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
钱学森于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更是民族脊梁们肩负的家国情怀与奉献精神的象征。
作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钱学森，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功勋。他一生胸怀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想，为着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献出了他毕生的智慧和心血。
今天我们通过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的视角，共同缅怀这位信念坚定、淡泊名利，又坚持为民族复兴选人生的伟大战略型科学家钱学森。
01 如何评价我的父亲？
天才并非天生
在大家眼中，钱学森拥有传奇的人生、超群的智慧，是公认的天才。而作为他的儿子，我对父亲的评价，只有一句话。这句话是由“上半句”和“下半句”组成的——他既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但又是一个十分合格的父亲。
“上半句”——我认为我父亲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大家都认为，钱学森这么一个大科学家父亲，一定对我的学业一定有所帮助。但实际上，无论小学还是中学，他基本上不太过问我的学习状况。小的时候，我还为此暗自庆幸。但随着我升入了初中、高中，学习任务越来越重，课程难度越来越大之后，我开始对此有所抱怨。试想，如果我父亲能对我的学习多一些关心与指导，说不定今天的钱永刚本事会更大一点，成绩也会更多一点。我母亲也与我有同感，曾当着我的面责备我爸，说：“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下半句”——但我又觉得我父亲是一位十分合格的父亲。因为他一直用自己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引导我应当如何做人。从他的言行举止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匪浅。概括来讲，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在他的影响下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爱读书这个习惯一定是后天养成的，需要靠周围的环境和人来不断影响，从而养成这种好习惯。小时候我并不理解，但爸爸妈妈总鼓励我要多读书。
那时我偶尔还会在父亲面前班门弄斧。有一次，我去天文馆听课外讲座回来，就在父亲面前炫耀学习到的关于如何辨别星座、星座位置会随季节变化而变化等天文知识。那天我妈妈就劝我说：“好啦，说太多了，少说点儿，快吃饭吧！”这个时候父亲就会阻止，让我继续说。作为父亲，当他看到自己的孩子对知识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很高兴地给予了回应及肯定。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和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一个人聊天，他说：“我们上学时有一次让你爸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还拿你做例子。那次他在讲航天方面的知识，涉及到太空、太阳、太阳系、银河系、星座。结果你爸发现我们这些大学生，连最基础的天文知识都不具备，还不如我孩子知道得多！”
这是我第一次从别人那里听到我父亲对我去听天文馆课外讲座所获得知识的肯定。我很有幸受到这种影响，逐步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我认为这是作为一个读书人、一名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素养。
另外一点就是如何做人、做事。做人低调是关键，我父亲就有这个特点，他向来淡泊名利，淡泊名利和低调做人相辅相成。我父亲在很多场合讲过：“我更愿意在一个无名的环境中工作。”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我也渐渐学会了低调做人。低调做人包括尊重他人，不仅要尊重自己的上司、上级、老领导、同辈、同事，也要尊重那些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人。对于那些不太聪明、办事有点儿磨唧的人，批评归批评，但还是要给予充分的尊重，这些都是我父亲潜移默化教给我的。
我父亲还教会了我许多做事的道理，尤其是让我知道了一个有作为，成大器，能够为国家做出大贡献的人应该具备什么品格，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取舍。在中国航天事业初创的时候，除了钱学森一个人知道火箭、导弹是怎么回事以外，其他几十名从全国调来的教授、研究员和一百多名大学生都不了解，连火箭、导弹的样子都没见过。当时钱学森即使想找一名业务助手也找不着，在那种情况下，父亲不得不舍弃对自己儿女的教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我国航天事业当中。
“只有勇于舍，才能保障得”。
那么在舍与得之间，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钱学森曾经这样说过：“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最后人民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02 我母亲是怎样的人？
蒋英教授
求学时期的蒋英
2001年，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空气动力学会举办了纪念钱学森诞辰90周年研讨会。会议期间，有位参与人员向应邀出席做报告的父亲秘书涂元季表示，报告缺了一些内容，应该再说一说钱学森的夫人，没有夫人的支持，钱老也不可能获得那么大的成就。我深以为然。
我的母亲蒋英女士是一位声乐教育家，所学的专业是西方古典艺术歌曲。在母亲的影响和指导下，她的许多学生在很多欧美声乐比赛中斩获大奖，为我们国家争了光。但她和我父亲一样，对钱，他们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我母亲几十年课外辅导学生的过程中，她坚持不收一分钱，赢得了学生们的赞誉。
后来，我母亲去世后，她的学生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追思会、音乐会。有一次我应邀参加，早早地坐在那儿等着。被一位老教授看到了，他走过来坐在我身边，说：“你妈妈虽然没有当什么高职位的领导，但她是我们音乐学院一个时代的标志。你妈妈去世以后，不收学生课外辅导费的老师已经没有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母亲出身名门，她也会自带“大家小姐”的范儿，这个范儿就表现在她年纪大了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不会很高兴或者很生气。我母亲用她一生的行为，完美体现了一个职业女性的自主、自信、自强的风范。
03 北京市海淀区家庭藏书状元户
父亲有三万多册藏书、一万五千多册期刊、五十多个书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被评为北京市海淀区家庭藏书状元户。
我知道很多人家里的书都是几辈人积累的结果，和别人不同的是，父亲这三万多册图书基本上都是他自己一本一本买来的。他看书有独特的习惯，不是从第一页一直读到最后，而是一本书先翻看序言，阅读第一章，然后再看看结尾，书中间的部分他基本上都是翻着看，左翻翻、右翻翻，大致浏览，所以他看一本书的速度非常快。
钱学森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即便是节假日，他一定是把看书当作他一天的主要内容。春节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大年初一时兴团拜，就是大家互相串门、拜年。他刚回国时不了解国内还有这么一个习俗，很不适应。后来，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回避政策，就是大年初一要出去拜年的话，他是不去的，他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跟我们交待说：“有人来了，就说我出去拜年了。”实际上，他是在屋里看书，一看就是一天。
《钱学森书信（十卷本）》于2007年正式出版，共有书信3331封，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老师利用一个寒假的时间把这套书全部读完了，并做了一个统计：钱学森在16个大年初一给社会各界写了76封信。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就可以看出钱学森的勤奋，如果有机会到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参观，这16个大年初一写下的76封信，工作人员专门用一面墙展示了出来，大家能够真切地看到，并感受到一位科学家的勤奋。
04 关于父亲剪报的习惯
大科学家一生博览群书，但我觉得“博览群书”应是一个泛指，不能只局限于书籍。科学家的目光所及除了书籍，还要有期刊、报纸，甚至是他们随意看到一些对他们有用的东西，都会记在本上，这个习惯钱学森就有。但凡他看过的报刊杂志，发现有用的点滴信息，他觉得重要，必会自己动笔记下来，或剪贴下来保存。
他真正比较集中开始剪报，是从1982年开始的，那个时候他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相对多一些。他回到自己的书桌旁，更有条件系统地了解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所以剪报几乎天天都有。
剪报都是父亲自己做，即使老了，也都是亲自操刀，从不假手于人。他每天都要看很多报纸，剪刀、胶水或糨糊都是必备品，看见感兴趣的内容他会及时剪裁，剪完了自己排版，然后粘贴在一张白纸上。大家都知道人岁数大了，拿剪刀时手会抖，所以剪出来的报纸边缘是锯齿状，不美观。这时，才轮到我来接手这项工作。通过剪报这个事情，我感受到一位科学家，虽然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是学习新知那个劲头，依然不减当年，只要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探索一天、研究一天。
现在我也会做剪报，但是没有我父亲那么细致，我只是觉得这一张报纸有用，我就存起来，收好。这是学习、获取知识一个非常好的手段。除了读书，看期刊、做笔记，剪报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每当看到钱学森图书馆中展示我父亲的那些剪报时，我都会为科学家父亲生前的勤奋而受到触动。知识怎么来的？不是天生的，为什么他就行呢？和他一辈子永远不停止地学习是分不开的。学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你只读两本书和没读书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但你要试着一本一本坚持读下去，当你读到二十本、三十本书时，不用别人来评判，你自己都会觉得你的眼界、格局、谈吐、知识量比你不读书时要进步了一大截。
05 父亲的信念是什么？
他为什么如此坚毅？
父亲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爱国精神被大家所赞颂，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是只有钱学森爱国，我们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爱国。
今天我们这些读书人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家庭；一个是社会，社会就包括学校，主要是学校。但老一辈的爱国主义教育有三个来源，我们很少承认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辱对于激发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是什么作用呢？反面教员的作用。
父亲晚年讲他小时候，老师上课天天讲日本人怎么欺负中国人，英国人怎么欺负中国人，即便是不懂事的年纪，他也会感到气愤！从小激励孩子要努力读书。我觉得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辱实际上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爱国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
今天哪还有这种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呀？现在国家强大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比过去要友好些，无论到欧洲还是美国，对中国人绝对不会瞧不起。有人回忆我父亲，说钱老在美国当教授时脾气挺大的，没错，他有些傲气。几十年前中国受西方列强肆意宰割，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毫无尊严。经历了被外国人瞧不起的任何中国人，都有这种“傲气”，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正是由于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这种“傲气”，所以他们在得知祖国解放时，就踊跃回国，报效国家，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06 “钱学森之问”
严格地说“钱学森之问”是安徽十二位教授提炼出来的，按照父亲和温总理谈话的精神以及使用的语言来看，“钱学森之问”的确切表述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国内的大学老是“冒”不出有独特创新的杰出人才？重点在于“冒”和“培养”是不同的教育方式。
父亲在和温家宝总理谈话时，很直白地提出，我们国内现在没有一所大学是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来办学的，这话已经说到“没有一所”，可见父亲对我国高校教育现状是不满的。
很多人看到这个话就问我，那你父亲所说的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我愿意讲讲我的体会。
其实钱学森早在40年前就明确提出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他当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负责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改建工作。如何定位学校的培养目标，办出自身特色，他指出：你们不完全是办像北大、清华那样的重点大学，也不是办像北航、北理工那样的国防工业口的重点大学，你们要办的大学是与国家战略任务紧密结合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你们将来就是要解决国家还没有解决的国防尖端科技问题，办国防尖端科技方面还没有的专业，培养能够作为将来若干年后向国防科技现代化进军的先锋部队、领军人物。那么怎么做到？钱学森提出了培养这种人才的模式是按技术科学学科设系，理工结合，加强基础，落实到工。这就是培养科技创新拔尖人才的模式。我们寻找“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应该去了解40年前他在改建国防科技大学时提出的那些观点。
实事求是讲，40年光阴，学校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我父亲所期望的那个标准，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依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众多人才，国防领域很多重要岗位都有国防科技大学的毕业生。所以，今天我们要解读“钱学森之问”，可以从国防科技大学的发展历史中寻找答案。关于钱学森这方面的论述，可参阅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大成智慧教育初探》一书。
前些年解放军进行军改，国防科技大学也相应地做了调整，让我感到欣喜的是，原来父亲提出的一些办学原则正在回归。系统工程学院的院长见到我说：“我给您报告一件事情，经过讨论，军改之后我们系的名称，还是回到40年前钱老定的名字最为准确。”我听了很感动。在探索“钱学森之问”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历经坎坷。
本文节选自钱永刚馆长2022年9月为上海部分中小学校开学所做的讲座《天才并非天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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