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湖南日报客户端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于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袁隆平院士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之一，被后世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的团队于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其杂交水稻的成果自1976年起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
袁隆平院士的个人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的不幸离世引发了无数国人的哀痛。
然而，与大多数国人情感并不相通的是，某些右翼人士却像拿了“通稿”一样，口径出奇一致地诋毁袁隆平院士，将中国人吃饱饭的功劳归功于“市场经济”：
与上述这类腔调截然相反的是某些人对袁隆平院士的过度“吹捧”，例如：
“以一己之力为让中国人吃饱肚子”这种说法，袁隆平院士本人也断然不会接受：
这样的“吹捧”完全是“捧杀”了，是对真实历史的亵渎，是对“党的领导”的作用以及毛泽东时代的广大科技人员、基层干部和农民集体功劳的抹杀，与右翼人士对袁隆平院士的诋毁和贬低，起到了同样恶劣的作用。
市场经济真的有这么神奇吗？中国的邻国印度自1947年建国以来一直施行的是市场经济，印度的国情与中国相似。然而，与早已吃饱饭的新中国相比，印度至今还有三到四亿以上的人口处于饥饿、半饥饿的状态。
市场开放、自由贸易至今也没能让印度从国际市场买到足够多的粮食，反而是一场大流行让多个粮食生产国限制甚至是停止了粮食出口。到今天如果还有人相信茅于轼鼓吹的“18亿土地红线无用，可以从国外买粮食”的谬论，那不是蠢就是坏了！深谙个中奥妙的袁隆平院士早已指出，“饭碗要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印度的农业自然条件远远好于中国——耕地面积是中国的三倍、作物普遍一年三熟、降水丰沛……
然而，在殖民地时代之前，印度的农业生产便落后于中国，种姓制度下的印度，农业生产领域的剥削程度更是远甚于中国的地主-小农经济经济时代，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殖民地时期以后，殖民者热衷于种植经济作物（例如鸦片）而非传统粮食作物，也导致大多数印度平民处于饥饿状态。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中国与独立建国的印度相当于处于同一起跑线，甚至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它的工业基础要远远好于中国。1949年，印度人均粮食产量155.4公斤，中国人均粮食产量208.6公斤；到了2014年，印度的人均粮食产量仅为192.7公斤，而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却达到了442.8公斤。
试问，市场经济怎么就一直没能解决印度人吃饱饭的问题呢？
小右们或许会给出与环球时报胡编类似的说辞，是80年代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中国人才吃饱饭的。
然而事实情况是，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了仅仅四年，到1956年306.8公斤，基本达到让中国人温饱的要求；其后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通过高积累支援工业化，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的波折以及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增长导致的人口总量的迅速增长，人均粮食产量到改开前的1978年也仅仅是增长到316.6公斤。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积累起来的种子改良、农田水利建设、化肥生产线投产在70年代末期开始才逐渐显现出了威力，到1996年将人均粮食产量推升到412.2公斤；全面市场化改革以及加入WTO之后，人均粮食产量不增反减，到2003年更是掉到333公斤。
2003年之后的减免农业税费、农业补贴，提高了农民种田积极性，才使得粮食产量逐渐回升到1996年的水平，然而，这样的农业补贴行为恰恰是违反市场规律的“反市场”操作——多年来，美国政府一面要求中国遵循自由贸易规则、取消农业补贴，一面又为了保护本土农业对美国农民实行高额补贴——这是对小右们鼓吹的“市场开放，都有饭吃”的又一个辛辣讽刺，小右们的美国主子真要遵循市场原则，就不该补贴美国的农民。
可见，粮食产量的增减以及“吃饱饭”的问题跟所谓的市场经济并无必然关系。
所谓的“市场经济让国人吃饱饭”的说法，与80年代初流行的“包产到户让中国从此解决了吃饱问题”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深层次的逻辑是“精神作用（制度）决定了粮食产量”；然而，持这种说法的人，却又对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人人为公、战天斗地”的精神嗤之以鼻。这就是典型双标——一面鼓吹“一心为私”的精神，一面讨伐“一心为公”的精神！
上面已经说了，毛泽东时代通过农业合作化已经实现了粮食产量的大幅增长，到1956年就使得人均粮食产量达到温饱线水平，并为80年代以后的粮食产量进一步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
而毛泽东时代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靠的不仅仅是精神力量和制度，而是把精神力量充分转化成了无穷的物质力量。
真正能提高粮食产量的只有以下几个因素：扩大和改良土壤、提高耕地的灌溉和排涝能力、增加肥料尤其是现代肥料的供应、培育和推广良种、适度的密植和兼作，提高复种指数、应用科学技术消灭病虫害影响、加强大田管理、在耕作、播种、收获、储存时应用机械技术。
毛主席在1958年把上述一切要素概括进了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
我们不妨从农业八字宪法的角度一一来梳理一遍。
土：这个字既包括扩大耕地面积，也包括土壤改良。1953年全国查田定产，测出全国耕地面积为10853万公顷，到八十年代初我国耕地面积增加到13250-13790万公顷，这离不开毛时代通过生产建设兵团对西北和东北的大面积垦荒；旧中国，中国有大面积的盐碱、沙荒田，大量耕地位于山区和半山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通过“农业学大寨”，大片盐碱地的得到治理，山区修起了梯田，人们耳熟能详的典型有很多，如兰考焦裕禄，沙石峪“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
水：旱涝灾害是旧中国农业地产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解放前中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大中小水库1223座，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左右，到1976年底，我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多座，水库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是解放初期的21倍。到1978年，我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497万公顷，接近世界总灌溉面积的四分之一，这些水库至今是中国农业抗旱排涝的基础。
肥：对于有几千年小农基础的中国，农家肥的使用已经到了极限，化肥的科学使用是粮食增产的关键，而化肥的生产又离不开工业化基础。随着毛泽东时代的工业积累，50年代我们还没有化肥生产能力，60年代已经开始发展小化肥农业，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十年各县都建起了小化肥厂，十年时间化肥增产70%；特别是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年，我国引进了8套化肥大型成套，这些设备到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才投产。
种：在土、水、肥的条件确定之后，良种培育和推广就成了制约粮食单产的最大因素。我国的小麦、水稻、玉米良种的培育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60年代取得突破性成果，70年代良种体系正式成型开始推广，这恰好是一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结果。
毛泽东时代的良种培育事实上是一项举国一盘棋的群众运动，是有组织、有规划、合作攻关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工程，每一项重大研究都不可能是个人主义的个人行为。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并制订了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按照当时的规划，把培育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等作为农业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为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优良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粱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这些新品种还不断更新换代，使农业产量逐渐提高；1966年全国召开了第三次农作物育种工作会议，会上各地交流了经验，同时推荐了72个新育成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优良品种，当时各级政府、各地人民公社对农作物改良和育种工作都十分重视，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选育和推广良种的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单就水稻品种的研究和改良来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的科研部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无数社员共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优良成果获普遍推广的先后也有十几种。例如，我国科技工作者运用花粉单倍体育种方法，培育出水稻“花育一号”、“花育二号”以及“单丰一号”、“牡丹一号”等新品种，都使产量获大幅度增长，亩产都达千斤以上。
袁隆平参与并做出重大贡献的杂交水稻研究，1970年开始上马，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完成鉴定，1975年试种植5550多亩，1976年推广到208.8万亩，1977年更是扩大到3150万亩——从研制到推广的全过程可谓是非常之迅速，这离不开党的有力领导和组织、离不开无数基层干部、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人民公社社员的共同努力下做好的铺垫，离开不开“举国一盘棋”的高效协同和配合。
所以，袁隆平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这些成果是广大科技人员、基层干部和农民共同奋斗取得的，功劳不能归功于我一个人”，不仅仅是谦虚之词，更是对真实历史的还原与尊重。
“杂交水稻的研制”是毛泽东时代的科技成就之一，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群众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干部、农业技术人员与公社社员三结合的伟大胜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
围绕谁让中国人吃饱饭这个问题，牛鬼蛇神们对袁隆平院士的污蔑与捧杀，究其根本，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和污蔑，是对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歪曲和污蔑，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制度的较量，我们不能不惊醒，不能不予以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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