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福建事变九十周年，马克龙提出参加“金砖峰会”被拒与普京取消南非行程有何等程度之关联？王毅再任外交部长与中国食品遭俄罗斯海关粗暴案安检又有何等程度之关联？布林肯访华前夕拜登表示希望能在年内会晤习近平，拜登如果要来，普京还会来吗？1949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谈判何以不欢而散？新中国外交何以“一边倒”？若须武统台湾又如何避免俄乌战争那种逐步失衡的军事格局？“三个火枪手博弈”的零和思维不适用于俄乌战争，但统战的正和思维呢？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如是总结我党的革命经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作为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作用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福建事变前后。鉴往可知来，如何将我党在福建事变期间的统战教训对号入座于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对中美俄三边博弈的外交政策调整？
福建事变为我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提供了关键依据,尤其是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框架提供了重要借鉴,对改进中国未来的台海统战也是有益的。1932年淞沪抗战停火后蒋介石将主张坚持抗战的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参加南昌起义后哗变的蔡廷锴对红军作战多次受挫而不愿再当炮灰了，于是联合有意反蒋的李济深、陈铭枢等国民党元老发动了兵变。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与蔡廷锴等仁人志士联名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取消外国的治外法权、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联共反蒋，但瑞金未能与福州有效合作而被各个击破。从福建事变到西安事变的量变向质变的递进一目了然，两次事变都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国民党的实力派为反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发动的，都有强烈的民族情感的冲击，都发动于“杂牌军”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之际，都因“剿共”失利而萌生联共意图并迅速付诸实践,都以救亡图存为最终目标，都是我党处境变迁的重要转折点，但二者又在具体目标、行动方式与最终结果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通过对比两次事变不难看出重要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往往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正确的统战策略是中国革命持续发展的重要法宝，我党实现从盲目向明智的发展是保障革命达到高潮的重要前提。福建事变一石激起千层浪，俄乌战争的拖延也不可能让中国一直局外中立。从蔡廷锴到张学良，从普京到马克龙，陈陈相因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总结我党从福建事变到西安事变的统战策略的演变,有助于预判以俄乌战争为重要标志的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的发展规律，进而甚至有助于加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顺利实现。
福建事变后福建一度成了红军出口钨砂的新渠道，为江西苏区支援了大量的资金与物资。但由于党中央执行的是王明极左路线，江西苏区逐步断绝与外界联系的最重要的资金与物资来源而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也是后来瑞金沦陷而红军被迫长征转战陕西的一个重要原因。建国后朱德坦率地承认，如果当年对福建方面维持统战策略，红军是本可避免失败的，进而也就不必爬雪山过草地了。闵赣统战夭折导致中国土地革命战争陷入低谷，由此带来的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战略转机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后来的《八一宣言》主张把包括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一切军队的国内各阶级、阶层与社会群体联合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侨胞与国民党内诸多派系纷纷响应。瓦窑堡会议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的一切力量反击当前的头号共敌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加快侵华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感召下，一年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发动西安事变而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挽狂澜于即倒，直到新中国重塑国际格局。建国后毛泽东曾在会见日本友人时直言不讳：“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的经历表明：什么时候坚持统战策略，什么时候的事业就能进步与胜利；什么时候放弃统战策略，什么时候的事业就会受挫与失败。眼下中国又陷入了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与金融战，进而有可能是台湾被塑造为另一个乌克兰，而突围之道如前所述已有迹可循，上合组织、“一带一路”与“金砖国家”都缺不得俄罗斯之资源鼎力。俄乌战争不可能打成十四年抗战，“奥库斯”又凭什么一直不让法国“选边站”？
从俄罗斯到法国，从普京到马克龙，我党统战何等复杂乃至艰险？比如近代中国生于农家的周镐曾考入的桂系“随营军校”的“蒋化”教育让他在政治测验中流露出反蒋情绪，因“思想不纯”被学校除名后就到上海参加十九路军了。淞沪抗战后他也被调赴福建“剿共”，福建事变失败后返回家乡，但途中以“共党嫌疑”之名被宪兵拘捕。负责审讯他的竟然是他的一位旧友，他被劝导加入军统的前身复兴社，过去的一切就此一笔勾销。但他参加不到半年又遭拘捕，罪名是“共产嫌疑”。他因查无实据而被保释后到军统任职，进而以精明强干、思想缜密得到军统核心成员周伟龙的赏识，这个军统元老、戴笠的结拜兄弟让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1941年他被调任重庆军统局任督察室第一科科长，先后干过邮电检查、缉私、谍报与督察，深受戴笠青睐而年纪轻轻就晋升少将了。1943年戴笠派他由周佛海内弟杨惺华秘赴南京，很快就结交了后来介绍他加入我党打入南京的汪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的共产党员徐楚光。周佛海将周镐安插到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处第六科任科长，他利用这一职务跑遍长江以北的伪军据点联络伪军头目。周佛海还让他掌管军事运输，进而结交情报局的徐楚光而被提供蒋汪联合“剿匪”军事计划与江浙日伪联合“清乡”行动计划。他还利用自己掌握的汽车、火车的车皮给新四军运送军用物资，甚至拿出很多钱款资助徐楚光作活动经费。1937年军统在撤离南京前夕建立南京站，1943年戴笠指令周镐为军统南京站站长，担负周佛海与重庆的情报联络工作专门搜集汪伪政权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以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少将军衔策反伪军实力派吴化文、孙良诚。日本投降后周镐领导的国民党地下组织迅速筹划接管南京日伪政权之事宜，逮捕了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鲍文樾、南京市市长周学昌等四十七个汉奸。官冈村宁次派参谋请周镐到日本军司令部“议事”，但一见面就将其软禁起来。戴笠将其带回不久又将其转至上海关押审查，理由居然是“贪污”。他逐步查出原因是自己触动了军统的利益，尤其是对大汉奸周佛海与重庆往来等绝密确保知道的太多了。戴笠坠机身亡后，他经军统旧友帮忙说情被释放了。被其湖北同乡、黄埔军校同学、华中局联络部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徐楚光策反后，先前的默契配合让二人无话不谈。徐楚光说：“蒋介石、戴笠当初派你来南京联系周佛海，是明修栈道而暗度陈仓，如果此事万一被你走漏了风声，他们怎么向公众交代？这次啊，戴笠不死，估计你这一辈子再也出不来了！”周镐说：“我这几年在南京是提着脑袋为党国干事，实实在在是为了抗日，不料竟栽在我当初最信任的人手里。抗战胜利，全国百废待兴，老百姓也苦苦挣扎了八年，有必要休养生息，可国民党的官场却在争权夺利，官员们继续贪污腐化，还在积极地打内战，真是令人心灰意冷到了极点！”事后周镐曾坦率地告诉妻子吴雪亚：“楚光是个共产党员，他为我指出了新生的道路，我已请他向江北那边提出申请，我要参加共产党。”较之于蔡廷锴晚年的风光，周镐在敌后的军事统战因为后援不力而夭折，新中国的功劳簿上难见这位幕后英雄的赤胆忠心。福建事变统战夭折之殷鉴不远，扛得住抗战却牺牲于内战的周镐等地下党先烈的殷殷热血白流了？
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极左分子如是大骂赵磊等温和左派的统战逻辑，“你不去号召俄国人民发动武装起义借美国之手除掉普京也就罢了，你却为资产阶级代言人普京洗地，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居然也会背叛革命，你这个叛徒！”“别看他平时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俄乌战争彻底暴露了他的右派真面目，开战没几天就大肆鼓吹什么普京赢了！”“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是资产阶级政府，狗咬狗一嘴毛。你帮俄罗斯你就是一条狗，资本家的哈巴狗！”“俄乌战争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凡是支持俄罗斯抵抗北约东扩的都是假马克思主义，凡是敢假美国或北约之手推翻普京暴政的都是真马克思主义！”“革命左派要坐山观虎斗，必须默认或支持美国火上浇油，让俄罗斯跟乌克兰往死里打！千万别停下来，早死早投生，战争引起革命嘛”……现在的俄罗斯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这意味着中国不能支持俄罗斯阻止北约东扩甚至默认海牙通缉普京吗？现在的普京像不像加强版的周镐、蔡廷锴？若不对俄乌战争捣糨糊而明确一个能让左派广泛接受的是非标准就是鸡同鸭讲，比如“谁是党员”或“谁更马列”。此类标准在标签上都能确保“政治正确”，但实操性差强人意，结果往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以这样的标准争论下去无非是比谁扣的帽子大。目前最靠谱的标准也许是：如果毛泽东能活到现在则会支持谁？在更好的标准尚未找到之前，这个标准不失为左边的同志们最该赞许的。当然，右派不认可这个标准而继续帽子满天飞，就是要拆我党的祖坟。如果左派能接受这个标准且想当毛泽东的学生则不妨预判一下毛泽东的好学生会支持得陇望蜀的北约还是无路可退的俄罗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属于资产阶级专政，而极左分子眼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无产阶级要推翻的，但按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即便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也会有敌我友之别，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理应支持第二世界的俄罗斯预防第一世界策划的颜色革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美国视俄罗斯为敌人，中国就应视俄罗斯为朋友。美国与俄罗斯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连极左分子也承认眼下第一世界的美国是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障碍，那么反击美国组织北约东扩的第二世界的俄罗斯就是中国的天然盟友了。普京反击拜登拱火乌克兰，极左分子扬言“绝不支持，绝不合作”，如此偏激显然有悖于毛泽东倡导的“三个世界”理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若毛泽东在世则一定会痛斥第一世界的美国将北约的导弹拖到第二世界的俄罗斯的边界，一定会以实际行动支持普京反击无孔不入的颜色革命。
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极左分子很难接受的是：“普京是资产阶级阵营的一员大将，我们凭啥要把他当作朋友呢？”福建事变前夕蔡廷锴曾派代表向中国共产党表达联共反蒋的决心，毛泽东认为这是我方扭转战局的难得时机，所以建议红军趁蒋介石无力东西作战之机从敌人力量薄弱的环节突围，转战江苏、浙江、江西与安徽的交界处开辟根据地。十九路军并不是共产党的部队，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也不是为了共产主义，但毛泽东认为只要江西与福建东西呼应就能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借鉴围魏救赵调动敌人就能对“中央军”形成腹背之威胁。起底于十九路军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当然不是无产阶级政权，但红军与之联合起来就能互为犄角进退自如。但毛泽东的建议被极左分子控制的党中央拒绝了，王明认为蒋介石与蔡廷锴都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结仇是因为分赃不平，所以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狗咬狗，一嘴毛”。更奇葩的是，三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断定蔡廷锴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才是最危险的敌人，认为那样的标签更有欺骗性。王明指责毛泽东“向资产阶级政权妥协与投降”，进而给毛泽东扣上“革命立场动摇的机会主义”的帽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隔岸观火，福建事变失败后蒋介石迅速腾出手来将兵锋转向瑞金，三个书呆子又转向了逃跑主义。“历史不能假设”，但在历史对照中澄清分歧的认识维度还是有必要的。十九路军在福建起义后想与红军联合起来反蒋，王明却要“等他们群殴，打个稀巴烂共产主义就降临了！”按今天很多极左分子的说法，毛泽东不仅不该支持福建事变，反而还要策反十九路军的士兵起义逮捕蔡廷锴与李济深，即使不能与蒋介石联手也不宜与反动军阀合作。但“革命立场不坚定”的毛泽东居然建议红军与十九路军联手反击蒋介石，在今天的很多极左分子看来不就是“叛变革命”的“资产阶级走狗真面目的大暴露”吗？对照“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排斥毛泽东与现在的极左分子明哲保身于俄乌战争，苏共分裂于和平演变时我党又有何种立场？有极左分子扬言：“不管怎么说，普京把俄乌战争的根源归咎于列宁，所以我们决不能支持他。”普京将列宁的联盟设计视为俄乌战争的根源当然有历史虚无主义之嫌，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与反对霸权主义并不矛盾。沿着普京的逻辑，斯大林版“大清洗”运动该不该被当年的延安苏区与现在的统俄党追随？至于俄罗斯在历史上对中国的蚕食，现在的中国不可能再像1900年的慈禧太后那样对所有的犯界者同时宣战，直至帝都沦陷而不得不付出《辛丑条约》那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代价。福建事变前夕南京是瑞金与福州的头号共敌，西安事变前夕日本是国共两党的头号共敌，读懂毛泽东的《矛盾论》就不难看清现在的中国与美俄两国之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何在了。事实胜于雄辩，我党统战争取的盟友一直都是清一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现在愤怒声讨普京的右派与极左分子与当年的博古、蒋介石异曲同工，但左右两端与的问题性质不宜混淆。左边的问题出在脑子上，右边的问题出在屁股上。相对而言，脑子问题还算好办，通过争论或有望达成共识。但屁股问题不太好办，换掉或打碎其屁股下面那个高档马桶（马克思概括的“社会存在”）才能治本。现在国内的温和右派与极右分子分别如同福建事变期间国民党的亲英美派与亲日派，二者暂时分别对自由主义与军国主义的跨境论战半推半就。屁股问题不可救药，比如左派能不能通过争论说服方方向左转？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仍以经济建设（比如“中国芯”市场化）为中心，对右派的政策难免要与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政策殊途同归，屁股坐不到一处却急着拉壮丁则会加剧民族情感之撕裂。有温和左派认为：“帝国主义北约东扩的战争迟早会引起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反殖、反霸、反资本全球化的革命，‘第五纵队’在两会期间沉默不语，‘反战主义者’又不去区分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而完全低估苏东剧变在百年历史中的消极影响……”田园女权主义者、投资大陆的反共台商与“欧洲子宫”圣母婊和鸣于大雅之堂，但我党统战毕竟不是《阿Q正传》里的“咸与维新”或像胡适暗助的“低调俱乐部”那样打擦边球，长期对俄乌战争坐山观虎斗只会进一步撕裂国内舆情，当年的延安整风纠正王明式右倾投降主义则是正面教材。顶流统帅创造战机，末流统帅贻误战机，2023年美俄两国的军舰相继穿过台湾海峡，如果继续隔岸观火则如同慈禧太后对1905年对马海战“局外中立”，然后任由西方列强借助《朴茨茅斯和约》分赃远东。此前即便能有“端平入洛”那种回光返照，寇准、秦桧那种“屈辱的和平”毕竟积重难返。现在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只相当于广东省，多数军费用于维持核战略力量而导致其常规军事体系缩水，被西方列强长期渗透而带路党横行，俄军士气低落而内讧。长此以往，俄罗斯顶多只能小胜，被拖垮之前铤而走险引爆核战与三战的可能性都会变大。一旦白俄罗斯与波兰越过战术核武器军备竞赛临界点，德国、日本也有可能核武备化，中国还能对“黔之虎”那种“荡倚冲冒”的反复挑衅“呆（无论呆的是真是假）若木鸡”多久？
如何在对俄统战策略中兼顾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福建事变向西安事变的递进轨迹可供参考。广义上的统战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在特定条件下为了既定的共同目标而达成的政治联盟或协议，狭义上的统战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策略涉及的无产阶级自身的团结与同盟军问题。预判俄乌战争，抗战初期毛泽东的论断可供参考，“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亲英美派，甚至还有汪伪政权里的动摇分子。我党在民族统战方面落实了一系列策略方针与策略原则：第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民族统战中必须独立自主，民族统战期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保持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决策权，既讲统一性又讲纯洁性才有可能及时提出与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确保我党在民族统战中的领导权；第二，坚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利用矛盾、团结多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针对当时的国情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尤其是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坚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与“有理、有利、有节”；第三，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在民族统战的方式方法上用好自己的参谋权，在政治上争取让同盟者逐步提高到当前革命纲领的水平，而不是把自己降到同盟者的水平，否则就是投降主义，但原则性并不排斥灵活性，要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动迅速调整自己的统战策略，尤其是要随时与同盟者达成必要的妥协，否则就是关门主义。
列宁领导俄（苏）共的统战模式主要有七条经验：第一，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争取大量的同盟者，哪怕某种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开条件的，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与以后的时期都是同等适用的，我们的同盟军有可能是直接的（即尽可能地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或间接的（即充分利用敌人阵营中的一切矛盾），根据具体的环境与时机采取必要的妥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同盟军的一个重要策略；第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民主革命彻底胜利与统一战线不断扩大的基本前提，而无产阶级要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建立与领导工农联盟；第三，全世界的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使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赢得解放；第四，建立广泛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统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行动；第五，建立党与非党的联盟，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与名目繁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与他们中的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共产党员与其他民主党派结盟非常重要，尤其是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联合不可或缺；第六，争取多党合作，苏维埃政权必须吸收代表其他劳动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参加，社会主义事业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与调动群众就必须团结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影响且有意合作的政党；第七，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政策。习近平纪念辛亥革命一百一十周年的讲话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必须同舟共济，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孙中山曾说“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反映到国防与外交上，我们的民族精神就应是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的血性。中华民族携手推翻“三座大山”深受“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之十月革命启发，未来的乌克兰战场又有可能是21世纪初最大的“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不过，中国“选边站”后可从破局“台独”入手，没必要以纯粹的外线作战“头病医头，脚病医脚”，现代化战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后劲远超福建事变。当然，反美不是为了争霸，但内战避不开统战，从苏共到我党都有内引外联的立国经验。
历史不能重来，但历史有可能被模仿，相似的情形初露端倪后谁会再犯相似的错误？改革开放后中国和平发展了四十多年，但世道是治乱交替的，战略机遇期不可能无限延续。中国的和平发展绕不过西方列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赢家通吃”，如今的局面恰如江西苏区被迫发动的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的“中央军”还能忙里偷闲镇压福建事变。自顾不暇的中国有能力调停俄乌战争吗？“劝和促谈”的“政治正确”忌较劲，否则中国早就兵不血刃收复台湾了。对照福建事变期间党中央的应急措施，博古如同顽固势力的代表，周恩来如同中间势力的代表，张闻天如同进步势力的代表，三者直到两年后的瓦窑堡会议才统一意见，足见党内统战工作之难度不会比跨党跨国统战小的太多。当然，西方列强之间也有尔虞我诈，但敌视中俄等国“非我族类”的共识是将其不断强化的纽带。就像土地革命期间的“中央军”与“杂牌军”龃龉不断，但红军一坐大就放下成见联手反共了。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加速拼凑美加日韩澳新“印太小北约”，但西方列强武大郎开店之弊导致本想加入北约的俄罗斯反目成仇而打响了阻止北约东扩的第一枪。面对北约向印太地区渗透，俄罗斯不会言败却不意味着中国能一直置身事外。普京年逾七旬发动俄乌战争，2024年大选前后势必物色接班人，未来若在乌克兰战场上反攻为守，其接班人就不可能与中国并肩反击北约东扩印太地区了。如果俄罗斯的带路党上台，其亚洲一侧就会分裂出被北约扶植的若干军阀，中国就会腹背受敌而武统台湾会更难。中国“选边站”后未必要当外线孤军，中俄两国的国防战略目标高度互补而在台湾问题上围魏救赵就能事半功倍，像1234年南宋联蒙灭金那样联美灭俄却会加速台湾乃至香港、西藏、新疆、内蒙古之外附。一战期间北洋军阀在欧洲支援协约国打败德国却坐视日本抢占青岛，巴黎和会上虽胜犹败之殷鉴不远。如果2024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并能按原计划联俄制华，台湾就有可能取代乌克兰甘当炮灰。柯文哲、郭台铭搅局加大了赖清德躺赢台湾2024年“大选”的可能性，相关各国“选边站”时不我待。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反美国家可在台湾问题上联手反击北约东扩或联手附和加利福尼亚、琉球与苏格兰公投独立。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有可能复制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历史角色，马克龙复兴戴高乐主义之后的法国则有可能甘当东北军在陕西的历史角色，福建事变向西安事变递进那种战略转机不宜排除。“9•11”事件早已暴露世界各国协同反恐之不力，联合国安理会内讧升级不利于全球共享雅尔塔体系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红利，进化版“五常”引领全球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是众望所归，尤其是“伊斯兰国”之类的恐怖组织复活的可能性不宜排除。
俄乌战争期间的大国博弈如同福建事变期间的瑞金、南京与福州的三边博弈，俄乌战争结束后的大国博弈则有可能更像西安事变期间的红军、东北军与“中央军”针对“轴心国”的三边博弈，中美俄三国有可能因为穆斯林世界类似于“大东亚共荣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联手暴恐化而合作强化维和机制，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替代石油的新能源则有可能是个导火索。五十年前中美联手的前提是有头号共敌苏联，但现在又能凭什么联手？基辛格百岁访华注定如同司徒雷登晚节难保！下一轮大国博弈的起点有可能是美国拿台湾问题说事坐实“印太小北约”，中国与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反美国家联手围堵台湾的可能性大吗？参见1949年毛泽东直斥张治中“骑墙是不行的”而论证的“一边倒”外交，就像三角恋爱中玩暧昧的一方有失德之虞，如果首鼠两端弄巧成拙腹背受敌则意味着“把我们搞得大大的，把敌人搞得小小的”的我党统战法宝后继无人了。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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