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02-08北京日报客户端上读到江小涓（曾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写的“政务工作中的学术思考”一文，文中披露了有关部门在制定和推出重大政策时决策过程的一些细节，有些情况令人深思。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关口：一方面，民族复兴的美好前景已经展现在眼前，另一方面，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力正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打压和破坏；一方面，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经过多年的积累而变得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步决策都需要高度的谨慎而又不能错失时机。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十几亿人口，幅员辽阔的大国，“顶层设计”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决策有误，造成颠覆性的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个关键时刻，认真重温毛泽东关于如何做到正确决策的教导，很有必要，尤其对于参与决策的有关部门来说更是必补之课。须知中国共产党能走到今天，全靠在各个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这一套正确的决策方法和思想，是以多少先烈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凝聚在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里：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
——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
回过头来，我们从江小涓文章所披露的情况，可以看到，一批在各领域占据话语权的专家学者，对决策过程有着重要影响。本来，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确实应该得到重视，但是，他们的“积极进言”和出谋划策，有没有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呢？实际情况不见得是如此。
比方说，治理环境污染，早就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随着越来越多恶劣的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发生和曝光，人民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大，对尽快加以治理的诉求越来越迫切。可就是这样一个民众呼声极高的诉求，在一些专家学者那里，却成了一个争论不休，无法统一的话题。反对采取严格措施治理污染的意见竟然还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他们不仅认为，治理环境会影响经济发展，还声称：“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既无经济效益也无社会公平”，理由是：“富人讲究生活质量，穷人却更需要增加收入，因此环境保护偏向富人的诉求。”其实，只要不那么脱离普通群众与社会实际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不接地气的话。明显的事实摆在面前：“富人有办法保护自己，例如只饮瓶装水、只吃进口食品甚至移居等，而穷人只能承受污染的种种恶果”。也许关停那些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会影响一小部分人的经济利益，但放任环境污染不管，却是损害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利益的最大的社会不公。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争论竟然长时间无法在这些专家学者中达到共识。好在最高层做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决断，出台并有效实施了严格的环保措施，才扭转了多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环境与自然生态不断恶化的趋势，取得了治理环境的历史性进步。
上世纪末，“国企改革”中发生的一些问题也给我们留下沉痛的教训。随着一窝蜂地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一下子造成数千万国有单位职工下岗；而与此同时，少数原企业高管通过暗箱操作，内部交易，先做亏公司再低价购进等手段，吞噬国有资产，造就了一批暴发户。这种情况与当时一些专家学者热衷于引入和鼓吹西方经济学理论直接有关。据江小涓的文章，“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向高层进言的“研究报告、意见和建议有上百份”，“这个‘意见包’对改革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试问，这些“意见包”，有没有听取那么多下岗工人的呼声？有没有考虑到他们几十年来对国家的贡献和应有的权利？有没有如实反映下岗工人所遭受的苦难并提出相应地补偿措施？吞噬国有资产的那些暴发户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也与专家学者鼓噪的“管理层收购”理论（即所谓MBO模式）直接相关。这些蛀虫依靠借贷手段筹措收购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空手套白狼，无本套万利，瞬间把国有资产变成了他们的私产。直到2004年底，国家明确表态“大型企业不能搞管理层收购MBO”，才叫停了这场资本盛宴。可是，已经无可挽回地造成了巨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新中国几代人的心血所积累起来的集体财富毁于一旦，成为新一代吸血鬼狂欢的温床。
回顾前些年走过的一些弯路，我们不禁怀疑，那些占据政治舞台和舆论工具的专家学者，以“精英”自居，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却垄断了话语权与进言权，不仅没有成为最高决策层与广大民众之间信息传递的纽带，反而构成了两者之间的障碍，严重地破坏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正确决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们要问：
第一，在推出一项重大改革政策之前，你们有没有广泛地听取群众的意见，经过一个“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的过程，然后 “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还是抱着毛泽东所批评的那种态度——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
第二，一项政策的推行，对于“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你们有没有“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还是无视群众的感受和意见，“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第三，即使推出利民惠民的措施，你们有没有“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还是如毛泽东所揭示的——“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
事实上，这些专家学者自己也知道他们经常与民意严重脱节。如江小涓文章所揭示的，“随着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和网络普及后公众表达意见的渠道增多，学者们的意见经常受到批评质疑。”这种情况使得“专家们表达观点时更加谨慎和隐晦”，他们不敢在民众面前明确表达意见，而是采用“既要……，也要……”、“既要……，还要……”等模棱两可的句式，用“既要……，更要……”来委婉地“表达了他们的倾向性”。
这种情况充分反映了这些专家学者对国计民生与国家命运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你们的意见不对，那为什么不听取和积极反映群众的正确意见并收回自己的不当意见呢？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意见正确，又为什么不按照毛泽东所要求的：“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呢？事实上，据江小涓文章，尽管这些专家学者都热衷于向决策层宣扬他们的主张和意见，但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对实现预定政策目标“的手段是否恰当和够用”却不予关注，很少去“做论证改革方案或政策效果的研究”以及“实施中可能碰到问题的分析和对实施成本的评估”，因而对及时纠正政策的偏差无所帮助。往往在过了一段时间后重新审视这些专家学者所提的建议，发现“比较完整、有测算、可操作、能避免最坏情形的方案并不多”。
江小涓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种情况：社会上“各方面呼声很高”的“福利政策”，经专家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其“脱离实际、不可持续”，因而无法推行。这让人想到多年来人民群众呼声极高，有多名人民代表多次提出的关于医疗改革更好惠及全体人民的提案，都被类似的理由所拒绝了。然而，究竟为什么称其“脱离实际、不可持续”，并没有看到有关的专家学者给出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有充分根据而使人信服的说明和解释，从而引起群众的普遍不满。
正常的渠道不畅通，各种小道消息就会在网上流传，经常传出某些据说是专家学者提出的十分奇葩甚至令人感到荒谬的建议主张，真真假假难辨真伪，又看不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正式态度和及时回应，从而造成思想混乱并损害决策部门的公信力。
所有所说的方法问题，归根到底是出发点问题，是“初心”问题。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始终坚守共产党执政时对人民的承诺——“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所以，我们有理由向这些专家学者大喝一声：你们是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边，还是只为少数人及利益集团说话？
空谈误国，脱离大众的“精英政治”绝非人民之福。现在是到了结束少数“精英”垄断话语权，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候了。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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