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在东京组织集会，呼吁日本社会正视和清算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文化侵略罪行，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实际上，从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都在追讨当年日本从中国抢走的文物，但收效甚微。官方努力尚且如此，民间这类行为更未可知。
不过，提到这个事，就不由得让人想到近代中国的苦难历史。自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屡屡入侵中国，抢走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日本后来居上，抢掠的时间最长、数量最多，造成的损失也最大。那么，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日本究竟从中国抢走了多少文物？
觊觎已久
日本对中国文物的觊觎，可谓由来已久。
当年甲午战争开打不久，日本宫中顾问官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就起草了《战时清国宝物蒐集办法》并发到日本各主要部门。根据这个办法，对日本占领国图书文物的“搜集”必须在陆军大臣或军团长的指挥下进行，图书文物一旦送到兵站，立刻运回日本国内，入藏帝国图书馆或博物馆。
其中有两点逻辑直白地暴露了九鬼隆一的强盗本性：其一，搜集中国（包括朝鲜）的文物运入国内，可以将东洋宝物的精华尽收日本，以证明日本是“东洋学术之大本营”，或者如有的学者分析，取代中国成为亚洲文明的代表；其二，宣称战时掠夺文物是为了抢救文物，防止文物遭到战火破坏。事实上，除了军事行动，抢掠文物一直是日本长期侵华战争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设立的一系列相应机构也说明，日本对中国文物的劫掠，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这些机构，有的直接设在军队内，如军队文物搜集员（配备到师团一级）、军队特务机关；有的则是政府主办的官方组织，如满铁调查部等，还有一些官助民办半官方组织以及日本扶植的汉奸组织等。按成立的时间前后，兹将部分机构列举如下：
东亚同文书院。日本东亚同文会下属的文化教育机构，其前身是1900年在南京开设的“南京同文馆”，是日本在华设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大学，其学生毕业前须到中国各地进行调查并写成报告，其中有不少报告涉及中国各地的文化机构、文物设施。
“满铁调查部”。1906年设立于中国东北，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其存在的40多年时间里，共在中国掠夺各种珍稀图书70余万册，建立有“满铁大连图书馆”“满铁哈尔滨图书馆”“满铁奉天图书馆”等，拥有完备的文献文物搜集与收藏系统。1995年，上海市档案馆陈正卿研究馆员曾在馆藏资料中发现一份“满铁调查部”编写的《在日中国美术、考古学资料搜集概要》的油印小册子，透露了若干中国珍贵古书画等重要文物流落日本的信息。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25年在北京成立，之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组建了“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专门搜集和整理中国文化界动向和情报。
东方文化研究所。1929年成立。该研究所在战争期间，通过劫掠、盗窃、发掘等手段获得大量中国典藏古籍和文物资料，所内藏有殷商甲骨3600多片，为日本之最。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1928年前后成立，成员多为日本著名大学和研究所的历史学或考古学专家学者，是劫掠、盗窃中国文物的专业性组织。
（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组建于1937年12月攻占南京前夕，专门负责劫掠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图书文献，由日军特务机关主持，从“满铁”“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单位抽调“专家”组成。
这些机构虽然称呼不尽相同，本质上都是日本伸向中国文物的爪牙。为了将中国文物抢回国内，他们费尽心机、不择手段。
手段卑劣
相对温和的手段是盗掘。比如在日本声誉极高的大谷探险队。1902年至1914年期间，探险队在大谷光瑞的带领下三次深入中国境内，名为考古，实则盗窃历史文物。大谷光瑞等人在中国西部地区先后窃取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其中较突出的是9具人体标本和5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最早的是公元515年，最晚的是公元662年）。这批文物部分被盗运到日本京都恩赐博物馆。
大谷探险队“所获”菩萨像头部和舍利容器。来源/内藤湖南《西本愿寺的发掘物》
抗战爆发后，在沦陷区内，日本各色考古队更是无所顾忌。
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了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获得了大批珍贵的渤海遗物。
1935年和1939年，日本考古队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了珍贵文物，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被盗运至东京。
1936年起，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从中国陆续取回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5600件，石刻资料8000件。这些文物，目前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
1938年5月，松本信广等人在杭州、南京、信阳等地发掘，并将所得文物劫藏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发掘、调查活动（部分）。来源/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
相比于盗掘，日军更习惯去抢劫。
早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日军跟在欧美列强后面，趁火打劫也捞了不少好处。其中有一个联队长栗屋大佐除了抢银元宝、银块外，还掠走文徵明绘画1卷、明代铜制香炉1个、玉器10件及香炉、手箱等。
日俄战争后，日本占据旅顺。驻守当地的司令长官富冈定恭把中国东北地区三大古代刻石之一的唐代旅顺黄金山麓的“鸿胪井”刻石，盗藏到日本宫内省帝室博物馆。
“鸿胪井”刻石
到日军全面侵华时，其洗劫文物的行为则到了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地步。
由于日军师团一级军队一般都配备了文物搜集员，这些人大多受过专业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日军每攻占一处，“文物搜集员”便在日军的保护下组织力量对文物典籍进行抢掠。之后由日本国内的许多专业组织来进行第二、第三次劫掠。这些人大多对中国历史文化颇有研究，对占领地的文物进行拉网式搜查。
比如攻占南京后，日军仅在宁海路8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就抢走古物、玉器、金石约五十余种，包括星云镜5面、蟠螭镜3面、菱花镜3面、宋镜4面、玉质素壁一具、玉璜玉珩10个、铜质汉印3方、铜质六朝印5方、铜质唐印5方、石质虎符1个等。该校另存于南京阴阳营23号的古文字、经典、器物等，计有殷墟龟甲兽骨文字183片、敦煌千佛洞唐人写四分戒经一卷、
壁画天女像一幅、缂丝山水画一幅、大理石插屏、康熙瓷器及不少山水画，尽为日军劫走。
此外，江苏无锡县立博物馆内金石、雕刻、书画等两千多件文物被日军洗劫一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内文物、标本被日军多次“光顾”。河南省立博物馆被日军占驻，馆内文物、设施均遭破坏，日军强索暗劫，文物和拓片碑刻被掠夺难以计数。内蒙古召庙王爱召，经日军三天洗劫，召庙内嵌有宝石的释迦牟尼银质佛像、珍贵的经卷、银质镀金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挂、地毯等被抢劫一空。
覆巢之下无完卵，私人藏品同样无法避免被劫的命运。当时比较著名的收藏家中，南京的石筱轩被劫去名贵书籍四大箱，字画古玩2000余件。杭州的王鲲徒被劫去东周长方鼎、梁代观音石造像等多件文物。福州左赋才被劫去宋明古玩、瓷器和花瓶多件。桐乡范文治被劫各式细瓷花瓶、瓷佛、陶器等四五十种。
战争期间中国文物被日军劫掠实例（部分）。来源/戴雄《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
以上各种公、私文物被劫，只是当时全国所有被日军侵占地区的一个缩影。在国力羸弱的年代，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为这些被劫文物提供庇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给中国文化造成巨大而难以弥合的伤害。
损失惨重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物损失调查工作。经过各地查报，“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汇编形成了《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根据该目录，中国战时被劫或遭毁的公私文物，包括书籍、字画、碑帖、古迹、地图、标本等总计3607074件另1870箱，估计价值9885546元。
限于当时的条件，这类数据并不能反映中国战时文物方面的全部损失。很多古籍、古迹的损毁，是无法用单纯的金钱来衡量的。
如有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在1938年4月的日机轰炸中部分被毁，不少历朝经典、珍本、善本、孤本，在大火中变成一堆灰烬。日军进攻山西省时，山西省府将明清以来档案装五十余卡车，存在太原城东山沟一土窑中。太原沦陷前，因担心落入敌手，除从中运出两卡车分藏临汾、隰县两处，其余则全部烧掉，检查人员烧了整整一个星期。
影响力最大的是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失踪。1929年在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完整头盖骨，这是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由北平协和医学院送交美国海军代为运出。按计划，头盖骨将在秦皇岛被装上“哈里逊总统号”邮轮驶往美国，但运送头盖骨的专列在秦皇岛附近遭日军劫夺，“哈励逊总统号”也没有如期抵达，北京猿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
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
对于被劫掠的文物，民国政府不是没有尝试过追索。1945年11月，民国外交部曾照会驻日盟军司令部：“在我国未正式将甲午战争以来所损失之物收回以前，日人不得对之作任何形式之变卖或转让。”然而，美国主导下的盟军司令部却认为，“七七事变”之后从中国掠夺的物品才属于返还的范围，且设置了诸多带有刁难性质的要求，如需附有被掠文物的基本信息、所有权证明材料、日本掠夺情况证明材料等。受此种人为因素所限，中国绝大多数被掠文物并未获得返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日两国未能继续就日掠文物的返还问题展开正常磋商，使该问题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内心不愿承认，那些曾经是华夏文明重要标志的珍贵文物，如今已成为劫掠国文化的一部分，至少在日本看来是如此。比如在东京博物馆内一万七千多件外国藏品中，约半数来自中国。这些外国藏品被认定为日本国宝的有十四件，其中八件是中国文物。在这样的背景下，追索变得十分艰难。而透过当年日本劫掠、损毁中国文物行径，联系他们在战时焚毁出版机构、轰炸各类学术和教育机构的暴行，既暴露出他们得不到就毁掉的阴暗心理，也能清晰看出其“文化灭华”的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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