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时间不算短的一场无中生有、虚空打靶的“闭关锁国”争论，本是十分无厘头的，因为那篇著名的历史研究院撰写的文章其本质并没有所谓“鼓吹洗白闭关锁国”，但是却引来一批殖化倾向明显、利益立场颇为诡异的势力陷入破防状态，进而歇斯底里地反对、控诉……
这个话题其实在我看来没有讨论的必要，但近日因为一个熟悉的名字亲自撸起袖子下场——胡德平，这让我起了兴致。
两天前的文章里，胡德平借用马恩之口断章取义、偷换概念得树了几个莫须有的靶子：闭关自守、全盘排外、人为对抗。
结合胡德平的家室背景，以及过去三十余年他的诸多言论以及体现的意识形态站位和党史观，不难看出以他为代表的一众党内自由派人士与江湖之上的殖化耗材群体每每涉及该议题的真正所指：建国后的前三十年。
真如他们一向为捍卫近四十年而叫嚷的口号：
绝不能“开倒车～～
只是，毛主席时代真的有“闭关锁国”吗？这恐怕是一个不得不辩明的历史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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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这张图片，1967年广州市举办的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再看这张图片，1973年广州市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有提出：
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主席的讲话充分表明了两种态度：① 新中国将坚持对外贸易，但必须严加管控；② 国内国外两种矛盾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从事实来看会直接影响中国外交与贸易的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这四个字让中国人自1840年之后足足阔别了一百年。
蒋介石国民政府哪怕通过“摘桃子”而坐拥抗日战争的胜利，他改变了中国的双半性质吗？并没有。
中国与朝鲜/德国这两个被瓜分的国家几无区别，同样被美苏两个大国在雅尔塔肆意切割：长城以北（包括蒙古、中东铁路和旅顺港）归斯大林，长城以南（包括海运主权）归罗斯福。
明明是战胜国却默许这一切的是谁？蒋介石！在这之前拿着史迪威的美援却不抗日的是谁？蒋介石！胜利之后竟然力保岗村宁次与根本博等屠夫不死、转而邀请助其反共的是谁？蒋介石！
真正让中国人民铁骨铮铮地站起来是谁？
是毛泽东，是共产党，是新中国。
“大纵深、大包围”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纵贯南北，彻底粉碎了蒋氏与美帝《中美友好通商条约》出卖的全部污利；1950年主席亲自访苏重新谈判，又彻底粉碎了蒋氏与苏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出卖的全部主权。
解放战争的胜利与新中国的建政，无论是在人民革命的意义上（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是民族革命的意义上（中华民族推翻美帝国主义之假手——蒋家王朝在中国的殖民统治），都带有颠覆、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性质。
正如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报告中所言：
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
晚近四十年来，在醉心于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秩序、极力想要投入美国怀抱的中国主流精英看来，这简直是一种羞于提起的“前科”。
恰如他们向来之恶语：“闭关锁国”。
因而，这部分掌握话语权的人对解放战争史和抗美援朝史极力回避和贬低，他们痛恨和仇视新中国的一切政策，包括国家统制的贸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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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无可辩驳，国家统制的贸易制度在建国后取得了重要成就。
根据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统计五十年资料汇编》，仅1951年的对外贸易总额就达到19.55亿美元，超过建国前的最高年份1928年的15.33亿美元。
1952—195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比例指数为161.8%，进口额增长比例指数为133.3%，出口额增长比例指数为201.1%。
在八大召开之前、也是三大改造完成之前的1950—1956年，中国的年出口递增率达到17%，出口额由5.5亿美元上升到16.5亿美元，进口额从5.8亿美元上升到15.6亿美元，出口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一开始单一的农副产品和原料向多元化转变。
在国家统制为主的对外贸易过程中，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国家提出在“独立自主，集中统一”的外贸总原则下采取灵活多样的外贸方式。
根据“独立自主”的指示精神，1950年7月，贸易部召开全国进出口会议，研究我国外贸方式和渠道，划分国营和私营的范围。
会议决定国家除经营统购统销的出入口物品外，采用“国际贸易研究会”、“同业公会专业小组”、统销的出入口物品外，采用“国际贸易研究会”、“同业公会专业小组”、“联合经营”三种方式，把进出口商品统一协调领导起来。
这种国家和私人互相补充、公私兼营的外贸方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这些灵活多样的外贸形式和方法为日后新中国进一步扩大与各国经贸往来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在外贸部和广东省政府的双重领导下，以中国贸促会名义主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
这是中国出口商品第一次按系统、有组织、大规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是广交会的“试验田”。
由于办得非常成功，展览会结束后，决定暂不撤出展品，继续开放参观。
1957年4月25日，由中国各外贸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从此每年春、秋两季定期举行，广交会也登上了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
历史是不容篡改和曲解的：从195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各国的与会人士就有关经济技术合作问题进行接触开始，至1957年，短短五年周期中国就同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并同其中24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或议定书，每年都派出一些代表团前往这些国家参观、考察，且进口了许多经济建设急需的物资和设备。
进入60年代，我国更是把对外学习和进行经济交流的重点转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1963年6月，新中国第一次从日本引进了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维尼纶成套设备。
此后，我们又从英、法、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仪器和机械等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共84项。
正如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
既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向他们各方面的长处学习。
请问，这是闭关锁国吗？
哪怕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经历过运动初期部分高干子弟红卫兵的破坏之后，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也迅速回温。
1972年2月初，毛主席审阅同意了国家计委总价值达到43亿美元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是报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当年就批准进口了14套化纤、化肥以及1.7米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
1974年11月6日，毛主席在听取先念同志关于国民经济情况汇报时，明确指出：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是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1975年2月10日，仍然是毛主席审定批准了《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包括附件《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
今天许多人总是极尽污名化那个年代，却没有人愿意去领会当时耳熟能详的那句毛主席反复强调的：
抓革命，促生产。
赫赫有名的四三方案，我想不用再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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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曾有报道，对1978年以前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行了统计，发现1966年至1976年中国的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只有67、68年稍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1969年年均递增16.9%，1970年增19.4%）。
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金融时报》还评价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中国”。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也曾有研究：
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
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二十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对他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连大跃进的所谓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仍然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依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便会被视为对毛泽东时代的辩护。
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这个现代工业的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做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莫里斯·迈斯纳这番话宛如撕下一些游众的画皮，直揭历史演变的本质。
1976年主席去世时，留给中国人民的家底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库里有5000亿斤战备粮、500多万吨棉花，23.5亿美元和1280万盎司黄金储备，同时还有能力支援国外300多亿美元，并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和工业设备。这些实物相当于现在的几万亿人民币。
即便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表述也是：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亿2千万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1亿零500多万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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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资源互换、补足短板、合作共赢、创富公有；还是为了掮举买办、中饱私囊、污化思想、动摇国本？
这是那些人每每借控诉晚清而指桑骂槐的根本诉求。
还是以史为论：这部分人也格外称颂李鸿章，仿佛李鸿章远比义和团更能让中华民族强大……
恰巧，历史上的今天，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北京与英、美、法、德、俄、日、意、奥、西、荷、比十一国公使在《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上落笔签字。
这堪称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为“开放”的时刻。
中国当代以来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极力鼓吹“融入西方世界”，李鸿章及李鸿章代表的跪洋卖国主义自然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所谓融入世界，这个“世界”在李鸿章所处的东亚格局里是日本，而在最近三十年的后冷战格局里则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这种人的潜意识里，美国是世界规则的天然制定者和利益的第一受让人，因而中国要做的就是仆从和服务。
总之，这个“西方主流”是得罪不得的，必须笑脸相迎得跪着融入。
你若稍微站起来一点点，那便是大逆不道——你个“东亚病夫”还敢秀肌肉？
话说李鸿章，可谓开中国近现代跪洋主义先河，比北宋还北宋。
输也卖国（甲午海战），胜也卖国（中法战争），有人国内救国救得抬棺（左宗棠）他还不许，有人国内搞建设缺钱缺的要命（张之洞）他却在国外赔款赔得欢愉，
左宗棠出兵新疆，揍得阿古柏都快灭亡了，李鸿章竟然和英国人一起游说总理衙门承认阿古柏政权。
“能否准喀酋（指阿古柏）投诚，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免致劳师糜饷，兵连祸结”——从这一刻开始，李鸿章买办卖国的形象就彻底不需要争论了。
列强为何屡屡指定他为谈判代表？那不惧沙俄威逼利诱的驻俄公使杨儒，怎么就不受西方人欢迎？
不就是因为不如李大人那般擅于“融入西方主流”嘛。
既然是欧美的宠儿，那么游历西方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了。
1896年2月，慈禧和恭亲王奕盉念老李旧功，决定让他出访欧美，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外交等情况，同时劝说西方列强同意“照镑加税”、提高列强向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
从3月28日离开上海到10月3日回到天津，历时近两百天，其间经过四大洲、横渡三大洋，水陆行程九万多里，遍访欧美八个国家，尤其是访问了当时欧美五大强国。
李大人堪称是清代大臣中第一个进行环球访问的人，风光无两，“李鸿章主义”的黑白两像也就产生了自由化的评价状态。
李鸿章主义，即对外屈膝奴颜、对内贪腐饱囊。
正是在那一时期，李大人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时收受沙俄百万卢布贿赂，从而把中东铁路的修筑权、经营权以及沿线采矿权通通卖给俄国人。
张口闭口“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如是一来，你李鸿章就是欧美列强眼中“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写历史的士大夫们注意了，这个中国外交官很懂事，记得要夸一夸。
沙俄外交部前副司长沃尔夫在回忆录中都忍不住感慨：
清国的李鸿章，带着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和袋子里两百万卢布返回北京，在东方，良心有它的价钱。
大清御史刘恩溥则忍不住在奏折中怒斥：
李鸿章办理海防二十多年，耗费数千万两，曾杀过鬼子一名否？他一味献媚于洋人、固宠求荣！
李鸿章主义曾经在1949年被剿灭斩碎，但似乎后来的后来又被招魂呼唤、死灰复燃。
“辟谣”
王德榜能率领清军打得世界第二军事强国法国满地找牙、法兰西军旗都被拔，九年后的李鸿章竟能带着更强大、耗资更巨的北洋水师被小日本追得狼狈不堪（日本全国陆海军装备加起来，也赶不上李鸿章淮军的本钱）——然而，一百年后的买办知识分子们却以一句“落后就要挨打”，就可以轻松写意地欺骗后世，为李中堂开罪。
谁若是胆敢给李鸿章定罪，就是开倒车、水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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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就要挨打，不妨想一想自己是怎么落后的。
正如李鸿章曾经为反对左宗棠建造轮船而提出的“造不如仿，仿不如买”，为何也能成为80年代以来某些人的信条。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命令士大夫们吹捧自己“清贫节俭”，却架不住李鸿章现实里热衷享用洋酒、咖啡和高档洋货的事实。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中就记载：
李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
连美化李鸿章的《走向共和》的导演都承认过：
李鸿章生活奢侈，喝的水都是从荷兰进口的。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历史，从来就是个轮回。
李鸿章主义的“开放”，于人民无益，于国家甚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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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所谓“闭关锁国”的分析，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它原本属于一个更宏大的维度。
中国共产党建党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曾提出：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敌兵，有加无减，那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必然是无产阶级。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做出“赤色的旗帜必将在全球飘扬”的判断。
1919年元旦，李大钊写下《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进一步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性质、门罗主义性质的大亚细亚主义，并将自己的替代主张命名为“新亚细亚主义”。
在这样的思路下，亚洲的解放成为了全世界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亚洲人民也与世界人民站到了一起，而亚洲的军国主义资本亦是与西方的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了一丘之貉。
事实证明，作为革命追随者的毛主席领导工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的二十七年确实几乎做到了大钊同志畅想的“赤燃全球”：从非洲到西欧，从拉美到北美，毛泽东的头像被高举在世界各个角落，鼓动着二战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同此凉热”。
那也正是国际共运的历史高潮。
甚至，四年前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和阿根廷民众反对G20峰会的游行，毛泽东主席都依然在今时今日可以成为全球底层阶级心中的图腾和手握的旗帜。
1917年春天时，李大钊尚在《甲寅》上连发过三篇批判日本门罗主义的文章，包括《新中华民族主义》，这同梁启超1902年所著《亚洲地理大势论》极为雷同。
但是在俄国革命胜利后，通过阅读列宁的著作、了解十月革命，李大钊开始由民族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跨变。
十年后的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在蒋介石密电“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的唆使下，将李大钊等二十人秘密绞杀于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临刑前，李大钊笑对刽子手，激昂发表人生最后的一次讲演：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等于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二十二年后，1949年的3月，已带领解放军接近推翻全部买办资本势力与帝国主义爪牙的毛主席，时隔三十年后重返北京，感慨万千：
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纵观中国二十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是一场与“门罗主义”反动话术息息相关的反门罗革命，这也是李大钊革命意志的延伸。
这种革命意志，在“超国家”的广域层面抵抗住了日本军国集团以“亚洲门罗主义”为旗帜的区域霸权，坚定支持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自主的革命；又在“次国家”的层面克服了割据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最终完成了中国国内秩序的全面重建、实现了工农阶级意志的全面领导。
而深刻把握住这两个方向的时代舵手，毫无疑问就是毛泽东主席。
对外，连续扛住了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两场直接战争（抗日战争）与代理人战争（解放战争）；对内，剿灭驱逐了无法统一中国、只能加剧地域撕裂和阶层分化的蒋介石买办集团。
不论是“伪开放主义”还是“真保守主义”，我们都曾经一度割除得干干净净。
跋
从意识形态的伦理层面，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从来就不是“闭关锁国”的，而从来就应是「解放全人类」。
但是从史实衍变来看，“去革命化”的一代在时代大潮中被分成了两拨：他们中的一部分热衷于固守史书里早已略尽的王国秩序，哪怕他们固守秩序的权力来源是秩序形成之前的“破序”革命；而另一部分，则完全在阶级与民族的双重层面向大洋彼岸的蓝色文明宽衣解带、俯首称臣。
对于当下秩序的守成，他们是对立的；但是在控诉革命史迹的问题上，这两拨人汇聚成了一股反动洪流，共同凌驾于革命史迹的真正主体之上。
于是就观感而言，“闭关锁国”这面靶子顺理成章得被分割攫取话语权的他们合力扶起，并时时相拥鸣枪。
至于曾经拥有“何为开放”、“为何开放”、“如何开放”解释权的革命主体，彻底成为了沉默失语的边缘人。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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