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小王在接受审查初期，曾经哀叹一声，说了一句：“其实三年前点名点不动老许，我就知道难免有今天的下场。”
事情还要从1972年说起。
1972年9月7日，对小王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他坐飞机离开上海，到北京报到。
最初，就连小王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只知道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到了北京，他当了几个月的“旁听生”。
一是读书，读《毛选》、马恩列斯文集、中国古籍；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
1973年初，教员召见小王，问及王的年龄，王说38岁，教员说：“你比我强多了。”
王即称赞“您那时已经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了”。
教员笑道：“不，是山大王，落草为寇，杀富济贫。”
教员对小王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小王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教员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小王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教员对小王说了这番话。
1973年8月20日，“十大”预备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教员没有到会，而任命小王为“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
周当天宣布完有关小王任命的决定后，就从主持人席位上谦恭地退了下去，接下来交给小王主持会议。
在场的100多位与会人员当即就明白了主席的意思，这是要培养小王。
紧接着，在“十大”召开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教员又委托周传达了要小王担任副主席的提议。
当时，李先念等委员们都没有表态，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更尴尬的是，脾气火爆的老许直接撂下一句话：“副主席一个就可以了。”
8月23日晚，周又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
会上，周再次传达和解释了有关教员选调小王到中央工作的思想，想要说服大家“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而老许还是不服气，期间没忍住，多次插话。
有领导给老许扣帽子，说他是“反对毛主席的意见”。
老许闻言，嗓门一下就提上来了，厉声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
场面十分难堪。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小王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教员的右侧，而教员的左侧就是周。小王当选。
按照常理，38岁官至正国，这是多大的喜悦，但是谁又能想到，这是杀身之祸呢？
为了扶上马，送一程。会后不久，教员谈起了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
柳宗元处在唐代藩镇割据时代，全文是针对藩镇割据来讲。而藩镇割据，拥兵自重，是中国政治的一块心病。
1973年12月12日，教员在会上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就油了”，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的事。
当时教员有意锻炼小王，让小王点名，结果小王第一个点的就是老许。
老许连理都没理小王，眼睛一直看着天花板。结果小王又点了一遍老许的名字，这次老许直接猛地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水都震了出来，现场气氛极为尴尬，小王无奈地回头望着教员，教员也铁青着脸。
于是，周出来圆场，拿着花名册出来点名，一个一个重新点过来：李德生，杨得志，许世友......无论点到谁，下面都是大声答“到”，态度毕恭毕敬。
老许
这就是1976年，小王叹气的来源：“其实三年前点名点不动老许，我就知道难免有今天的下场。”
但是教员对小王依旧寄予了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教员先后17次会见外国元首，都把小王带在身边。
1973年11月7日，小王陪同接见塞拉勒窝内总统史蒂文斯一行
小王31岁在上海起家，他的根基不在这，到中央工作后，得罪了各方的头头脑脑，自然很难架住场子。
面对当时异常复杂的政局，其实教员心里是有数的，甚至做好的极端的准备。他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我们共产党人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
为了让小王有个心理准备，他还推荐小王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
刘盆子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推出的领袖。为了名正言顺，起义军要推一个刘姓皇室后裔为王。通过抓阄，年仅十五岁的刘盆子被推为皇帝。那天刘盆子刚放牛回来，赤着双脚，衣衫褴褛，见大家跪拜，竟吓得要哭。登基后，刘盆子对朝政不感兴趣，依然我行我素，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完全管不住手下的农民军，最后提出要让贤，随着农民军失败，刘盆子被光武帝刘秀生擒，沦为了阶下囚。可能是同宗同脉的原因，光武帝刘秀可怜刘盆子这个孩子，就封其为赵王郎中，赐荥阳均输官，食禄终身。
教员让小王读此传，无非是提醒他，靠造返起家，凭资历、能力，你还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既然上来了，就要坚持到底，千万不要学刘盆子“打退堂鼓”，要注意学习、长进、团结大多数，否则，你的下场比刘盆子好不了多少啊。
事与愿违。小王在上头说话根本没有分量，也完全指挥不动军队。把他放在这样高的位置上，等于放在火上烤，是一种“煎熬”。
1975年6月下旬，小王回到上海和浙江“帮助工作”，7月开始，中央日常工作由小平主持，而小王从那之后再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情绪十分低落。
1975年在四届人大上投票
1976年10月7日，小王被拘禁审查。
在秦城监狱，吴法宪曾对他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其时王在长春），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中央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
小王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 言谈之中，透出一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悲凉。
这是一个教训啊，年轻人“坐火箭”，已经就是动了老人的奶酪了，还想掀起什么风浪来，危险的很呐，搞不好就可能埋葬了自己。
太平年间的政治，谁上位都无所谓；一旦政治动荡，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小王看清了现实，那就是他根本指挥不动军队。没有基本的军权，还想搞什么其他阴谋呢？完全是以卵击石。虽然小王被捕时只有41岁，身强力壮，但因为长期心理压力过大，最终患上肝癌不治身亡。
有人说，德不配位却又不断追求权力，导致了他的结局。
也有人说，这不是什么“教训”，而是时代的悲剧，在这样的政治漩涡里斡旋，谁又能全身而退呢？
人呐，就是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预料。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谨以此文，发人深省，无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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