是他们那一撮少得可怜的应声虫。应声虫和他们的头目被全民示威队伍冲垮和撵走了。[89]
二，索索的处理
（1）开除季拖党籍
面对季托联盟闹事的情况，11月14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在讨论11月7日事件后，决定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党籍；其余活跃的反对派人士被撤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会前讨论结果显示，有73.8万党员支持中央政策，略多于4000人不反对，不到3000人弃权。在党内，反对派支持者仅占党员总数的0.5%左右。“反党联盟遭到了惨败。党以压倒多数一致否决了这个联盟的纲领。 这就是党的明确表达出来的意志，而联盟的参加者自己正是向党提出申诉的”。[90]斯大林在11月23日的莫斯科省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反对派的失败是由于它完全孤立于党、工人阶级和革命之外。反对派原来是一群与生活脱节的知识分子，一群与革命脱节的人——这就是反对派惨败的根源。[91]
（2）反悔声明
回顾反对派两次违反其反悔声明，斯大林发表了第三次反悔声明，并宣布不可能第三次欺骗党。他向反对派提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要么反对派自己摧毁这个第二个托洛茨基主义政党，放弃其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并在全党面前公开谴责自己的错误；要么反对派不会这样做，然后我们自己将把托派党消灭得无影无踪。一个或另一个。[92]
（3）不同的结局
1927年12月，召开了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确认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决定，同时开除加米涅夫、皮亚塔科夫、拉狄克、拉科夫斯基等75名活跃的反对派成员出党。（包括Safarov、Smilga、Smirnov）。斯大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领导层对反对派采取了温和的行动：“根据规则，对于这种企图我们本应在11月7日重新逮捕一些活跃的反对派人士。（声音：“说得对！”长时间的掌声。）我们所以没有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我们为他们感到难过，表现出慷慨，并希望给他们改变主意的机会。”
不久，托洛茨基和许多其他著名的反对派人士被驱逐出莫斯科。[93]正如斯大林所威胁的那样，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被摧毁了。
当然了，后来季诺维也夫写信又恢复党籍了。
被开除出党的反列宁主义分子，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就递交声明要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并请求让他们回到党里来。
党对被开除者的声明还抱怀疑。为了检验（初步的检验）声明者的诚意，党提出如下几项要求作为恢复党籍的条件：
（一）公开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和反苏的思想体系；
（二）公开承认党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三）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的机关的决议；
（四）要经过一个考察期。党在考察期内对声明者进行考察；在考察期满后，根据考察结果，个别地提出每个被开除者的党籍恢复问题。
当时党是这样盘算的：被开除者公开承认这几条，在任何情况下对党都是有利的，因为这会破坏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队伍的统一，引起他们内部的瓦解，再次显示党的正确和强大，并使党有可能在声明者确有诚意的情况下让党的原工作人员回到党内来，而在他们没有诚意的情况下，则在大家面前揭露他们的面目，让大家看到他们已经不是犯错误的人，而是一些毫无原则的野心家、工人阶级的骗子和不可救药的两面派。
大多数被开除者接受了党所提出的入党条件，并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应的声明。
党怜惜他们，给了他们重新回到党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机会，恢复了他们的党员资格。[94]
——————
为什么斯大林能够获得胜利呢？因为索索的路线是比较科学的。
关于国防危机，索索进行谈判，缓解矛盾。
在与苏联开始就部分补偿沙俄王室债务进行谈判后，与法国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1927年，与苏联接壤的国家——拉脱维亚和伊朗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鉴于德特丁进攻巴库的计划，与伊朗的条约尤为重要）。苏联积极参与了裁军协议的制定，1927年底，参加这些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发表了关于全面彻底裁军基本原则的宣言。
除了苏联外交的努力外，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有影响力的圈子不愿支持蓄意的冒险主义计划，也有助于削弱战争威胁。与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不支持英国的反苏运动。在英国本身，在这些反苏事业方面也没有团结一致。英国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在下议院宣布，与苏联断绝关系是“英国政府做出的最冒险、最鲁莽的决定”之一。[95]
关于国内矛盾，索索的政策非常科学。
斯大林说，党“实现了农村的安抚，改善了与农民主要群众的关系……什么是农村的安抚？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农民中有土匪活动和起义（当时农村暴动频发），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目前我们的播种面积扩大到战前水平（95%），农村平静，与中农结成联盟，贫农或多或少组织起来，农村苏维埃得到加强，增加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农村的权威。”斯大林回忆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试图破坏党的这项政策，提出取而代之，实际上是剥夺财产的政策，即恢复委员会的政策。这实际上是恢复农村内战的政策。”
斯大林谈到了国家工业发展的成功。他回忆说，“早在1926年4月，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反对派断言我们的内部积累不足以推动工业的重新装备。然后，反对派预言一个又一个失败。与此同时，事实证明，在这两年中，我们成功地推进了我们工业的再装备......我们取得了世界上其他国家从未取得过的成就：我们提高了我们的工业，我们有开始重新装备它，我们以牺牲自己的积蓄为代价推进了这项业务。”[96]
还有人民生活的改善。
由于农业和工业的成功，人们开始收到更多的商品。[97]
最重要的是，反对派太过低能。
工业发展的成功让苏联政府在工业企业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反对派谴责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过渡到七小时工作制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斯大林忍不住利用这一点：“整个工人阶级，所有国家无产阶级的整个先进部分......一致赞成向七小时工作日过渡的想法 ——以及反对派投票反对宣言……我没有想到反对派会如此丢脸”。
正如多伊彻正确指出的那样，反对派反对政府缩短工作日的决定，是“对工人来说似乎很抽象的问题：国民党、英俄委员会、不断革命、热月、克列孟梭等”。但是“反对派语言（对工人）不难理解的唯一问题，人们要求改善工人的条件。”现在，在她反对七小时工作日的演讲之后，“反对派周围形成了冷漠和敌意的墙，”多伊彻写道。[98]
然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固执地无视这道疏远之墙。列宁格勒事件后，他们的自我盲目性愈演愈烈。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参考
^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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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塔希克《康米政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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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根据斯大林《联共党史》的论述：托洛茨基派反对党的方针，提出了一个对立的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个只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才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一个否认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有胜利可能的“理论”。布哈林派不敢公开反对党的方针，但他们还是偷偷地用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同党的方针对抗，并用“发财吧”的“新”口号来补充自己的“理论”。照布哈林派的说法，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培植资产阶级并使之发财致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曾一度跳出来，说社会主义在苏联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苏联在技术上经济上落后。但是后来他们被迫缩回去了。（实际上，索索的这一段话有一点点问题。这时，季加还没有反对一国建成论，他们是支持索索的，最大的敌人是托司机）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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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塔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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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用户网线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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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来源：郑异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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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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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发表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声明，说布尔什维克准备起义，而他们认为起义是冒险。这样，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向敌人泄漏了中央关于起义、关于在最近期间举行起义的决定。这是叛变。列宁关于此事写道： “前所未闻的工贼行为”、“卑鄙的叛变活动”。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泄露了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 列宁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党的问题。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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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在1920年后失去了巴库最富有的油田，所以他资助了针对苏联国家的阴谋。同时，法国元帅费迪南德·福煦、美国驻柏林使团团长德里泽尔与英国知名人士一起参与了这场阴谋（他的助手是未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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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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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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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索：1927年11月14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
^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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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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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伟大的宣平，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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