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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看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为什么国民党无法效仿共产党的做法?

2023-07-18 09:47:30  来源: 栩然说公众号   作者:赵清 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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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7月,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发表在《解放》杂志上,里面详细推演了抗日战争的演变形势,进行了共产党的战略布局,说明了共产党在各个阶段的打法,并精准预言了“中国必胜”的结局:

  “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随即,社会各界竞相传阅《论持久战》,其中既包括日本政府的高层,也包括国民党的高层。

  时任国民党副参谋总长,被称为“小诸葛”的白崇禧在看完《论持久战》后,非常赞成和敬佩毛主席的深入分析,认为《论持久战》是一部军事巨作,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为此,白崇禧特意把《论持久战》中的精髓归纳为两句话:

  积小胜为大胜。

  以空间换时间。

  同时,白崇禧还积极将《论持久战》推荐给蒋介石,并将自己总结的两句话也说了。

  蒋介石看过《论持久战》之后,对里面的思想和结论也表示赞成,甚至将《论持久战》发给自己的军官,人手一本,希望全军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蒋介石认同《论持久战》的思想,清晰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战略部署,认为如此布局一定能到达“中国必胜”的结局,那么为什么国民党无法效仿共产党的做法去抗日呢?

  其实,蒋介石并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是现实证明他根本做不到。

  不但做不到,而且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战略部署颇为忌惮!

  《蒋介石日记》里就曾记载过1945年9月中旬,他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正值“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让共产党“交出军权、让出解放区”的企图难以实现,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于是,蒋介石就让周恩来带话给毛主席:

  “盼告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的话,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

  所谓的“条件”,就是要求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实现国民党“独裁统治”。

  言语之中透露着浓浓的火药味,好像是在恐吓毛主席,下了“最后通牒”。

  只是,毛主席对蒋介石的恐吓丝毫不惧,他回复说:

  “我可以用对付日敌之办法对付你,你占点和线,我占面,你看能解决问题吗?”

  仅此一句话,就噎得蒋介石恼羞成怒,干脆不谈了。

  9月27日,蒋介石以休息为名,将谈判事宜交给张治中、张群等人,忽然携宋美龄飞赴西昌休养去了,一去就是好几天。

  由此可知,对于毛主席所说的“对付日敌之办法”,蒋介石深知其所言非虚,不但日本没有破解之法,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应对。

  世界上最无奈的事,就是明知道对手怎么做,却又无能为力。

  那么,为什么国民党无法效仿共产党的做法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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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点一:蒋介石也知道“全面抗战路线”的好处,可他敢走这条路线吗?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半个月,1937年7月23日,毛主席就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提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全面抗战路线”

  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共产党决定正式确定“全面抗战路线”,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再次强调要加强中国的抗日力量,就必须进行全国人民总动员,走“全面抗战路线”,充分调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

  “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群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蒋介石懂这个道理吗?当然懂!

  人多力量大嘛,不断加强中国的抗日力量,这难道不好吗?

  但是,他敢像毛主席那样,去积极发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吗?不敢!

  就算让国民党去发动群众,蒋介石也没这个能力!

  为什么呢?

  究其根本原因,是阶级利益不同!

  国民党代表的是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的利益,蒋介石本人就是资本主义买办统治集团、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

  可是,中国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却是农民、工人等无产阶级,只有共产党才代表这些人的利益。

  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只有在利益相符的时候才能调动起积极性,在利益不符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发动得起来!

  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面对势头正劲的日军,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接连失去了北平、天津、上海、太原、南京、徐州、厦门一系列重大城市。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该怎么应对呢?《论持久战》中的一段论述给出了答案:

  “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面对如此之大的伤亡数,蒋介石知不知道要避敌锋芒,扎根于广大的乡村将有利于国民党保存实力?当然知道!

  但是,他敢像毛主席那样,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吗?不敢!

  就算让国民党去扎根农村,蒋介石照样没这个能力!

  为什么呢?

  究其根本原因,是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官僚资本主义,这群人广泛分布于大城市!

  这些阶层只占中国人群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坚持“片面抗战路线”。

  通俗来讲,就是不发动与武装人民群众,仅仅单纯依靠政府与军队的力量,来对抗日军。

  在“武汉会战”之后,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这时蒋介石明显发现“片面抗战”路线的力量已不足够,实在无奈了,才不得不向“全面抗战路线”过渡。

  但是,一旦向“全面抗战路线”过渡,那无疑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

  毕竟,共产党在基层群众方面的根基很牢,有着国民党无法比拟的优势,这显然不是蒋介石所希望的。

  说到这里,你是否能深刻体验到蒋介石的内心情况?

  彼时他的“小算盘”打不响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挺纠结、挺矛盾、挺拉扯,有一大堆的顾虑。

  正是有这些顾虑,所以当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的立场就开始摇摆不定,一会儿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一会儿又发动“反共高潮”。

  就算蒋介石知道走“全面抗战路线”的好处,又能怎样?

  一来,他不敢发动人民群众;

  二来,他没能力发动人民群众。

  当然,他更无法阻止共产党走“全面抗战路线”。

  据历史资料显示,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共产党八路军约4.6人、新四军约1.03万人,共计仅不到6万人;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拥有120多万人民军队、260万民兵,共计380万人。

  经历了如此艰苦卓绝的抗战,共产党的人数却迅猛发展、不断强大,这便是“全面抗战路线”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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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点二:蒋介石也想打游击,可国民党学得了吗?

  《论持久战》认为,抗日战争各阶段的战法都有相应的主次顺序:

  “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

  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

  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

  对于这样的说法,蒋介石一开始并未重视,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国军主导的几次大会战相继失败,而八路军却在河北、山东敌后蓬勃地发展起来,这才使蒋介石改变了想法。

  1938年“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按照《论持久战》的说法,这一阶段“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

  在武汉失守前夕,周恩来和朱德曾主动面见蒋介石,郑重其事地提出发展游击战,并表示可以帮助国民党军开办游击战争培训班。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向国民党军传授游击战秘诀,并非蒋介石提出的,而是共产党主动提出的。

  事实上,国民党的众多将领对共产党的游击战打法一直保持着好奇感、神秘感。

  从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游击战一直是共产党赖以对抗强大的国民党军的不传之密。

  无论当年在江西,还是后来长征,再到陕北,国民党军始终没有摸透共产党搞游击战的秘诀,一直不明白处于绝境中的共产党军队,是怎样依靠游击战坚持生存下来的?

  如今,共产党居然要把压箱底的打法,主动教给国民党?

  原来,国军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毫无招架之力,共产党认为这样打下去将严重损失中国的力量,于是从国家全局和民族大义出发,主动向蒋介石建议学习游击战,以辅助正面战场。

  蒋介石一开始将信将疑,直到受到日军强大的力量压迫,而且“片面抗战路线”确实支撑不下去了,终于同意了共产党的建议,下令在湖南衡山举办游击干部培训班。

  1939年2月,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成立,叶剑英以共产党八路军参谋长的身份,率30多名中共干部赴衡山,对国军干部进行训练。

  国军将领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他们没想到游击干部训练班一开始,就感到非常不适应——当年黄埔军校的教育内容以军事知识为主,占到90%以上。

  游击战训练却不同,军事教育占55%,以游击战略、战术以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占45%,以群众运动以及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为主。

  国军干部一直想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如此重视政治教育工作?

  早在江西苏区时代,在毛主席一手创办的红军大学里,政治教育内容就占了很大比重,我军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首要任务就是加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认识。

  后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军大学扩建为抗日红军大学,后来又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

  无论形势再严峻、战局再紧张、设施再简陋,政治教育都占有很大的比重。

  在军事教育方面,国军干部都听得很带劲,感觉很有收获。只是,一旦进行政治教育时,国军干部就显得格格不入。

  比如,共产党讲究官兵平等,对参训干部实行民主、平等式的教学管理模式,无论官职大小一律遵守同样的管理规定,同吃同住,同样参加劳动。

  这种政治教育在国民党根本施行不下去,国军内部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不同职级的人根本不可能同吃同住。

  比如,共产党提倡文明带兵,反对粗暴作风,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治军。

  这种政治教育在国民党也施行不了,因为国军内部已形成了打骂士兵的氛围,不少军官都是靠吃空饷、喝兵血发家致富的,他们根本不愿意把下级士兵同等看待。

  再比如,共产党提倡给中间分子甚至战俘做政治教育,让他们转化为自己军队的一员,为共产党发声。

  很多国军干部觉得根本不可能——敌人要能团结过来,那还叫敌人?那只不过是个别日军战俘自己意志不坚定,在八路军威逼下不得不这样。

  这次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结果,是国军学了个“四不像”,而国民党学习游击战的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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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点三:蒋介石也知道“深入群众”的重要性,可是他做了吗?

  毛主席曾反复强调,必须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切切实实做好思想工作,激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在《论持久战》中,就有这样的论述:

  “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

  刚刚说到“游击干部训练班”,其实叶剑英当时还设置了一个教学实践活动,让国军干部们到南岳衡山附近的县区,做一些实际的群众工作,体会一下如何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国军军官切实深入群众,并在实践中学习到底该如何开展群众工作。

  可是,这个活动很快遭到了国民党高层的抵触。

  他们担心照这么下去国军军官就会被赤化、同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投奔共产党,这怎么能行?

  于是,时任培训班教育长的汤恩伯,就暗中给国军军官下命令:学游击战术可以,学共军理念不行!

  只是,这种“买椟还珠”的做法偏离了游击战的精髓。

  共产党一直认为政治重于军事、群众重于士兵,只有真正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游击战才能发挥出无限的战斗力。

  如果摒弃了核心,只是学一些“术”的问题,那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然,“游击干部训练班”只是一个缩影,国民党的高层从蒋介石开始,就离人民群众实在太远了,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曾于1941年6月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从新加坡回到中国,慰劳抗日将士。

  国民党花巨资隆重接待陈嘉庚,希望他“感恩图报”,不料却被陈怒斥道:“此等虚浮乏实,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耳。”

  让陈嘉庚难以接受的是,国民党官员在这里大鱼大肉、生活奢侈,却不知道抗日前线吃紧,全国很多地方都在闹饥荒,数以千百万的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甚至饿死。

  后来,陈嘉庚到了延安,却享受了“另类待遇”。

  毛主席留陈嘉庚吃饭,他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陈嘉庚,只是特地上了一味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也就1.5元。

  毛主席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陈嘉庚看了看饭菜,想起在重庆蒋介石花800银元宴请他,意味深长地对毛主席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回到新加坡,陈嘉庚就公开发表言论,说共产党的领袖及一般工作人员勤俭诚朴,吃苦耐劳。

  仅仅是一餐饭,就让陈嘉庚吃出了大大的不同,他强烈地感受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在群众工作方面的天壤之别!

  与共产党内“官民一致”的作风不同,国民党内“官老爷”风气盛行,根本瞧不起底层人民。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还特别批评了这样的风气:

  “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群众口味,神气和群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

  比生活方面脱离群众更甚的,便是国民党视群众的生命如草芥。

  1938年6月,为阻止日军向武汉进攻,蒋介石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挖开黄河大堤,企图依靠一场人造洪灾杀伤日军。

  国民党既想保证“奇袭”效果,又想隐瞒炸堤罪证,所以在炸堤时不仅没有通知群众转移,反而严密封锁消息。

  结果黄河决堤之际,大堤外的百万群众还在睡梦之中。

  最终,花园口决堤直接淹死了89万人,同时还造成390万人无家可归,1200万人受灾,2000万亩耕地被淹没,形成大面积无法耕种的“黄泛区”,直接导致了后来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该饥荒又导致3000万人受灾,死亡300万人。

  这次究竟淹死了多少日本军人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仅仅1000人左右。

  试问,面对如此暴行的国民政府,国统区的人民群众会感激吗?会有抗日作战的积极性吗?对蒋介石来说,“深入群众”不就成了一句空口号了吗?

  说了这么多,你应该懂了吧?为什么蒋介石看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却无法效仿共产党的做法?

  让我们总结一下:

  国民党根本走不了“全面抗战路线”;

  根本学不会“游击战”的精髓;

  更无法切实深入群众。

  所有的原因综合下来,那便是一个字——

  《孙子兵法》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意思就是:在政治上使民众与军队的思想一致,这样民众就能与军队同生死共患难,不会惧怕危险。

  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

  蒋介石即使把《论持久战》翻阅几十遍,也顶多只能效仿“术”的层面,而“道”之层面的缺失,注定了他学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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