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爬行主义在党内高层一直有不同的阵容，近代遭到帝官封的压迫与掠夺严重打击了国民的自信心，长期的封建统治造就了国民的奴才意识，共产党为了拯救中国不得已采取的统一战线政策导致党内进入不少信仰不坚定分子、投机分子甚至是卧底的敌对势力。毛泽东晚年企图进一步整党清党的最后努力失败后，奴才主义、爬行主义之投降派沐猴而冠而变成了民族复兴的反面教员。执政党理当刚柔相济塑造道德仁义礼智信的国民，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铸就新的国民精神，胜不骄败不馁，不屈不挠复兴中华，让中华民族真正地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既不欺负弱国也不献媚于强国。
一、我党早期清除党内投机分子的方式方法逐步成熟
清末以降，“投机”概念散见于各种政论类文献并衍生出“投机分子”一词。恩格斯认为有投机性质的腐朽分子是“狡猾的生意人”，打着革命党的旗号利用一切人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谋取自身的实际利益。列宁指出，包括投机分子在内的旧事物是苏维埃国家机关中的一切腐败现象的根源，投机分子的潜伏破坏了革命政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我党成立之初是由围绕在陈独秀与李大钊周围志同道合的师友圈组成的小团体，随着国民大革命蓬勃发展而走向政治舞台中心。党的四大后党员数量急剧膨胀，党内高层逐渐意识到组织与纪律建设的重要性。党的一大初步阐明了对党员的要求，党的二大至四大期间提出并明确组织纪律。大革命失败后，半年内党员人数锐减，脱党变节者层出不穷。1927年10月党员易守荣撰文认为，脱党者将加入共产党“当作一种投机的事业”玷污了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员的身份，“比其他的人要加倍的下流无耻”。一年后中共福建省委在一次紧急代表会议中更是指出，不能完全洗刷党内投机分子让其存留党内的危险“足够致党于死地”。传统学界关于大革命失败与稍后革命斗争受挫原因的探讨聚焦于党的右倾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近年来学界提倡“眼光向下”而尝试将研究视野从决策层转向基层，但对我党早期革命中的组织与纪律等问题的讨论尚未聚焦于这一时期党内的投机分子问题。投机分子问题在国共决裂后集中暴露，我党早期对党内投机分子的认识与斗争反映了我党建党理论及其实践的深化，见证了我党成长为以组织纪律严明著称的强大革命政党。
二、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对投机分子的危害性的反思
1927年，王若飞在报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痛言党内投机分子是“置党陷入危境而不顾”的反动者，更是令党组织屡遭破坏的危险人物，俨然成为党的革命事业推进过程中的反动势力。1929年3月，恽代英在《布尔塞维克》上进一步断言，投机分子混在党中是党的革命事业在大革命时期遭到严重挫折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一度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投机问题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持续凸显。一是党内投机分子削弱与破坏党组织：在国民党恐怖屠杀下，我党各地党组织党员叛逃事件层出不穷，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革命力量严重削弱。广州暴动失败后，广东罗定地方党组织除负责人被捕牺牲外，其余党员完全逃散。广东高要地方党组织在事变以后，除牺牲的党员外，其余的都逃跑了。在我们党看来，革命形势恶化后的党员逃跑行为与投机无异。1927年12月，河北顺直省委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国共分家后，这些投机分子就“开始动摇”，最后“离开组织而脱逃”。即使处于风暴中心外的中原地区党组织，也发生严重困难。河南省委由于党内投机分子的畏缩与叛变，截至1928年3月，党员人数由一千五百多缩减至九百多人。相比于逃跑，党内投机分子的叛变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更甚。他们或与反革命势力“暗通款曲”，或经受不住威逼利诱，向国民党详细告知自身掌握的我党内部情况，使党组织面临遭到全面破坏的严重威胁。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陈祖康于1928年6月发表《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不久便公然叛党并写信引诱福建党组织成员与其一同叛变。在陈祖康影响下，部分党员先后叛变，致使厦门“仅剩下一个工人支部尚能开会”，而福州地方组织工作陷于停顿。曾任共青团济南地方临时执委委员、农工部主任的王崇五在1929年被捕后叛变，在其亲属劝说下登报退党并向国民党呈文供出相关党员真实姓名。在王崇五的影响下，徐元龙、刘一梦，宋占一与张学纯等党团员共同秘密投降国民党，“不仅供出党的机关、组织与党员骨干，更将狱中党员的情形报告给国民党”。这一状况在湖南、湖北等地也曾发生，对党组织造成了巨大破坏。对投机分子破坏行为带来的后果，我党无疑有着切肤之痛。1928年8月，广东省委在给惠阳县委的信中指出，那些因怕革命而走向反革命的投机分子都是革命的敌人。在他们影响下，“机关带被破获，同志常遭捕杀”。次月，湖北省委更是就当时投机分子告密成风的行为坦言，如果不解决投机分子的告密行为，党将毫无前途可言。1929年4月，广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每遇变故，找不着应付工作中主要任务的消极分子在思想上就会动摇或畏缩，由此指出这种在革命的急激潮流中必然暴露的行为“完全是投机革命”，明显妨害了党的组织工作。二是党内投机分子扰乱了我党的纪律：国共合作破裂后，党内投机分子的行为举止极大破坏了我党的纪律。1927年10月，安徽临时省委在制定反对武汉与安徽国民党党部的策略时，不少党员与相关区部的负责者暗中反对并抵制政策的执行，“甚至主张与武汉国民政府、安徽国民党党部合作”，这种行为与党章明确规定的“党员绝对服从”原则相违背，已然破坏了党的纪律。1928年6月，安徽临时省委在通告中指出，由于党内投机分子存在，党内存在很多有损纪律的现象：仍不肯与国民党绝缘，终日与国民党官僚政客混在一起；要求在国民党登记，甚至加入或投靠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对信仰产生动摇，必须许与以相当的好处才肯为党做工作。同年7月，福建临时省委也在扩大会议中认为，那些摇摆不定的党员“时常与豪绅阶级、国民党人来往，与许多非同志通信”。党内投机分子对国民党仍抱幻想，对革命消极动摇，纪律松弛，丧失战斗力。1927年10月，四川临时省委在特别通告中明确指出，不少思想动摇、投机的党员总是有意无意地蔑视党的纪律，这“足以妨害甚至破坏党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随时面临生存危机，这一现实对党员的纪律性提出更高要求。1928年7月，河北顺直省委在关于党组织工作的通告中提到，不少党员主张“党的每个机关都应让组织中的每个党员知道”，有些党员甚至反对党有秘密机关，这种倾向将“致使党的秘密工作完全破产”。这一现象显然不能适应当时愈发严酷的地下斗争形势，对党组织的安危造成巨大隐患。湖南省委在通告中提到，党在严酷的革命环境中未能保持严格的纪律，导致不少投机分子混入，湖南各地机关时常遭到破坏。三是党内投机分子的存在不利于我党与群众紧密关系的构建：我党创建之初就很注重走群众路线。党内投机分子损害了我党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败坏了党的革命声望。1928年5月，曾任团武昌区委委员长的胡彦彬就湖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提出，党内投机分子的消极与反动，使群众“对党失望，对党怀疑”。同年8月，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党内投机分子变节行为使得工人群众对党组织颇有微词，直呼“什么都是你们做的”“此后不听C.P.的话”“人又是你，鬼又是你”。10月，曾任北京临时市委书记的谭啸云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浙江地方党组织的情况痛心地指出，党组织中很少有经验丰富的同志，而浙西特委的常委陈某（知识分子）、兰溪县委书记、遂昌与永康两县的书记等地方党员干部的“投机取巧，闻风潜逃”使我党失去了群众的信仰，部分群众直呼我党骗人的不满情绪。党内投机分子行为削弱了群众对党的信任感，使我党努力构建的党群关系迅速恶化。党内投机分子对工农群众路线的消极态度，阻遏了革命形势发展。1927年12月，河北顺直省委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受内部投机分子影响，党虽然有领导工农起来斗争的可能性，但很少真正开展革命运动。福建临时省委在1928年7月扩大会议上指出，党内投机分子长期隐藏于党内，不仅党的组织因不能领导斗争而离开群众，而且更将使整个党的组织倒台。湖北省委在1929年12月强调，党内投机分子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信仰，使党日益脱离群众。党内投机分子败坏了我党的革命形象，日益破坏党群关系，有损于我党群众性政党的塑造。党内投机分子从内部破坏党组织、扰乱纪律、阻挠党与群众的紧密关系，这些问题比外部反动势力的危害更难察觉。
三、我党早期对党内投机分子的斗争策略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党更要强化党的纯洁性以提升战斗力。因此，清除投机现象就成为党浴火重生的关键。大革命失败后，我党经由“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提出，在每个党部委员会下须组织审查委员会（各省建立监察委员会），以便从行动上审查、肃清包括投机分子在内的“不可靠分子”。1927年11月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更是明确强调，对违背组织纪律的投机分子，必定要施以严厉处分，不仅要“立刻停止工作”，更要“马上开除党籍”。与此同时，为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严惩投机与叛变等危险分子，我们党在上海专门成立的政治保卫机构是中国共产党特别行动科（以下简称“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特科作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党通过积极具体的斗争策略清除党内投机分子，阻遏投机分子在党内的活动，以期最大限度消除危害，巩固革命力量。一是大力整顿党组织：我们党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必须将投机分子排除于党外，才能成为有钢铁意志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基于大革命遭到挫折的惨痛教训，我党积极整顿党组织，清除党内投机分子，保障肌体健康。整顿党组织，要从源头做起。1927年10月，河南省委指出，在介绍新人入党时，或以情投与利诱，形成了一种“仿佛党请他革命”的雇佣倾向，以至于“向党要职业与津贴、费用”蔚然成风，这为新加入者逐渐萌生投机想法与行动埋下隐患。因此，我党必须转变党员发展模式，实行严格审查。在发展新党员问题上，我党摆脱了“量优于质”的党员发展模式，更加注重对党员斗争精神与行动表现的考查。1927年9月，广东省委就党的发展指出，在革命斗争中“真能勇敢奋斗牺牲，热烈拥护农工利益”的分子，可无条件吸收入党，以充实党的力量，扩大党的组织基础。10月，安徽临时省委也在党组织发展问题上认为，发展党组织并不是让党员四处“拉夫”，而是从斗争中寻找发展对象。只有在群众斗争中站在最前线的勇敢者，有革命牺牲精神，才是党的生力军，才能发展其入党。对原有党员，我们党实行更为严格的审查。1928年5月，广东省委就党的组织问题在给罗定县委的信中指出，有勇气、肯奋斗，不反对党的政策的党员，可准许其留在党内，不一定都开除出去；有“腐败畏缩”表现的党员，应无情地洗刷出党。同年11月，河北顺直省委也在通告中明确强调，对原有党员，“只要是向上的，进步的，对党忠实的，不故意闹问题的，都是我们的好同志”，但需视其工作表现而定。“愿意落伍、不求进步、不做工作”的“消极、畏缩、投机”分子留其在党内绝无益处，对党员重新登记方能更准确地识别并清除党内投机分子。各地党组织发布的通告表明获得党员资格要具备四个条件：服从党的方针、政策与决议；为党牺牲，对党忠诚，服从调遣；准时参加组织会议，按时缴纳党费；无投机心理，有坚决的革命性。在符合条件，顺利通过登记后，才被接纳为正式党员，而尚未登记者，若再想入党须重新介绍走党章程序；至于流离失所的党员，经过审查与支部的决定后，方可予以登记。我党也强调在党员登记后，务必召集党员开会，在详细说明登记意义的同时严格讨论与批评过去党与党员的错误。与重新登记制度相对应的，是我党的“清党运动”。大革命失败使我党意识到党内投机分子问题的严重性，为提升党的纯洁性也有了清党的需求。山东省委于1928年1月指出，在清党过程中，凡不能在新政策下领导工农奋斗者，一律清除，但须同时注意多吸收工人与贫农入党；清党后，各地应上报详细报告，注明人数与支部所在地并附上简略地图。此外，为强化各级党组织的紧密联系，预防并洗刷党内投机分子，我党还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巡视工作。福建临时省委在1928年7月扩大会议中强调，对党组织的改造应先从支部改造做起，拓展到县、市委，再到省委。新的机关负责人必须由群众大会或代表会产生，尽量避免由上级委派。省委应派忠实可靠、了解新政策的党员到省内各地巡视，帮助各地实行改造工作，及早发现各地组织存在的问题，彻底改造各级党部。河南省委也在同年8月通告中指出，上级到下级去巡视，不但要很明确传达党的政策，尤其是要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工作方针与办法；要经常深入基层组织实地考察，对相关负责人要做深刻的考察，鼓励工作精神，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也要多召集支部党员会议并相应参加当地支部会议，吸收基层党员与群众的意见，努力解决当地一切疑难与纠纷。二是加强党员的教育与训练：1928年8月，河南省委就组织工作问题指出，训练与教育的缺失使加入者政治觉悟与无产阶级意识薄弱，“以致理论的饥荒，政治头脑的缺乏”，甚至发展为“对党不认识，对工作不负责”，到最后脱离党组织自由行动，滥用职权等投机行为，“成了极其普遍的现象”。我党认识到训练与教育的缺乏也是造成党员对革命事业怀疑动摇进而投机甚至叛变的重要原因。故而我党通过训练与教育，在努力清除党内投机分子的同时，也致力于肃清部分党员雇佣、投机革命的心理，以达到消除党员投机与叛变倾向的目的。事实上，我党在诞生后不久便关注党员教育问题。作为国共合作办学的产物，被誉为“革命熔炉”的上海大学，我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入学者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定其理想信念。据初步统计，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与广州起义的上海大学师生达30多人，在此过程中涌现的何挺颖、许继慎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鲜有投机分子，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党在党员教育上的努力，也使参加革命的上海大学师生形成高度的思想觉悟与坚定的理想信念。大革命失败后，我党通过更为积极、严格的举措教育党员，消除党员不正确的观念，逐步清除党员投机叛变的现象。1928年2月，山东省委就党员教育问题指出，在教育工作上，应将关于党的政策方面的材料以通俗化形式分类编印并分发各地作为教育材料，还要在日常工作中具体指出党员言行上的问题是“合乎政策精神或是属于机会主义”，以便让党员了解、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达到教育效果。同年2月，广东省委在给琼崖特委的信中指出，对仍在党内的党员，特委应将省委提供的材料作为系统的大纲，在党内对革命湖流高涨与低落问题、改组党问题、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国民党叛变问题、什么是机会主义问题详细讨论教育党员。对叛党者中“仍有希望者”认真教育，对甘心叛党者以强硬手段对付。我党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常以“训练”形式展开。1928年6月，安徽临时省委就党员“训练”问题指出，各支部不仅要重视对新加入党员实行经济斗争与政治运动中的“训练”，而且应经常在支部会议中报告政治新闻，讲解党的方针政策，使新加入的党员了解到“加入党不是来得好处，是来吃苦的”，进而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与政治知识，巩固党的组织基础。同年7月，福建临时省委明确提出，缺乏“训练”是造成部分党员动摇游移，无法领导革命斗争的重要原因。各级党部应加紧选拔工农活动分子，还应“告诉他怎样开会，做报告”，切实分配其负担实际的指导工作。显而易见，上述“训练”内容与前文所述“教育”很难区分。我党经常以“训练”为词，因为其形式与策略更为具体。1928年3月，广西特委就当前训练工作指出，除选拔党员分赴各区参加改组，分别开设普通训练班与特别训练班训练党员外，还将每年四月规定为“发展训练月”，以便积极“训练”党员，提高党内教育程度，造就中坚分子，预防党内投机分子问题蔓延。此外，各地党组织基于时间、党员的个人学习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相继开办各类训练班，以便训练党员干部，增强党员对党的策略与工作方法的深入认识，及时消除受训党员各种不良倾向。三是强化纪律建设：1928年7月，福建省委在扩大会议上指出，各级党部对纪律执行的疏忽是动摇犹疑、机会主义等反动分子留存党内而未被洗刷出去的重要原因。为此，我党制定了各种严格措施，在强调党员应严守纪律的同时，极力惩戒各种反动行为。1.建立秘密机关，保持日常活动的隐蔽性。我党对秘密工作的忽视导致了党组织频遭破坏，党员被捕、机密档遗失或被搜去的情况比比皆是。对此，我们党在日常工作中日益重视秘密工作。1927年河南省委鉴于秘密工作疏忽而遭到的严重损失后指出秘密工作须注意的原则：往来的档必须编号以便检查；明信介绍同志必须盖章；在机关负责人的住处，放档万不能合在一处，尤其是接头处更不能放置档；开会须按时集齐，迅速终结；组织上除正式负责人外必须有候补人的指定，以便必要时能继续工作。河北顺直省委在1928年的通告中列举了党的秘密工作的注意事项：每个党部都应设立秘密机关，这些机关只能由负责相关事务的党员了解；党的秘密档不能示与外人（公开的不在此例）；所有党的秘密机关，未经机关与负责人的命令或通知不得告诉其他人，更不能引其往来；在街上遇到组织的同志时，如无必要，不必打招呼，更不要直呼其名或“同志”字样；党员不能在个人通信中透露党内机密，被捕后不能招出自己知道的党内一切机密；长时间大集会应设置步哨。如遇紧急情况，应首先将档证物销毁。同年10月，福建省委也在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强调，凡超过五人以上的工人支部，必须按职业或工作分成支分部，每个支分部的党员不用知道其他分部的同志；支部只开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或代表会议，以代替支部的全部大会；支部及其支分部会议须设法在党员家中召集，禁止在交通机关召集会议；一旦分支部组织遭破坏时，也不会影响其他分支部组织。此外，针对党员泄露党内机密的情况，顺直省委在1928年7月通告中明确指出，对反动叛党有据或被捕后招出党内机密的党员应采取断然的处置，不可因犹豫不决而发生不良影响。2.采取严厉措施，保证纪律严格执行。安徽临时省委就党员破坏纪律的情况，在1927年9月工作计划中指出，凡破坏纪律者一律予以严办。11月，安徽省委通过第二次执委会决议，将畏缩消极的党员薛卓俊开除，而参加小团体的张统卫、戴松林留党察看，曹广化则给予警告。同时，四川临时省委惩处了有投机、消极等反动倾向与行为的党员并上报中央组织部执行党的纪律。考虑到党员违纪原因的复杂性，我们党在执行纪律时往往会广泛征求党内意见。河南省委在1928年8月通告中强调，只要触犯纪律就不能放过，但纪律的决定要经过各种大会详细讨论，处分不宜过分或不及，执行纪律时要向被处分者郑重宣布并说明其意义，宣布后还应切实考察其是否能切实接受与改正错误。对被处分的党员使全体党员明了、拥护决议并共同考察，将党内投机分子清除出革命队伍。1928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在临时扩大会议上提出，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小资产阶级新绅士甚至地主豪绅。1929年12月，湖北省委更是指出，党并未注意质量上的发展，“甚至富农也混到党的里面来”，尤其是在纪律方面。1928年8月河南省委指出，党在纪律的执行上不是处分的分量不正确就是不执行纪律，即便在执行时也没有正式讨论。党员训练工作缺乏导致多数党员并未明了党员对党的关系与责任，部分党员入党时就不甚明确入党动机，对共产主义缺乏坚定信仰，加上训练与教育的缺失，使得部分党员毫无政治觉悟，甚至表现出投机等反动倾向。早期我党混入投机分子是幼年的革命政党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折射了现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四、读好毛选才能清除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
怎样将真正的同志与投机分子区分开来，怎样将投机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这是新中国发展党组织的过程中不得不思考、进而不得不拿出解决办法的问题。任何一个组织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都要吸收新鲜血液，都要经历“泥沙俱下”的过程。于是，怎样将真正的同志与投机分子区分开来，怎样将投机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便成了组织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思考，不得不拿出解决办法的问题。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唯一可取的是正面问题、解决问题，以使得在之后的“进食”过程中，减少被“噎”的几率！防止投机分子对革命事业造成不良影响的方法有两种，在发展组织力量时尽量避免投机分子的加入，在革命事业的推进过程中筛选出混入其中的投机分子并及时清除。各类人群对革命事业的态度都会受其特定的阶级地位影响，即其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影响。当然，因为只是一个总体判断，所以，对其中的特殊情况要得就事论事。在总体上，经济地位在社会中越是低下者对革命事业的态度越积极，经济地位在社会中处于中间状态的者对革命事业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经济地位在社会中越是处于顶部者对革命事业的态度越消极。又因为只是一个总体判断，所以对其中的例外，比如工人中的工贼；对其中的特殊情况，比如各阶级中因通过理性的思考明晓了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而坚定地站在了无产阶级一边的共产主义者；我们还是得通过在革命事业的推进过程中，才能给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可就算如此，在整体上制定出“依靠贫农，争取中农，反对富农、大地主”的政策，一定是断然无误的。发展组织力量时尽量避免投机分子混入，只能通过对参加组织的人员的实事求是的阶级分析并从此种阶级分析出发初步判断出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态度并据此作为是否让他们加入组织的衡量标准，至于他们是不是投机分子则仍需通过革命的实践验证。毛主席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称：“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要充分注意，拒绝敌人与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这类分子，已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与政府者则要靠真凭实据坚决而有分别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对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分配适当的工作，要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与群众化”。毛主席在这里说的是发展知识分子应秉承的原则，但其实也可作为发展一般人员应秉承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革命实践是检验一个人，是真革命者，还是假革命者的唯一标准。毛主席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称：“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与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该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的分子”。毛主席要求根据革命事业的发展形势不断选拔能符合革命事业发展要求的积极分子替换掉不再符合革命事业发展要求的相形见绌的分子，但绝大多数假革命者在革命实践的不同阶段都是相形见绌的，消极怠工、两面三刀、推诿扯皮、阳奉阴违……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所以总是会想各种办法阻碍革命实践的向前推进。当然，也有一些较为高明的“潜伏者”，他们追求的是“一剑封喉”，于是也就能表现出，一个“积极分子”应有的一切，甚至不惜血本混进党内高层，时机成熟时再去完成“偷天换日”的图谋。前者的马脚是极容易露出来的，于是我们也就容易，将其及时清除；后者的城府是极深的，于是我们很容易，受到他们的伪装蒙蔽。但“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再阴险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只是在被猎人绞杀之前有可能撕下猎人身上的一块肉。但也不宜因此而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尤其是在他们还没有露出狐狸尾巴我们又还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时即不可不能或不该对其有所行动。“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那是汪精卫式蠢猪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另外，“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完美无瑕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投机分子也是不可断绝的。其实，对投机分子，我们也完全无需赶尽杀绝，只要对他们保有压倒性的力量优势，让他们不能影响革命事业的向前推进，让他们没有为非作歹的机会，甚至是能在他们采取冒险行动之时，能有能力将其及时绞杀便可。毛主席说过，“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毛主席强调：“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也有可能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有可能引出坏的结果”。反面教材也是要有的，因为这能增强我们思想上、行动上的免疫力。当然，我党在任何时候都要对投机分子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五、“党要管党”的前提是清理党内投机分子
山东大学教授张锡恩曾在2013年5月18日的《南京日报》上就健全党员退出机制建议通过实行“荣誉党员”分离与“预备党员”延缓分离将正式党员缩编三千万左右，加上生老病死的自然淘汰，党员队伍可望回归到十四大时的五千万左右。他认为，或许这是可参考的党员“适度规模”的参考坐标。这位学者倒是说到点子上了，现在的党组织摊子太大，不仅于质量无法保证，相反还有可能混进投机分子而把党的形象搞坏了。现在党员的身份变成了“获取个人利益”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有可能少了更多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战略的高度来讲，中央已意识到这个问题。2013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研究部署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与管理专题会议上强调，要强化党员管理，建立规模适度的党员队伍并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这是有远见的战略举措。政党建设与发展问题可谓是世界性难题。历史不止一次证明，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并非取决于数量。苏联共产党有几十万党员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几百万党员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几千万党员时却丧失了执政权。对有九千多万党员、占全国人口的6%、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我党而言，苏共的前车之鉴警示作用不容小觑。中共只有不断提升党员质量、份量与能量，才能保证长期执政，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对上千万党员的缩编不亚于一场巨大的战役，要害是将什么样的党员清除出党或用什么办法保证党员的质量？什么才是中共正式党员的基本标准？当年讨论过中共面临的“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与消极腐败的危险，而真正的党员理应是有精神、有能力、为民与清廉的。在精神懈怠的方面，关键是党员对“四个自信”的态度与认识，有的党员干部迷恋鬼神，甚至信仰某种宗教。党员不能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还谈什么精神信仰？在能力不足的方面要看一个党员是把“会学习”放在首位还是把“会玩”放在首位，一年又一年的时代进步与创新，我们还有多少党员能跟上步伐。在脱离群众的方面，有的官员提出“替党说话还是替群众说话”，有这样的想法与说法的党员必须开除，因为其骨子里已把党与群众对立起来。党员干部的“特权思想”，尤其是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问题要严查深究。在消极腐败的方面，不作为也是一种腐败，这样的党员岂能对其中一呼百应？标准当然好定，问题是执行起来太难。很多腐败分子居然都还能保留“党员”的身份，而“双开”却很难。因此，如何才能实现缩编？有三点是相当重要的：第一，必须严格标准，特别是对腐败分子一定要“零容忍”。凡是达不到有精神、有能力、为民、清廉的党员必须清除出党，包括开除与劝退。特别是对查实的腐败分子，最起码的惩处是开除出党。其次，认真整风是一项强力措施。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尤其是在党中央的八项规定的执行环节，将顶风作案、一意孤行的党员或开除或清退，这种党员在思想上完全腐烂了，即使还没有确定腐败也为时不远了。因此，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党员，一经查实都要及时开除出党。还有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在于，不能让党员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权力的象征，而应是理想与奉献的特征。除了思想上的教育整顿，还得在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党员不是冲着权力与地位而来的，尤其是在今天“个人主义”极度放大的时代，一些党员将个人利益至上。这里面的制度问题就在于，权力的问题，权力应受到怎样的制约、怎样的监督，也许不是每一个党员都会有，但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后的党员就有了。当然，在清除不合格党员的制度问题上，更值得探讨，那就是要探讨一个更加有效的党内民主与社会监督制度，通过民主、监督的方式，靠党内力量与社会力量清除党内的投机分子。
六、高校应首当其冲严防投机分子混入党内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规范》明确要求：我党全体党员与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廉洁自律，接受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高校师生入党比例很高，所以也是严防投机分子入党的重点。“上梁不正下梁歪”，高校党组织混入投机分子则危害性更大更长远。厦门大学“洁洁良事件”曾引起社会得广泛关注，作为学生党员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不能严于律己，严重触犯国人爱国底线，更无法达到《中国共产党员廉洁自律规范》的要求，这种表面“品学兼优”的“优秀党员”里的“双面人”是从严治党必须关注的对象。现在的我党有着九千多万党员，要靠严明的政治纪律确保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各高校应加强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考察，严防投机分子混入党员队伍。学生党员大多入党时间不长，却是公务员考试队伍的主力军，高校加强学生党员的思想考察，更是确保投机分子无法进入体制内的一道城墙。学生党员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随时要发挥好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七、党内投机分子的十六种常见行为
各色投机分子都是见空子就钻、见漏洞就上，衡量一名共产党员是否是投机分子首先要看他敢不敢立场坚定地宣传《共产党宣言》而旗帜鲜明地主张消灭私有制。党内常见的十六种大投机行为：工作投机，在工作中投机取巧也许能让党员便利一时，但从长远来看有百害而无一利，投机取巧不如愚公移山脚踏实地，比别人慢没有关系，但不可心浮气躁；货币投机，比特币、狗狗币等虚拟币的暴跌导致全球无数散户血本无归，其投机性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再发作的祸根，党员更要克服一夜暴富的心态，远离这些货币；房产投机，买房不为居住而是为投机也很危险，现在房地产领域的核心问题是泡沫越来越大，2019年疫情爆发前夕房价就已阶段性见顶，房地产终将告别只涨不跌的时代；革命投机，充分认识宋江投降派的丑恶面目，对宋江混进革命队伍的经历与动机仔细地剖析，要清醒认识到宋江从投机革命到叛卖革命直至镇压革命的全过程；移民投机，党员移民者往往有抱美国大腿的投机心理，随时有可能像朝鲜战争期间的吕超然那样冒充中国人而更难识别，这种移民者往往会认为中国在美国压力下会吞下印度侵略的苦果，所以最擅于“碰瓷”式投机；左倾投机，右倾与左倾都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尤其是“左”倾机会主义直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红军被迫长征；杀良投机，战场上太危险，为了避免东窗事发，有的党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投机取巧杀良冒功，急于立下战功而狠心将屠刀对准无辜的老百姓虚报战功；政治投机，从政后政治色彩随着政治投机活动而变化多端，区别于策略性的伪装，党内政治投机分子专指政坛上的骑墙派，没有足够的决心把信念付诸行动；市场投机，毛时代基本不存在“天价”乱象，因为专门设置有“投机倒把罪”，该罪取消后物价管理部门失职，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倒买倒卖等牟取暴利现象泛滥成灾；经济投机，实体经济凋敝而投机火热是资本主义最后总危机的特色，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往投机领域倾斜，这种不劳而获快速赚钱的倾向绝不是健康的经济现象；入党投机，过去投机分子混入党的队伍，残酷的环境能起着大浪淘沙的作用，现在投机分子入党主要是为了自己以后的利益着想而不是志向伟大与为国为民；押宝投机，在毛时代歌颂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时代结束后转而控诉十年动乱惨无人道，这种见风驶舵玩押大小的游戏很无耻；资本投机，现在全球近四十个发达国家的财富总与不抵索罗斯一个人财富，靠投机孕育出来的世界富豪正在吸吮全人类的鲜血，劳动者沦为资本随意摆布的奴隶；股市投机，中国的证监会等金融领域那些亲美派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就在于帮助西方金融大鳄猎杀中国；权力投机，与“庸官懒政”泛滥成灾息息相关的是当权者“吃拿卡要”，未能堵住人情“偏门”，不能公平公正地防止权力“投机”，通过权力寻租双方都能获得好处；信仰投机，无论多么崇高的信仰都经不起投机者的玷污，红旗倒下意味着千万人头落地。马云所谓的“996是福报”太反动，劳动者本该信奉勤劳致富。
寓言中的兽类与鸟类交战，兽类要胜了就加入兽类阵营，禽类要胜了就加入禽类阵营，蝙蝠最后沦为两边共同的敌人，党员岂能禽兽不分？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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