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正历史观，是在民营经济问题上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前提
——答胡德平（黄髯）先生的《再商榷》
自8月15日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发表《紫虬：“绝路”还是辉煌通途？——驳胡德平先生的民营经济论》（以下简称《绝》文），胡德平先生8月22日在“百年耀邦”公众号上发表了《十问“昆仑策”紫虬先生》一文。
为此，我在8月27日作了答复《为了在中国更好坚持马克思主义——答胡德平先生十问》（以下简称《答十问》）。可让人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胡先生的质问文章尽可在公众号发布，而我回答他的文章却不让在公众号发布，故只能发布于昆仑策网站，链接为：
http://www.kunlunce.com/e/wap/show2022.php?classid=16&id=171424&bclassid=15。
8月28日，以“黄髯”署名又在“百年耀邦”公众号发表了《再与紫虬商榷：墨守陈规教条，拒绝完整地贯彻马克思主义才是一条绝路》（以下简称《再》文）。
《再》文称之“再与”，一定是把《十问》作为初次商榷了。鉴于《再》文反映了《十问》的思想根源，又在讨论中首次提出了“修正主义”这个大题目，故对胡德平（黄髯）先生的“再商榷”将分篇答复。
本文发表前，又看到胡德平先生9月4日在“百年耀邦”公众号上发表了《答紫虬先生长篇新作（之一）》，则将另文答复。看来胡先生在公众号平台发文是畅通无阻的，而我的回复却受到限制不让发，这如何公平讨论问题呢？故劳请胡先生发表回复文章时，都附上我文章的昆仑策网址，以方便读者全面了解。
一、《再》文张冠李戴，离开基本经济制度
《再》文指控《答十问》和《绝》文“墨守陈规教条，拒绝完整地贯彻马克思主义”，开篇二话不说，劈头宣告是两个“反对”：“反对与时俱进看待民营经济”，“反对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帽子很大，但张口即指责的是，“仍然坚守19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学对私有制的定性，认为这是一条通往剥削和奴役的道路”，熟悉的句式和字眼，不经意露出了哈耶克攻击公有制的语气，却毫无逻辑。
《再》文所说的“19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学”何曾认为私有制是“是一条通往剥削和奴役的道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富论》说，“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都由于国库岁入想象上的权利而被侵犯了”；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萨伊认为，“要是没有社会的联合力量保护个人财产，就不能想象资本的存在，因为资本只不过是在政府保护下所积累的价值”（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在同一时期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还有其他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吗？古典政治经济学混淆劳动和劳动力价值，庸俗政治经济学通过生产三要素，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土地－地租的“三位一体”公式，都将私有制看作天经地义，它们不过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坚定捍卫者，它们的阶级属性早已被马克思定义为资产阶级。
那么，在19世纪，和传统观念决裂、消灭私有制的，只有《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不是错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对私有制的定性互换、张冠李戴了吗？
相信我们彼此是本着宪法“公主私辅”的规定来讨论的。宪法规定，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明明是讨论的着眼点是“公主私辅”，怎么成了“反对与时俱进看待民营经济”？在经济存量上已经“主辅颠倒”的现实下，请告诉我，按照《再》文的“与时俱进”，还要“进”到什么地方去？莫非是按照经济成分存量比例修改宪法，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经济基础？相信这不应该是胡德平先生的想法，但“黄髯”先生把您拉下沟里了。
至于指控《绝》文和《答十问》反对“完整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学说，只认为符合苏联模式教条的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没有论据支撑，是欲加之罪；所谓“而介绍马克思的其他论述都是在搞意识形态和平演变”，倒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引起第二个问题。
二、“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岂可歪曲社会主义发展史？
《再》文主张“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但是，《再》文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否定。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不可能解决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把四史教育常态化。在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中，需要解决的，正是《再》文中一类的错误观念。
《再》文认为，我们坚持的“不是某一节点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从前从苏联转手进口而来的、经过删改的马克思主义”。“苏联为了推广其政治经济模式需要，也垄断了国际共运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
苏联解体后，帝国主义在共产党内的代表势力，丑化、歪曲历史，企图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作无害化处理，延续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拉旗造反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斯大林的苏联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所谓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在肃反后，经过苏联官方人为修正或删减的二手产品”的提法，以及苏联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有以下原则错误：
1、斯大林的肃反，镇压的主要是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反苏反共者站在被镇压的反动势力一边，竭力把关注力引向扩大化错误，对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后尖锐的阶级斗争拉偏架，大肆鼓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反共分子拿着大肃反说事的惯用手法。苏联解体后，丑化大肃反，也乘机丑化中国的“三反五反”，攻击毛泽东运动不停，反苏反共反毛斗争战线一贯壁垒分明。目前，这种反共宣传带来极坏影响，历史假象充斥社会，在网络上，有的错误观点往往营造出人多势众的小局面，因此，看待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不能受斗争复杂性的影响。
2、社会主义高潮在不同的阶段发生在不同的地域，19世纪在西欧，20世纪前半期在苏联，之后至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也在验证着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客观必然性，其中自然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原意的深层次理解。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的总结，只能以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为主，正如现阶段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研究，以中文为主一样。特别是苏联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第一次有条件运用国家力量抗击资本主义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围剿，只有反共势力才将此丑化为所谓的“受制于苏联，苏联为了推广其政治经济模式需要”。《再》文说明胡德平（黄髯）先生的屁股坐歪了。
3、在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当然也不仅是翻译词义问题。语言作为精神范畴，要服从存在决定意识，正确反映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实践。一些人动辄希望修改翻译原著用词，把对社会矛盾的认识的对立误导到语义多解，或语言语种的差异上去。一些形式上的语言学术论争，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践相结合中正确与错误立场的前哨战，在关键问题上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的。一些同志包括胡德平先生及《再》文作者，往往不明白这一点，在思想方法上，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和认识论，局限于语言学论争，自然只会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受到误导。
4、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经过了不断深化，所谓“垄断了国际共运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有几种情况必须要分辨清楚。一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能够自我批评，从行动上加以改正。如抗美援朝对帝国主义的抗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错误成见，这些通过斯大林去世前对中国的倾囊相助表现出来。这和赫鲁晓夫开始的修正主义和勃利日涅夫的社会帝国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另外，即使在国际共运中，也存在着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后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和尊重，不同于同时期斯大林对中共的路线。
5、马克思主义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共同的思想财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反映，是全世界人民翻身求解放、消灭不公正的精神财富，谁能垄断得了？
6、苏联和苏修是两个政治概念，前者指列宁斯大林苏联的社会主义阶段，后者指赫鲁晓夫及以后的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反共背叛构成的变质阶段。两个大的阶段，代表着十月革命和反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冰火不容。以胡德平先生的年纪和阅历，应该十分清楚，怎能容忍《再》文照搬西方用国家名称笼统代之，行反苏反共之实呢？
《再》文的苏联“垄断了国际共运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否定的是列宁为保卫十月革命而领导的反修斗争，这是基础知识不足，还是立场混乱？《再》文不分阶段、不做分析地说“受制于苏联，苏联为了推广其政治经济模式需要……”的立场和说法，完全可以被苏联解体后的反苏反共逆流利用。以错误的历史观怎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又怎能指导民营经济呢？
三、什么叫“墨守陈规教条”？
《再》文以自己错误的历史观，提出含混的指控：“……各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习必须以苏联官定版本为圭臬，其他来源都视为修正主义。”《再》文自讨论以来，首次提出“修正主义”。那么，被苏联视为修正主义的，首先是受到列宁等人严厉批判的伯恩施坦。
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施坦摆脱了监督，凭借恩格斯遗嘱执行人之一的身份，气焰嚣张起来。他一边批判所谓教条主义“会引导到空想主义”，一边鼓吹，“谈论（资本主义）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为了反对10月革命，伯恩施坦反对暴力革命，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是“军国主义”；1920年，伯恩施坦称他的《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本书“为了党的利益而对教条观点”进行了批判，因此获得列宁给了他“以叛徒称号的光荣”（1920年版跋）。
伯恩施坦的假马克思主义自然受到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共的迎头痛击。这有什么错吗？至于被赫鲁晓夫和之后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视为修正主义”，不过是贼喊捉贼，和列宁斯大林批判伯恩施坦完全不是一回事，怎么能一锅煮呢？
关于“墨守陈规”、“教条主义”，毛主席有段话，批评的是意大利共产党的修正主义倾向，“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毛泽东年谱》1963.2.18）。
在常见的争论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样判定是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呢？就是毛主席说的看是否脱离了群众。无论教条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都是脱离人民群众的。不信任人民，必然害怕真理。胡德平（黄髯）先生能否跳出小圈子，听一听看一看也是在一些特定场合下，如有明显资本印记的网络和媒体上，往往在发言权上处于弱势的，也是你们往往听不到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所有制的意见？包括几千万下岗工人对国企公有制改制中的杀鸡取蛋、另起炉灶、少数人得利的倒行逆施行为持续二十多年的否定；包括各时期人民群众对私有经济侵吞公有资产、资本无序发展的谴责；包括对广大的企业员工从改革的主体力量质变为改革的对象和就业包袱的失落；包括对抹杀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可以营造积极劳动、严肃劳动、安置就业等光辉历程的歧视甚至敌视的反感和反对；包括对全社会先富带后富的失望等等。
脱离了群众，就会完全不加分析地接受西方私有制理念，把国企改革本来建立市场主体，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管理方式的变革方向，改变为削弱公有制，把出路寄托在私有化上；就会把探索公有制的更好实现形式操作成以资本为中心，鄙薄劳动，取消工人管理企业、监督权力的地位，纵容国企的权力腐败；就会把中小公有企业的建立，或民企的不同形式的公有变革设置成禁区或盲区等。根子都是思想上拥抱西方经济学，把私有制视作天经地义，在行动上就不是自觉地执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是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牵着鼻子、丧失方向，千方百计制造出各种“说词”力推全面私有化。
在这样的思想路线下，批评“墨守陈规”、“教条主义”，就和伯恩施坦攻击列宁，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攻击毛泽东，在方向上发生了巧合。其实，除了被媒体放大了声音的那些少数学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哪有这样的声音呢？老百姓心中是有明镜的！
历史在发展，马克思主义面对的历史条件也在变，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对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态度。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不断提出“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今天围绕民营经济的争论，回避不了不同的生产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回避不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传统的惯性，这是《再》文提及修正主义所带来的一些思考。
《再》文通篇强调“完整地贯彻”“完整介绍”“完整理解”“完整地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某一节点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看看《再》文是怎么示范的。
四、警示：谎言还是误解？
《再》文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观察思考写作长达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中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即便是对待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变化非常大，正像恩格斯1895年3月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坦率说的那样：‘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这段话看起来挺有诱惑力。
那么我们就需要首先说明一下真实的背景情况：恩格斯生前所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恩格斯结合客观形势发展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情况撰写的论述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斗争策略思想的重要著作，主要是针对性地说明1848年至1850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条件还不成熟，“还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末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1851年的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国本身必定要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图臻于成熟的条件。”“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至于“普选权在法国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滥用而获得了一种恶劣的名声。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能去利用它了。......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一切严肃的反对党派的通例。瑞士试行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重又提出了这个要求。......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恩格斯文中的这些主要论述，能够证明他改变了他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结论吗？能用灵活的革命策略否定坚定的革命原则吗？稍为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人，恐怕都不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想用恩格斯晚年的这篇著作来否定马克思恩格斯长期坚持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显然可笑之极。
其实，当年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就干过这种篡改恩格斯原意的蠢事。1895年3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目是《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企图把恩格斯说成是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拥护者。恩格斯感到非常愤懑，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议，反对这种歪曲他观点的做法。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强调要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把“前进报”在发表导言上的这种不光彩做法告诉了他。在马克思的著作出版单行本前不久，由于恩格斯的坚持，1895年的《新时代》杂志第27期和第28期专门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不得不被迫作出了一些删节，导言的全文也还是没有被发表。但即使经删节后发表的导言，还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质。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虽然掌握着导言的手稿，但始终不让读者看到导言的全文，他们只字不提迫使恩格斯在校样上作某些删节的客观情况，并对导言公开发表的文本进行歪曲，说什么恩格斯在他的导言（他们把导言说成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中重新审查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几乎站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上。修正主义者力图以虚假地引用恩格斯的话来掩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和对革命原则的攻击，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下面我们再看看《再》文是如何“表演”的：
谎言或误解之一：此处《再》文引用了恩格斯两段话，实际上在恩格斯原著中是同篇文章中分别在三处针对特定对象条件的三句话。关于第二段话，《再》文把相隔很远的两个句子用引号“编辑”成了一段，如同今天P图。如此引用，意图造成一种假象：恩格斯的两处自我批评是指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对待私有制的态度错了。”断章取义外加拼凑，这是什么学风呢？
谎言或误解之二：“即便是对待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变化非常大”。有没有这回事呢？
就在此文之前不足5个月时，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都从未作为一切生产者共同的形式存在过，……；或者是公共占有……；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1864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写作中，指出了股份制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到1894年出版时，恩格斯对30年以来飞速发展的股份制做了以下评价：“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用具体的剥夺时机展望了《资本论》第1卷提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种剥夺，始终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剥夺，哪里有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对私有制初心已变？1892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说，尽管年龄三倍于当时，重读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
《再》文说“……生产关系的新变革，可以有效改变过去的私有制，导向一个解放生产、解放劳工的结果，而不是通过彻底消灭私有财产来达到”。生产关系的第一位的内容是所有制，此处生产关系的变革当然意味着对过去私有制的变革。在民营经济实践中，对于维护私有制者来说，这又是一个无解的矛盾。什么叫有效？一种私有制的改良（如引入股份公司制度）是有效的吗？它从自身机制上，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垄断、脱实向虚等致命弊病，吴小晖被没收私人财产105亿，还有若干“吴小晖”尚待暴雷，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无效的。华为早期，任正非在二万多元原始股权被退回后，是办私有公司还是全员持股，是和老父亲商量的。这是在私有财产天经地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观念中的“天人交战”。今天华为“财散人聚”的局面，围绕劳动奋斗，排斥资本进入，运行着一定程度的自主的联合劳动，最初是得到了饱尽旧社会风霜的老父亲的关键鼓励。没有共产党人带领，挑战私有财产，《再》文的“解放生产，解放劳工”只能是虚伪空谈。
谎言或误解之三：摘录《再》文：“‘废除私有财产’的目的是建立‘个人所有制’，而不是建立国有制。马克思明确指出：‘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段引用故意掐去马克思的“而是……”之前的“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故意无视马克思特指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故意混淆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公有制上的消费品个人所有制。
谎言或误解之四：《再》文说“即便是对待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变化非常大，正像恩格斯1895年3月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坦率说的那样：“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恩格斯所指的“幻想”和1848年斗争方法“陈旧”，明明指的是后文的“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斗争策略的变化，被《再》文说成是恩格斯对私有制的“态度变化非常大”，如此移花接木手法，令人眼熟。
恩格斯写《〈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4年后，伯恩施坦歪曲说：“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为《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马克思和他在估计社会主义发展和政治发展所需时间方面所犯的错误”（《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把恩格斯在此文重提《共产党宣言》早已提过的争取普选权斗争方式的合法运用，歪曲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政治遗嘱”，以反对十月革命，这是老牌修正主义用过的老套路，受到列宁迎头痛击。伯恩施坦们犯了一个肤浅的错误：仿佛读者不会阅读全文。
先推出假的结论或者扣上帽子，再推出假的论据，是《再》文全篇的论证手法。显示了《再》文“商榷”的质量之低。我们也就看到了《再》文通篇强调“完整地贯彻”、“完整介绍”、“完整理解”、“完整地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某一节点…… ”的庐山真面目。
五、社会主义中的的官僚主义经济现象只能用私有制解决吗？
《再》文所谓“那些不承认私有财产权，只看私有财产其弊，不看私有财产之利的国家，往往选择了以计划模式代替过去经济制度。但是新的模式，其实都不能解决人民真正所有的问题，最后往往沦落为官僚经济”。
用私有化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一些人的发明，很有蛊惑力。其实这种由奥地利学派的反苏反共观点由西方经济学引进，在今天已经反映了私有经济存量主体化后，对我国上层建筑的侵蚀和影响。吴小晖已经暴雷，一些私企面临暴雷，危在旦夕，这些“民”企利用各种背景谋利，注册海外，家族资金存往国外，又占用国家银行天文数字资金，挟持中国宏观经济，已经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毒瘤，有谁敢说没有官僚主义特权？吴小晖等巨富在经营方式、化公为私、聚敛财富上的狂野，无论在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罕见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请问胡德平（黄髯）先生，吴小晖的安邦集团迅速膨胀，资本粗暴倾轧社会利益，是计划经济所致吗？或是吴小晖排斥了官僚经济？这岂不是在质疑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原则下，私人资本在收买官僚势力上势如破竹，导致大面积腐败的效力吗？
实际上我国私有经表现出的相对活力，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期间公有制企业商品生产者的交换地位不足所致，这是私企在一个阶段内的相对优势。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蒋一苇同志，提出了“企业本位论”和“员工主体论”，把毛泽东同志总结的农业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的原则精神，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精神，鞍钢宪法精神运用到工业企业，这都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尊重劳动者管理地位和尊重价值规律、尊重商品生产规律，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扩大了公有工业企业在商品市场中的主体作用和独立作用，较好地解决了遗留弊病。
但是市场主体一旦形成，就必然带着生产的盲目性，自发淡化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特别是私有资本形成后，利益最大化成为私企的自发机制和赤裸裸的经营方针。按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客户为中心绝不仅仅是营销手段，而是通过使用价值生产，为社会实实在在的创造物质财富和便民服务，把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效益还给社会，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而不是少数人占有，因此必须计划调控。
按当前民营经济范围，有外资控股，或利益输送国外，传统上被称为买办型企业，有劳资分明的私企，有劳资一体的合作生产企业，还有占市场主体数3/4的大量个体劳动者。对它们的安置就业，上交税费，满足社会需求，担负社会责任等积极因素的鼓励、支持是毫不动摇的，对其自发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利益输外、损害社会等行为约束、引导也是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就是现阶段对民营企业中私有制的扬弃。
今天凡是把“市场决定，政府有为”处理好的，没有不做好宏观调控管理的。认真实施中央“三降一去一补”，抵御债务经济，解决前期的无序生产，以人民福祉为经济目的，真正地不以GDP论高下，才能为市场主体营造健康环境。任正非说，所有管理都是成本，唯一需要做的管理就是做服务。所有的计划手段都是通过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市场主体，服务基层体现出的，这种服务在淄博，在许多地方都有体现，它反映的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的创新。在理论、政策形成中，把计划经济手段和价值规律绝对对立起来，盲目设置禁区，不能客观全面地认识计划经济计划手段的优势和弊病，对计划经济污名化、标签化、概念化，不仅是我国经济战线当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新自由主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表现，各地同志应当有对西化派的免疫力。
官僚主义和腐败，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在市场经济时期同样也存在，相对于苏联解体和我国腐败大案的连绵不绝，两者不分伯仲，有什么依据只有私有经济才能克服腐败和官僚经济呢？受到敌视公有制的哈耶特的影响，这个观念扩展后，把市场主体和私有经济等同化，形成只有私有经济才能解决就业，只有私有经济才能社会投资，只有私有经济才能科技研发等等，把对商品生产者市场主体的期待错解为对私有制的依赖，这是新自由主义早已破产的主观论调带来的误区。但在我国，这种论调成为私有经济主体化的支柱理由，甚至作为决策依据，事实上已经封杀了中小公有企业的产生路径。紫虬的《我国私有化优于公有制假象是怎么产生的？——兼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有一定的独立性》作了部分有关分析。
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自我革命”，习近平同志提出“群众路线是我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方法”，党正在建立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机制，官僚经济，官僚主义特权，只有在党中央领导下，在人民群众参加的反腐斗争中不断解决。而《再》文夸大、美化私有制在反对官僚经济作用中的立场，只是在为私有化推波助澜而已。
六、割裂生产和分配、消费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吗？
《再》文认为，“还有人认为私有制必然导致剥削和两极分化，这其实低估了社会制度的能动性，社会制度完全有力量驯化和改造资本，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完善法治和二次分配制度，来避免这些问题”。
首先，私有制产生剥削导致两极分化是资本为中心生产的本质特征，是资本增殖的必然结果，空洞的所谓“社会制度的能动性”作为外部条件，并不影响生产自身的两极分化机制。特别是割裂生产与分配、消费，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萨伊的“三分法”，伯恩施坦也积极响应，一点也不新鲜。
伯恩施坦在标志着修正主义形成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要以“最大的冷淡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的工人合作生产，而鼓吹工人消费合作社“……作为工人组织，包含着充分的社会主义因素，足以把自己发展成社会主义解放的有价值的和不可缺少的杠杆”（《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194、196）。
如果按照伯恩施坦的逻辑，不触动私人资本垄断，不摧毁资本国家，依靠合作企业特别是成立工人消费合作社就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如果《再》文的逻辑成立，解放后我们也不需要剥夺官僚资本了，不需要社会主义改造了，只要在国民党留下的所有制结构上，国家“完善法治和二次分配”即可，岂不简单？
其次，从我国的市场经济实践来看，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完善法治”，往往是新自由主义纵容市场乱象的一个托词，他们对市场的无序从来不负责任，一句“法制经济”，对冲了资本的狂野和贪婪。法制解决不了剥削机制，只能保护表面上的资本公平。不是曾一度强调的“法不禁止皆可为”，反而掩护了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坑蒙拐骗吗？资本固然可以快速组织生产，但是，从地沟油到环境污染再到疯狂的债务经济、烂尾工程，几十年来，哪一项市场乱象不是祸害在先，而其成本总是让无辜消费者承担，让国家承担，最终由人民承担？
其三，寄希望于二次分配，公共服务，难道不依然还是私有资本制造两极分化在前，国家出钱兜底扶贫在后吗？扶贫只是解决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的机制依然普遍，牢固，指望“完善法治和二次分配”只是扬汤止沸。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还指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再》文把对待私有财产作为中国的“立国之本”，不就是要主张中国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财富，而广大人民群众过着不敢消费，不敢生育，不敢生病的“房奴”、“车奴”生活吗？这种格局能够持续下去吗？请问，胡德平（黄髯）先生自己有多少财产，而要为中国的亿万富豪背书呢？
回避私有资本增殖产生两极分化，又不能象任正非一样正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主动变革，就不能从根源上解决两极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过剩始终存在。以上问题不解决，高质量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谈何“私有制改进”？研究民营经济的同志如果不能摆正认识，只能成为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阻力。
七、贯彻“31条”，民营企业可以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坚作用
已经有民营企业在发挥中坚作用了，华为做出了样板。2019年令美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2023年，新手机在美国高官来访之日发售，作用等价于10多年前大国重器歼20。在帝国主义时代，华为和中兴被美国制裁后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怎样在全球建立最有生命力的企业制度，作为两类企业的对照总结本文不再展开，但华为从文化建设，分配制度和企业的全面改革上，高度关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警惕和拒绝资本，成为华为改革最深层次的内容。
任正非把员工批评的十个方面起名叫《任正非的十宗罪》放在内部网络，在公司内部掀起人人参与管理的热潮，并形成华为管理的传统，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鞍钢宪法在高科技公司的运用和发展。根据华为原党委领导的回忆，人们也看到了华为党组织的作用，党组织配合任正非抓住了企业管理最高层次企业文化的建设，形成了华为特有的汇聚世界文明，继承红色传统，海纳百川开放向上的企业文化，“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列宁），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如今，华为已度过严寒酷暑，渐入佳境，为全国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树立了标杆榜样。
下岗工人出身的河南许昌民营企业胖东来的领头人于东来，把员工当作合伙人，尊重每个人的劳动，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就可以创造出拔尖的商业服务，拒止国际商业资本，受到新乡、许昌政府和市民的高度赞许。胖东来的经验有待于总结，成功的深层次原因还是正确处理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有些问题也还值得深入研究，例如企业利润的员工共享与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等。
从华为和胖东来两个民营企业表现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来看，我们可以认为：1，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2，社会主义是雇佣劳动者头脑中的反映，3，社会主义是从现实出发，不是从观念出发，4，社会主义是和资本主义矛盾对立统一的结果，5，在多种经济成分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企业内在深层次的问题。
两家民营企业对劳动和资本关系的处理和企业活力、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总结。“31条”精神为此提供了指导平台。我们相信，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会不断出现新的大大小小的华为，民营经济就可以获得大踏步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在高质量发展中，每一个民营企业家、企业主集中精力搞好自己的企业，学习华为履行社会责任，至于落实宪法精神的公主私辅，不属私营企业主的能力范围，是各级领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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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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