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后人回忆起2022年时，会加上什么定语？
“难忘的2022”、“伤逝·2022”、“门被撞开·2022”、“角马渡河·2022”、“高烧·2022”……
好友刘海波是今年2月19日逝世的，但追根溯源，仍然和苦寒的2022年12月有关。
门被撞开后，我第一时间就“阳”了，阳后第六天（12月19日），忽然心中似有所感，急忙发微信问候一向体弱的海波，得知一切尚好，心中稍安，孰料两个月后，竟闻噩耗。
2月26日上午，到八宝山竹厅最后送别海波，看他安卧于鲜花丛中，仍然是他生前最喜欢的姿态——脸微微扬起，自信而沉醉，似乎并没有停止思考，一时觉得既难过，又略感欣慰。
《三体》中，云天明的大脑被发送到了外太空，但历经千难万险后，还是重返太阳系，提醒人类尽早采取措施防范灭顶之灾。
同样，做为一位深邃的、壮志未酬的思想者，海波就会这样停止思想吗？
我不愿意相信。
也许在未来不确定的某一天，他会通过某个太空“虫洞”从宇宙归来，或者像云天明那样发出警报，或者继续阐释他的新思考吧？
我是在十余年前，主持《国企》杂志理论部期间和海波相识的。
那时候，他是我的作者，虽然文章不多，但我们之间的谈话却很多——经常是找一家小酒馆，拉上杂志社的另一位朋友李朝晖，做长夜之谈。
海波对党史、军史、现代国际关系等都有卓越见解，他也把思想交流与碰撞视为人生一大乐事。
我现在仍然能够清晰地忆起他神游八荒，侃侃而谈时的神情：在小酒馆昏黄的灯光下，在烟雾缭绕之中（海波嗜烟，亦好酒），他眯起眼睛，脸微微扬起，自信而沉醉，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中。
海波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理性”，他的全部思想，或许可以用“经世致用”四个字加以概括。他反对一切“乌托邦”，无论是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还是别的什么主义的“乌托邦”，关于这一点，我们常有争论，并且往往以谁都不能说服谁而告终，但相互的思想砥砺，仍令我受益匪浅。
我常常想，如果生对了时代，海波应该是卧龙、凤雏一流人物，他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并不次于隆中对。
也就是说，如果穿越到了三国，或晚清民国时代，海波应该就是孔明、杨度，反过来，如果孔明、杨度穿越到了今天，也无非就是社科院的副研究员。
海波的思想、性格是匹配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的，要有刘备那样的明主三顾茅庐，才能从容出山，成就一番伟业，而新世纪以来的这一二十年，是恋物癖成为主流文化的小时代，海波也只能郁郁不得志于有司，甚或英年早逝了。
我和海波一次深入的思想交流，是在2015年，在李北方力邀下一起搞了“闻戈三人谈”。
在这篇“三人谈”的按语中，我们解释了这样做的初衷：
“明年是闻戈开始50周年，国内关于闻戈的解释权长期掌握在对闻戈采取敌视态度的人的手中，对闻戈的解读缺乏基本的客观和公正态度，有鉴于此，我们希望借此机会表达各自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思考，推动对闻戈的认真和严肃的讨论，也为即将展开的更多的讨论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回头看一看，八年时间，倏忽而逝，北方南下金陵，海波竟然凋零，余余一人，荷戟独彷徨，亦是尘满面，鬓如霜，而当初的期待，差不多完全落空了，主流对闻戈的态度，更加不认真、不严肃、更加漫画化，大热的文艺作品中，甚至以“原罪”视之，心中实有不胜沧桑之感。
海波一向对中国道路、中国文化有自信，有《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自强》宏文传世。他曾大声疾呼：
“中国人需要具备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与自信,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正当性与现实性”， “‘延安体系’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成功体系”，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文明已经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基础已然奠定。”
令人钦佩的是，海波并不满足于在理论上讨论自觉自信，他还希望能够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把这种自觉自信传递给大众。
大约是2012年前后，海波筹划了一部电影，定位是“献给中国共产党的励志片”，讲述一位有志青年，放弃到西方留学的机会，回故乡云南边陲小镇做公务员，改变家乡面貌的故事。
当其时也，文艺界的“正能量”也不过蓄势待发，而海波已一骑绝尘。
我因为经常写一些影评，海波邀请我参加了剧本的讨论。
记得剧中有一位反角“教授”，海波为他定名“汪自民”，包括了“汪精卫”、“自由”、“民主”等诸元素，意在讽刺当时极为活跃，满口“普世价值”的西化派公知。海波对这样的人物有近距离的观察，所以，虽然还没有拍成电影，但剧本中的人物，已经如摹如画，入骨三分，令人捧腹。
如今，海波已逝，剧本犹在，期待有一天，能够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电影。
海波生于1969年，去世时年仅54岁，对一位思想者而言，正是黄金时代。
海波走的太早、太急促了，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好在生命虽然是灰色的，但思想之树常青，他的诸多洞见，仍然会启发、提点、警醒着后人，成为我们民族未来道路上的一块块路标，甚至路灯，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波是永生的！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高度一万五千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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