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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下背影:为几个“大知识分子”画像

2021-04-16 11:30:2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湘 下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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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真乃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已渐行渐远的上个世纪,是一个波澜壮阔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个人性考验的时代,内有有很多趣闻,其中的张申府资格很老,早年成绩也不凡:是中共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张国焘由他介绍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周公由他介绍加入中共,又与周公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共。他的夫人叫刘清扬,也是个女名流。张申府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1918年毛教员正乃其登录室之工友,故解放后已做了领袖的毛教员与人说过:“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皆有一个通病—一俟机会便爱揭别人疤瘌,却不会替他人护“短儿”。张申府这人本事不在,却活得很长,便有了他在毛教员去世后大扯其:“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之类的话儿。

  毛教员果真是这样的人么?若心胸如此狭窄,那他是怎样让众人信服,继而率各路英豪夺取全国政权的?张申府这个大知识分子想没想过?他倒算是有前科的人了,早在法国时,因摆老资格,闹独立,曾被周恩来领导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除名;又于1924年回国后,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蒋中正的德文翻译,连蒋也烦他,不久一脚给踹了。仅这也罢了,可他又于蒋家政权风雨飘摇的1948年,当中共“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际,不合时宜地写了——《呼吁和平》大文,指手画脚唠唠叨叨,企盼中 共当农夫去同情那条冻僵的毒蛇,一时使得中共和民盟情绪目瞪口呆、强烈反弹……

  连因嫌他投靠国民党,毅然与他老人家登报离婚多年的刘清扬,时也公开撰文讨伐他,说他鬼迷日眼、没皮没脸的。

  1949后,人民当主,百废俱兴,张一时被“分流”“下了岗”,一日三餐也成大问题,他又不会搞别的,更不可能去做人力夫、或路边摆个小烟摊之类,只得涎着脸皮托人反映到政务院总理周公处,周念旧情,也了解他的这个“老上司”,遂吩咐把他安排到国家图书馆了事,拿份薪水,养家糊口,算是有个交代——也是重回到了他的老本行。

  这又算甚么玩艺儿呀?

  【二】

  延安时期,是毛教员各方面特别是理论上趋于成熟的时期——那年头的他,蓄长发、中分抹,目光深邃面容清癯,讲话底气十足,嗓音呈高亢状,高八度以上,吟诗讲话抑扬顿挫极富激情;与同他的禀性般,作报告和讲话的姿态也卓尔不凡。穿着补着补丁的灰军服,索性就不扣上衣,一手叉腰,一手挥舞,不时掰开指头,借以进一步阐述他要讲的革命道理。因为有些弓背,上身就顺势朝前倾——颇有苏维埃早期列宁之遗风。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其著名的讲话之一,“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让众人晓得了教条主义者们的本来面目。

  这对子下联是明代解缙对的,上联却不是他出的。是当年一个老翁出了上联考这个神童。但是这副对子流传后世,它形象的描述和寓意深刻的双关使人百读不厌、唇齿留香。

  历史上毛教员于延安作报告批评某些人物——呆板的教条主义者,具体来说是不点名批评王明及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等一批留苏领导人。王明当仁不让是头子,四人曾做过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皆为先“左”后“右”的错误路线者。据说当时博古、洛甫在台下汗流浃背如坐针毡,王明则恼羞成怒扬长而去……

  毛教员是文章大家,这对子待拿到他这里一比方,妙极了!“……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

  这不也是对时下风气的绝妙写照么?

  【三】

  后一些人认为毛教员好记仇,整人,对张闻天诸很不公,其实不然,张是江浙人,那一带盛产文人,阴柔多于阳刚。张早年写过长篇小说,曾留学日美苏多国,大海归派,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长征前除“三人团”外中共第四号人物,政治局常委,与王明一般,也是个不错的教条主义者;又有些文化和理论根底,时人称“红色教授”——做个教授和小说家肯定没问题,做党的主要领导人怕是差距大了!

  这般差距,并非空穴来风黄口白牙,他早年即与博古等差点断了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前程,苏区损失100%,白区损失90%——这错误还不严重么?从沪上一到苏区,当上了政治 局常委,宣传部长,首先撰文批毛委员和正确路线的就是他,第五次反“围剿”发表了系列“左 倾”大文的也是他。后有人对此轻描淡写,无关痛痒,甚至有人多替他们辩护,难道说要中国革命和我英勇红军,彻底败在蒋氏手中才算严重?!被蒋先生拉到雨花台砍头示众才算合理?!

  不仅此,这类人向有不堪重负却好高骛远缺点。由于跌跌撞撞从教条主义圈子中跳将出来,遵义会议有过贡献,让得主席没齿不忘,在张于1943年卸任总负责后,毛对张仍是宽容和保护的,多次说他“明事知理”。“不争权”,但留洋的惯性使然,形而上学的东西多了些,领导水平实不乍样——谓“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又对历史问题不认账,不能正视之前是政治路线错误的说法,让得张于1945年延安“七大”后地位有些儿尴尬。延安有些儿呆不下,遂以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身份,主动要求上晋绥农村搞土改;建国后外放驻苏大使、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毛教员在张出使前还特别提醒他,“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可张不但听不进,还私下说不愿意见到毛,远离后则眼不见心不烦……尽管如此,张在五十年代末仍是“八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嘛,要知那时的康老都落选了!

  事实上,张对在党内地位下降一直心怀不满,也不想见毛,当了苏联大使又不解馋,尽想些好事儿,这不,又向周恩来陈云提出要搞经济工作,被拒,心有不满。

  建国初期的一代书生张闻天能搞经济工作?是学过点经济理论吧?

  一九五九年又趁庐山彭德怀事件联合几人发难,导致党内矛盾加剧。香港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白纸黑字道:“他起的作用很大,(庐山)会议上谁发言,说什么内容,是他事先与人说好的……”

  故毛教员先是对周公陈云说,张闻天这个人严重的书生气、大少爷气,不大懂实际。后不客气地指出,此人一直不老实,又跳了出来。

  既“不大懂实际”,张闻天真的搞得好诺大个新中国的经济么?看看后来的所谓“大经济学家”吧,一些个大人物吧,比方说,众所周知的马寅初算是当代鼎鼎有名的大经济学家吧,他老人家可是有《新人口论》啰!不是常说“错批一人,多生几亿”么?可才多久,为甚计划生育出现这么大的问题?闹得现在要请求小青年们多生?可又生不出?又比方说,还有人说甚“中国产能过剩,是中国人舍不得消费”、“国人买不起房子,是钱太多了”、“普通人买房子不能有厕所”之类,如此而已,你认为他们能办好咱中国的事儿么?有与身居高位配套的战略眼光么?

  毛教员说过,“小知识分子能办大事”。俺的理解,毛教员言下之意是——大知识分子未必。

  【四】

  博古是仅次于王明的教条主义主要人物,后为“四八”空难烈士之一,因去得早,尚能反省错误,就不好多点戳他了。他是个很萌的人儿,长征前期湘江失利,红军血水染红江面,急得差点自杀。但比王明要好些。

  但曾任过党和军队重要领导人,遵义会议后“新三人团”成员中的王稼祥,也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有得一拚。至今让孤独先生都感到好笑,连一介书生都做不好的安徽人王稼祥曾任——工农红军、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新三人团”军事小组成员,较长时间军职仅在周恩来之下,我的天唷!说明那时教条主义多么猖獗哟!用人多显宗派主义……一俟离了毛教员这样的人,乍能不打败仗?

  同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曾犯过严重错误、首任驻苏大使的王主任,在建国后任中联部长时,搞了个“三和一少”。据王力回忆,当时毛教员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后毛教员扳着手指道:“他这人就是对帝修反要和(三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一少)。”

  真乃一针见血喔!

  历史常有惊人相似的一面。——号“掏光养晦”“不当出头鸟”,最后闹得收不了场哒……

  真乃亲痛仇快!

  如此说来,王主任是不是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祖师爷之一呀?

  其实主席对他也宽容,老念叨他“遵义会议上投下关键的一票”。也是因本职工作不甚得力,年终考核不过关,让群众未认可,延安“七大”时若不是领袖亲自出面为他说好话、“拉选票”,怕是与王明般,连选上个候补中央委员都困难。但他直到临终前还是“十大”中央委员嘛!可其妻子、同为延安老革命的朱夫人,后在那中国大陆抵毁毛泽东最猖狂间,却不依不饶、悲悲切切写了部既不像小说又不像纪实作品的——《女皇梦——J 青外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俺孤独先生就有幸“欣赏”过,简直是蜚短流长指桑骂槐泼妇骂街式。不是么,后来她老人家也公开承认是因时局关系,加之看不惯J 青的做派,自个想像出来的事儿(如含沙射影地道哪个哪个女人在延安时曾死追书中男主人公——嘉祥)……

  看来,文艺作品特别是纪实作品,是要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否则一旦跌落先入为主的教条主义创作陷坑,怕是要后悔的。

  不幸的是,京城那以纪实作品歪曲先领袖及夫人,朱作家是始作俑者。

  套用一句名言:用小说泄私愤也是一大发明。

  【五】

  有个曾成了中共实际领导人的人也强不上哪去,这个在中共历史上以大嘴闻名——据说可把拳头伸入口中、同时也是个满嘴跑火车之人,不光嘴大,胆子更大,且扯淡多于实践。

  先前的他年轻气盛,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常挂在口中的三句话是:杀,推翻,打倒!

  据中共元老陈云回忆,三十年代初的一个黄昏后,此人心血来潮,乔装打扮一番,在陈云等的安排和护送下,坐黄包车来到了大文豪鲁迅在上海的寓所,以中共实际领导人的身价,直筒筒要求鲁迅参加一个共产党领导的飞行游会并登台讲话,最好能在媒体发表一个公开声明,然后上南方的山上去打游击。当年已愈半百的迅翁不悦并默不作声地斜视着他时,此人大喇喇道,不要怕,要是国民党特务抓您,只要是您老人家能跳上旁边的船只,我们便能立马把您从海上送到苏俄去……

  时在上海阁楼里摇控指挥的他,不光大胆地撇开了本来的主要中央领导人周公(周任军事部长,此人为宣传部长),且把周的谦让当成孱弱无能——便有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大胆发明,占长沙、打赣州,甚至要打武汉,让红军损失惨重,同时让毛委员背受冤枉(指责毛右倾主义,惯于土匪式作战);更要命的是——有了欲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的构想(要求苏联配合中国,使之中国成为国际共运革命的中心,这让得苏联方面极为恼火),最后要背负的责任一辈子也没洗清。

  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人本是很有实际能力的,早年就搞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干劲十足,成绩明摆,时威信甚至还在同为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领袖的毛教员、少奇之上,惜多去了几趟外国,脑瓜子不好使了……

  他,便是中共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立三,谓“立三主义”路线错误也。

  【六】

  中国知识分子老幻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趄癫得很。王明、博古这样的人则自不量力,1933年初,才二十多的博古一俟踏上由毛教员一手打造的瑞金苏区,在别人的地盘上,屁股还没坐热,便道,好,就我来做(一把手)吧!还大咧咧伸出个小姆指,直唤已四十岁的毛教员——“小毛!”;王明呢,1937年11月从苏回国伊始,有诗人气质的毛教员出于礼貌,在延安机场高抬他“人才难得”,似“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时,他便犯晕了,抢着要作中央政治报告——不作就生病或不参加会议。最后这类人从山顶上跌得一塌糊涂……

  按照毛教员后来的说法: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用嘴巴上课;蒋介石开始还挽留他,随后则用机关枪给他上课,“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反之,中共历史本有多个机会让周公做一把手的,而中共也只有周有这个可能,但他没当仁不让去做——此正乃周的人格和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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