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小球转动大囚

　　山头主义，圈子文化，裙带关系，学术门阀，家室宗亲，师徒荫庇，独立王国……

　　我是你的师父，你是我的徒弟，他是我的子女，你是谁的同门，谁又是你的连襟，他又是谁的乡党，谁又是他的朋羽……

　　长久以来，以“同乡”“同学”“同门”“同僚”“同侪”等为纽带的封建门阀文化，在党政机关和各界管理机构中成为了组织架构的塑成核心，悍然凌驾于党的组织意识形态之上。

　　通过“家天下”“一言堂”“一姓室”等，直接弱化了党的领导，并“有效”对抗了层层审察，为体系式腐败提供了族群化的温床。

　　1972年8月，武昌，年近八旬的毛主席曾回忆：“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

　　在那十年之前的1962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给彭真、刘仁的批示中还曾这样说：“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都说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实上又何止五十年。

　　前任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被舆论视作中国足协内部“沈体系”的血脉延续（之前沈体诞生的足协话事人为2010年落马的南勇）。

　　从南勇的沈体老师韦迪，到同样毕业于沈体、被韦迪提拔的于洪臣，直至接替于洪臣坐稳足协党委书记的杜兆才——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坛乃至沈阳官场，一直在中国足协存在感十足。

　　从历史看，早在1984年，国家体委向六大体育院校“要人”、培养后备军，当时沈体一家就被要去八人，南勇恰在其中。

　　一直到南勇1999年进入足协至今，沈体的话事权地位异常稳固。

　　犹记之前我在赵本山的东北往事里写到的世纪之交那场震惊国人的沈阳官场地震——“慕马案”，那时帮助沈阳这座城市走出政治阴影的，正是回报第二故乡心切的沈体毕业生，南勇。

　　其时，主管十强赛主场划定大权的“南头”，通过将国足十强赛放在沈阳五里河，从而力助沈阳在绿茵场上重焕生机。

　　一度，随着2010年接替崔大林分管足球、2014年正式直管足球的蔡振华上任，昔日足协内部的派系之争——“沈体系vs北体系”——被认为烟消云散。

　　但是2015年末于洪臣当选足协执委、2017年中杜兆才又接替于洪臣坐镇党委书记，“沈体系”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忆往昔，另一派的“北体系”曾人众伍壮：从高层的谢亚龙、薛立、杨一民，到中层的郎效农、冯剑明、朱和元、马成全、张建强、郭辉、林卫国、李冬生等，谢亚龙更是曾任北体大副校长，在足坛威严一世。

　　同时从全局来看，足协内部曾经的“北体系”其实是分割于体育总局内部的“秘书系”，其领袖自然还是担任过首任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

　　伍绍祖父亲伍云甫，为前中共中央秘书长、红军电台奠基人，伍绍祖本人则是我国《体育法》的主持者。

　　这般提携力度，让谢亚龙仕途平顺，麾下“北体系”在中国足协也向来驭权得心。

　　直到2010年9月，谢亚龙等人的锒铛入狱才宣告了“北体系”的覆灭，此前一直被压制的沈体人开始在韦迪的带领下登堂。

　　之后，由于蔡振华、张剑等“清流派”人士被委任入局，中国足协长达十年之久的派系宫斗，结束了一个阶段的纷争——同时，却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的新纷争。

　　足球领域的门阀提携、宗派斗争是个典型案例，其他体育项目莫不如是，从足球延伸到乒乓球，无人能脱逃如此政治规律。

　　今日的中足联风风火火，然而最早提出要构建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的，并非中国足协，而是来自于上层分管体育的改革力量。

　　监督人和执行人，正是已经宦陨的“旧日锦鲤”。

　　遥想九年前，在接到“锦鲤”政令指导的强制性意见后，彼时蔡振华统领的中国足协在2016年下半年也不得不加快了联盟的筹备节奏。

　　直到2016年底、元旦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中国足协还在召集中超/中甲/中乙各俱乐部负责人，协商联盟章程的有关细节，意图争取在2017年3月注册成功。

　　但是当时由于在与俱乐部沟通中，足协方面始终坚持要对职业联盟进行“督管”，要求在联盟主席等实权职务上，拥有直接的人事任免权，这显然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中国足协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精神违背。

　　当时，尽管各俱乐部对足协方面不断做出让步，但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这便严重影响了筹备工作的进展，以至于迟迟无法按照规定完成注册。

　　为此中央深改小组也对中国足协提出了意见。

　　2017年1月，刚刚新官上任三个月的“锦鲤”，对包括张剑在内的足协相关高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锦鲤”认为，足协应该放手、让俱乐部成为职业联盟的主体，不该插手俱乐部事务，这是“与改革精神不符”的。

　　他还要求足协务必尽快成立职业联盟，具体时间为2017年1月必须完成职业联盟的章程修订，随后进入注册程序，要求必须在3月挂牌。

　　可以说，“锦鲤”在当时给足协领导的这份时间表是硬性的。

　　总局方面还表示：“联盟主席不能由足协任命。”

　　开眼大环境来看，以“锦鲤”为代表的2016年底上任的体育总局新班子，其与2019年8月以陈戌源为代表的、新上任的中国足协新班子，两路人马的政治力量源头——即携带的“尚方宝剑”，是一致的。

　　因而，这两路新军的施政方略也是高度一致的，即深化改革，与旧制势力相切割。

　　放眼2017年，1月由总局主导的中超中甲U23政策、7月在乒乓球方面的风波、年底越过足协支持里皮组建的“大国家队”计划——其兵锋所指，不言自明。

　　“好在的是”，对立面最终在2018年遭遇了失败：马达洛尼在2018年1月的U23亚洲杯和7月的雅加达亚运会连续遭到打击，其失利也让彼时足协班子推崇的里皮“大国家队”计划破产。

　　于是，在2018年下半年，里皮“大国家队”计划不得不让位于体育总局的U25军事集中营（统帅为总局钦点的沈祥福），国字号“大总管”里皮也被削权，同时被告知不会续约。

　　那个时候，一些人的仕途也进入了倒计时，这在2017年1月时已有表露——2017年1月17日，中国足协在武汉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第三次会员大会，蔡振华、张剑、于洪臣、林晓华等足协要员都出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足协当时的执委就有了较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可以说2017年的中国足球，也是从那次人事调整开始的，一直持续到了年底。

　　其时，于洪臣已经不在班子里了，蔡振华也一步步淡出核心圈子。

　　在那次程序性的的会议开完后，不到三个月，蔡振华就去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在当时引起了足协内部的热议：在足球改革热潮下，足协主席竟去“学习”了，这实在不可思议。

　　当时被几乎所有足协干部和员工认为，这可能是人事生变的信号。

　　事实证明他们没有猜错。

　　当时蔡振华去学习前告知了足协综合部：以后有文件让张剑签字”，而在这之前，足协事无巨细都是蔡振华一支笔说了算。

　　这意味着突然群龙无首后，各部门的工作都难以正常进行。

　　以致于后来杜兆才上任时，公务已经堆积成山，他第一件事是让各部门先把自己的文件先拿回去，再重新上报一遍。

　　这种情况，一度让足协在2017年出现过没有足协主席的、将近四个月的空窗期。

　　也是在那时，乒乓球出现了一系列风波，全运会又出了拳击裁判事件……

　　2017年5月24日，足协在官网上提前为各家俱乐部打预防针：“2018赛季起，中超、中甲联赛俱乐部在参加中超、中甲、中国足协杯赛的过程中，各俱乐部整场比赛累计上场比赛的U23国内球员，必须与整场比赛累计上场比赛的外籍球员人数相同。”

　　这已经是下一届足协班子在提前施政和布局了，已然与蔡振华无关。

　　后来到了2017年8月底，当时蔡振华已不再管理足球事务。不过在武汉的12强赛，国足迎战乌兹别克斯坦，蔡振华竟又被通知要到现场“督战”。

　　据悉，正是时任体育总局局长亲自打的电话。

　　随着国足的胜利，12强赛貌似迎来了一丝出线曙光。但外界随后还是得知，蔡振华主管的足球业务明确为“外事和宣传”，并非核心的行政或竞技。

　　至2018年9月，蔡振华正式离任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足协，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只不过，这一切随着2023年2月与2024年5月，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的双双震动，戛然而止。

　　此后，一切似乎都朝着可预见的方向发展：乒乓球项目的权力一切回归至2017年之前的格局，同时中国国乒的实力、成绩、风评、声誉亦重重下坠。

　　从人见人唾的饭圈陋象，到若隐若现的政商秘影，直到今时今日居然在澳门奏响了葡萄牙语国歌……

　　回正，已经开始，也不得不开始。

　　我想无论如何，至少当王励勤接过组织信任的那一刻，二十一年前在雅典的辛酸悲楚，此刻尽可殆去。

　　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曾有这样的表态：“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不能缺位错位、本末倒置。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

　　2015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又有雷霆万钧的发言：“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就是要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而这项工作做得越早、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好。”

　　1927年10月6日，委员毛泽东曾在财主林凤和家里面见袁文才。

　　这个林凤和当时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后来的土改中毛主席三令五申要延续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待地主富农也要采取教育改造的路线。

　　然而，林凤和被没收了土地之后，村里的党委竟然不给他饭吃。

　　没有办法，这位对中国工农革命有功的旧地主最终在自家后山自杀而亡。

　　林凤和在自杀之前其实是想过给毛主席写信的，他想揭发基层过左的官僚主义手段、阳奉阴违的懒政行为，但是信件一概寄不出去。

　　毛主席也曾打听过他，从北京派人来找过他们，但是井冈山当地的干部却搪塞：“他家没人了”……

　　多年后，林凤和的孙媳妇进一步揭露真相：“地方上一直不愿意让外面知道林凤和自杀的真相，是为了掩盖他们在执行中央政策时不负责任的'左’。不是毛主席的土改政策不好，而是具体办事的人执行过分了，执行歪了。以后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又把什么错都推到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吊楼前那两棵金桂花树，有人出一万五千元买走，我没有卖，我不能卖。吊楼和金桂花树都是毛主席当年来大仓村的见证，我相信国家会管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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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秘书王力曾说：“毛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只有现实足以教育人心，足以让今人理解曾经那段继续革命的历史的伟大与必须。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