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偶然浏览红歌会网，看到了《卢世源：一位老工人眼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系列文稿。初步阅读这些系列文稿，深切地感知了卢世源表达了当下工人阶级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对年过80高龄的、仍为探索公有制改革困境、建立有利于劳动者的经济体制而不懈努力的卢世源先生，甚为钦佩。
文章的开头，谈到发表此文的缘由，卢先生说到“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在政治社会经济学界，多年来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其中有一个成员，为将工人阶级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势地位而出谋献策，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以后还可能在这方面动点脑筋。既然指望不上，我才不得不用握惯榔头的手，拿起笔来，为我所在阶级中的广大劳动群众的福祉和未来命运，设计一个与己比较有利的蓝图。本文理论水平低下在所难免，即使贻笑大方，也顾不得了。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如果不把我的思考写出来而带进坟墓，于我何益，于社会何益？”
卢先生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精神，也使本人强烈地感受到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与卢世源先生一样，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先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后进入国有企业干到退休。与卢先生相同的是，本人没有上过大学，但却成了图书馆和新华书店的常客，在长期坚持实际观察和理论学习的基础，对现实的经济规律形成了系统的认识，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本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于文革十年间在本乡读完高中，后回队务农，并经历了农村改革之后，于1983年2月顶替入路，进入国有企业，直到退休。
因为家庭负担很重，因此我在小学高年级时，就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到队里争工分；1972年，即在读初中的同时，就开始担任生产队记工员，过早地接触了与工分相关的矛盾。1974年始写日记，此后在不断改进过程中，我形成了序时观察与专题积累相结合的综合日记方法，这是我进行学习、观察、思考、积累和研究等各种活动的基本形式。也是我能够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基础。1975年，担任班团干部，开始了第一个积累――干部工作经验的专题积累。1976年六月，开始学习“两论”，并结合实际的基础上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从“两论”到《论持久战》，从毛泽东的哲学到列宁的《哲学笔记》、从马克思到黑格尔；从《周易》到《孙子兵法》，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专题学习，并实质性地掌握了辩证分析方法。这是我能够研究经济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基础。
1977年9月，在多方面了解和长期观察的基础上，我发现了生产队工分制的变化规律，并进而认识了生产队发展规律。当时曾以此发现为基础，向公社领导提出过改革工分制的建议。1980年12月，从常州新华书店买回了《资本论》，并开始学习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1983年2月，顶替入路，开始了对国有企业的观察和了解。1983年11月，开始自修经济管理专业课程。同年，发现班组结构及其变化的三角形分析方法。1985年2月，为班组建立“十分制考核制度”。1986年8月，进行日记总结时，意识到“资产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也消灭了……”。1992年5月，进行了按劳分配专题研究。1994年元月，在思考转换铁路企业经营机制问题时，我试图通过改革工资制以满足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结果发现工资不是按劳分配的合理形式。由此，我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1995年4月，完成《关于试行按劳分配机制的意见和建议》，并发常州有线电视台。10月，完成《论社会主义生产力基本特点及发展要求》和《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的重要论文写作。1998年，形成经济实体理论，并完成《关于在五年内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研究产值计酬法等待。
总起来说，从经济研究的角度而言，我的人生转变可分为三个阶段：高中毕业前后一个时期，为基础学习阶段，主要是哲学学习与日记写作习惯的形成以及干部工作经验的积累，为工分制与生产队发展规律的发现作了准备；从1976年7月到1982年这一期间是认识劳权模式（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所有权）的时期；从1983年到1994年期间则是对苏联模式（生产资料公有制＋产权制度）的观察了解与思考研究阶段。从1995年至今则是劳权经济理论系统化与运用阶段。
就性质而言，我的改革理论与现行改革理论的根本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劳动所有权的体现上面，因而可以称之为劳权理论。我把我的理论称为劳权经济学。我的劳权经济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础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基本特点，关于按劳分配，关于劳动者及其利益要求，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基本理论：即在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实体理论；在经济实体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经济实体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等等；三是基本理论的应用：例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关于苏联模式错误的分析，关于生产队模式及农村改革的理论等等。
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在劳动经济实体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认识。这些认识与卢世源先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在基本的方面是相同的：即，我们同样都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用劳动所有的基本观点来思考和解决公有制企业的改革问题的。
卢先生谈到“我居住地附近原有五家历史悠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1980年代以来，先后垮掉了四家，数以千计的职工下岗失业。经济改革的成本，几乎全由破产企业的‘主力军’们承担，他们未获改革之利，先遭其害。……”。“改革理所当然地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对自身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变动的强烈关注，人们因利害感受不同而心态迥异。我写这篇‘论文’的动机，如上所述，直接起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工矿企业的衰落，职工群众遭遇厄运，触景生情，进而思考，深感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因果关系大有研究之必要。”
在改革之前，我国的所有制形式基本上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统天下，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虽然我们一再强调“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实际情况却是大量的集体企业和国有中小型企业在改革中都姓了私，而剩下的少数几个国有大型企业也进行了所谓的产权改革，职工的聘用也采用了劳动合同制，也就是说，即使是国企的职工使用也已经雇佣化了！说好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什么劳动者当家作主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权利要求却没有得到体现，反而遭到了排斥呢？
面对如今的改革局面，无论是从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出发，还是从国家的稳定和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都必须认真研究，探查其因果关系。
国有企业及其它公有制经济在改革中的衰落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侵害，其实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国有企业及其它公有制经济之所以在改革中会走向消亡，是因为在经济改革中忽略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而不能体现职工利益要求的公有制经济，只能是一种病态经济，走向消亡是必然的。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中央曾明确“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确实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决维护职工的经济利益，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见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在实际的改革中，千千万万的职工下岗失业，成为了事实上承担改革成本的主力军。这种实际走向与文件要求完全相背离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要理清其中的关系，需要进行系统的探讨。
谈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谈到国有企业改革，必然要涉及至到改革前的苏联模式，而要认识苏联模式的错误，又必然会涉及社会主义理论。而从源头上讲，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对公有制经济改革中问题的探究，还得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否正确的这个源头说起。
一，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偏差
在文章的开头，户先生谈到“我虽然不是学术界、文化圈内的知识分子，甚至在一些学术界、文化圈的知识分子看来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老粗，但我清楚地知道，学术界、文化圈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并不了解我所了解的经济机制、机理，因此，他们并不真正知道中国的经济究竟该如何运作。他们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和中国发展”。
为什么学术界、文化圈的知识分子们“并不真正知道中国的经济究竟该如何运作”呢？从源头讲，还要从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存在着严重偏差说起。
前不久，我在人大经济论坛上看到了名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和戒除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口号化》的转帖，文章认为：
“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初步完成的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科学理论工程，它是追求严谨的抽象思维的理论成果，它有产生的时代背景，它有推演的假设前提，它指导实践时一刻也离不开一个无比严密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还原过程，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一定是时代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追求中华民族公平正义、复兴发展的伟大事业伤害最大的，不是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化、口号化的假马克思主义。
接受血的历史教训，在努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科学化的当代中国，一定要毫不犹豫地把那些思维水平低下、始终没有视马克思主义为一门社会科学、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中国化一窍不通的教条化、口号化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从各级领导岗位、宣传岗位、教学岗位、科研岗位上清除出去。”（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35394&page=1&fromuid=32614）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口号化的问题，而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根本就没有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
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劳动者当家作主、要实现按劳分配。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劳动者当家作主，其内涵就是“谁劳动谁管理”或“谁劳动谁经营”，这“谁劳动谁管理”是什么权利？劳动所有权；按劳分配的实质是“谁劳动谁受益”，这“谁劳动谁受益”是什么权利？劳动所有权。因此，让劳动者当家作主和实现按劳分配，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讲，就是要建立以劳动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基本制度，因为“劳动者当家作主”包含的基本原则是“谁劳动谁管理”的劳动管理权利，“按劳分配”所包含的基本原则是“谁劳动谁所有”或“谁劳动受益”的劳动分配权利。然而，苏联人局限于苏联模式的影响，却错误地把工资支付当作了按劳分配过程，并形成了“工资就是按劳分配形式”的错误理论。
工资是产权制度的构件之一，它是体现产权要求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范畴，因为只有采用价值量预定的工资，才能预先固定劳动力的价值量，把劳动者的收入排除在生产成果的分配之外，从而把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表现为生产资料价值量的波动，以体现资产所有者对资产所有权的利益要求。
很显然，苏联人虽然第一个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苏联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按劳分配及劳动者当家作主权利要求的性质，却是缺乏正确的理解，以至于形成错误的理论。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与苏联及其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未能及时建立和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相联系的，特别是与没有建立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基本制度相联系的。不建立以劳动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基本制度，广大劳动者就不能在实践中真正当家作主，按劳分配的实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即使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广大的劳动者却对传统公有制的好处看不见、摸不着。这也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看着这些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无动于衷的原因所在。
《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初，至今已经有173年，而十月革命的胜利至今也有了100多年，苏联解体事件的发生也已经有了30多年。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并没有看到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错误进行清算的文字，甚至在我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虽然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但却全盘继承了苏联模式的产权制度，区别只是用合资形式的股份制产权制度取代原有的国家独资经营的产权制度。换句话说，我国的改革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首先与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发生重大偏差是分不开的。在改革之前，我们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弄清苏联模式错在何处，仅仅只是看到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僵化的表象，而没有发现导致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原因是产权制度的误用！
这一基本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样一点，那就是我们的经济学界、我们的理论界，至今没有弄懂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存在着重大偏差。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曾经提到：“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注意这里马克思两次提到的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前一次提到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供求规律盲目统治与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的区别。后一次提到的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与资产的政治经济学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合作工厂一一即公有制企业的产生。
从上面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区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供求规律盲目统治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预见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一一资产及其增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一一劳动及其消费水平的的提高。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特征和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利益主体是资产所有者，而资产所有者利益要求一一即资产增殖决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必然是资产；相反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特征和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利益主体是劳动所有者，而劳动所有者的利益要求一一消费水平的提高决定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劳动。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又可以叫做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又可以叫做劳动的政治经济学。
卢先生说到“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在政治社会经济学界，多年来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其中有一个成员，为将工人阶级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势地位而出谋献策，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以后还可能在这方面动点脑筋。”为什么在政治社会经济学界，没有人为将工人阶级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势地位而出谋划策？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他们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生产主体及其利益要求与资本主义生产主体与利益要求的根本区别。翻一翻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哪怕那些著名的、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把资本和剩余价值当作“人类发展史上多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的范畴了，与公有制相结合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既然资本都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那劳动者又怎么会逃脱得了成为雇佣劳动者的命运呢？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囿于财产及其权利的框框中出不来，你又怎么能指望他们站到劳动者的立场上来，为建立全面体现劳动者的利益要求的经济体制而出谋划策呢？
二，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前提
理论界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会发生重大偏差？
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原因：第一是这些理论家不能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用劳动所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另一个方面是他们没有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因而理解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多次讲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呢？
如果我们对《资本论》有所了解，就会发现，马克思在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时，他是站在劳动所有者的立场上，并用劳动所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的。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等等，他的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劳动所有者的基本立场和劳动所有的基本观点。只有坚持劳动所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反，如果我们离开了劳动者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我们就难以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是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个前提。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什么是“传统的观念”？说白了就是与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观念，亦即“谁投资受益”的产权观念或剥削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必须要从传统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才能适应新兴的生产方式。然而，许多人却很难做到这一点，特别是那些脱离了生产现场的知识分子。
当然，仅仅是能够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用劳动所有的基本观点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还不够，还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 基本方法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
如果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等书的人都不难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阶级矛盾论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掌握阶级矛盾的分析方法，也就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所在。
身为一个中国人，对毛泽东思想应该有着透彻的了解。而毛泽东思想中的哲学思想部分，我们都是比较熟悉的，其代表著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思想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行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熟练地运用了矛盾分析方法对中日战争的矛盾双方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综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方针。而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泽东矛盾分析方法的巨大成功。在《论持久战》这本书中，毛泽东为我们如何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做了很好的榜样。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各种问题？除我们必须站在劳动者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外，另一个要点，就是要向毛泽东学习，能够运用矛盾分析的基本方法，紧紧抓住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及根本转变的特点与特征来思考和解决问题。这显然也是一个不小的难点。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路可走。但是，这并不等于就要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学习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的基本方法，通过对劳资基本矛盾的展开状况的及时分析，为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提供原则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事实上也为我国的经济改革的探索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先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进一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才有可能成功地指导经济改革的实践。这显然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的经验是，从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入手，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来学习，是比较容易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但许多的经济学家，特别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可能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和党史的研究不感兴趣，因而也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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