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资本研究如何“去伪存真”，是个关键。《资本论》无疑是“真标准”。伟大也要有人懂。《资本论》对危机的具象叙事，有时过于碎片化，令人遗忘掉马克思对于危机的理论抽象力。澄清历史问题，比之实际问题更为重要，所谓资本的历史问题，也就是它的危机问题。这是一个事史，必须知行合一！单单是物的危机远远不够，人的危机乃是源头。有人指责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种种拖延症”：其实只有了解内情的人才知晓，这根本是《资本论》原理写作所需——由于牵涉众多专题，马克思不得不一一涉猎和光顾它们。《资本论》第一卷是凝练人类史的思想精华的一个处所，也是真理何以成为真理的“一个真正的历史炼狱”。马克思由六册研究计划转向《资本论》决不是要建立一个本体论意义的资本体系学。实际上，任何体系学——无论资本本体论或骄傲自满的资本逻辑——都是要被打倒的理论对象，也都决不会是马克思的工作目标。马克思的《资本论》理想是唯物史观主体逻辑，他只是希望用这个批判和实践的历史手段，去驾驭各种“兽形象的资本逻辑”，驯服它们，瓦解它们，直至解放由这个体系所内在束缚的劳动力量。
——是为资本兽形象说
——是为资本再生产主体危机说
——是为《资本论》危机史观的理论解说
（一）
如果《资本论》不是史书的工作规定，则危机必得由逻辑进行推导而出！这显然不可思议，也绝非马克思本意。再生产，一般的释义是生产过程的连续运动和循环结构，对其历史角色即历史算法形态的规定性，则关注不够。但是，就再生产运动已然和《周易》核心要义——元亨利贞——内在对应这一点而论，乃是瓦解了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的表面联系，足可见中华思维学的先见之明。有一种议论：
1. 不同意把《资本论》看成历史科学。考茨基曾说过，《资本论》本质上是一部历史著作。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资本论》开篇，马克思就说明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说要研究它的历史，而是要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这必须依靠逻辑。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是研究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研究方法。可以这么说，马克思的全部文字即是要用逻辑思维，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2. 劳动范畴——当然是抽象出来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已经说明了这个思想史过程：从重农学派到斯密。但不能因此说劳动就是抽象劳动，还有劳动二重性呢。
3. 简单商品生产，马克思根本没考虑过。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里说，马克思从简单商品生产进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现在看，则是不正确的。《资本论》开篇讲的是简单商品流通，它表现为“直接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的东西”，因为这个社会充斥着的就是买卖行为。
——但是，批评意见的第一点恰好表明了《资本论》史书书写的特殊性：逻辑和历史保持一致性和有机统一，所以，它绝非一般意义的历史学著作。批评意见的第二点则表明：马克思的史书书写是有前提的，即工艺史和自然科学的历史研究。马克思当然不会重复已有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所做的工作：正是基于这种不重复，《资本论》得以超出既有历史书成就，得以采用科学形态阐述经济的社会形态中蕴含的唯物史观原理。批评意见的第三点，恰恰是说明马克思史书书写的最硬标准，即信史标准：求真实而不掺假。简单商品生产在历史上决不独立，其附属于古代生产方式——奴隶制的、宗法的生产系统。如何能够准确写出简单商品生产的魂灵呢？那就是单纯商品生产方式内在的、一以贯之的规定性——同时也是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对接的那种规定性。它无疑就是商品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性以及这种生产形式所必然带有的种种经济性质。
（二）
《资本论》史书书写的统一议题是再生产逻辑，其统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设若用资本逻辑统一之，则立即陷入“资本话术”。进一步，设若黑格尔逻辑学的概念运动完全占据话术掌控权，则所谓的资本逻辑——所谓“资本本体论、资本现象学、资本解释学的三位一体”，即深入沦为“唯心史观的逻辑学话术”。为此需要区分“资本主体”和“再生产的资本主义主体”：一者仅仅是概念——资本话术的概念，一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对象主体。“资本主体”混淆了资本和主体之间的界线，把唯物史观主体和一般意义的主体质的区别抹杀了。再生产主体必须拥有自己统一的“主体形象”，以统一各个层级的资本主体规定，将其局限于各种特殊性的对象主体意义（如貔貅兽、算法兽、饕餮兽、太极兽）。这个“主体形象”即资本兽！须知，宗法再生产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唯有资本再生产以其二重化规定（物质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而拥有统一的主体形象。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是主体逻辑支配并统一资本逻辑，而不是——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事主体，即再生产。于是有再生产主体说。只有坚持以再生产的唯物史观主体逻辑统一各种资本逻辑，才真正解除了资本话术的理论武装，资本逻辑还原为资本的生产逻辑（貔貅兽）、危机逻辑（算法兽）以及分赃逻辑（饕餮兽），等等。
【注：貔貅是中华神兽。这里借用来说明资本形象的出生地：与其严格区分“资本貔貅”和“招财貔貅”，不若把两种形象统一起来，把“招财貔貅”视为“资本貔貅”的历史前身。资本是有前史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前史的总结果。剩余产品是剩余价值的前史。前史说到底是生产积累史。“招财貔貅”不过是农业文明对生产积累（生产手段积累）的另一种称谓，所谓资本的貔貅兽的说法，即是指认工业社会的“招财貔貅”（一种积累形象的资本生产怪兽）。设若由全社会占有剩余产品，则“招财貔貅”将越过“资本貔貅”，径直成为“共产主义貔貅”。“貔貅”在此种意义上，是当仁不让的瑞兽！资本具有文明使命，其寓意亦是在此。】
——危机是《资本论》贯串自身体系的一根红线。资本兽和危机是一体两面的规定：以貔貅兽为危机根（马克思称其为“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以算法兽为危机身（危机使未能实现的剩余价值全部被破坏掉以重新恢复社会生产和消费平衡），以饕餮兽为危机象（马克思称“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最后以太极兽为危机的总识。而一旦资本和资本逻辑等同，资本研究也就永恒定格于资本逻辑之上了。资本逻辑似乎天生不是瓦解的逻辑。一旦资本和资本逻辑之间画上绝对的等号，乃至于资本批判和资本逻辑批判之间画上等号，“资本逻辑”无可置疑地就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犹如上帝。西方上帝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其意味着，对辩证法的西方旧有思维传统的历史断裂。出乎意料的是，哲学家们对资本研究之形而上学推崇，仍然莫过于资本逻辑这一“新上帝”。并且，似乎资本逻辑只可膜拜，不可推倒。我们有光明的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规定的内在于中国，是在于我们始终能够发掘中国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文明大道！“新上帝”是需要被摒弃的。然而，就在“新上帝”最应当出现的领域——如中国私有化运动，它以问题意识的名义替换为各式实践方案的现实甄别——美其名曰“以资本逻辑服务于人的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可见，最乱不过是资本逻辑。这里心中的“坎”仍然是如何正确对待我国资本发展和资本逻辑的滥觞问题。用一位极为中肯的批评者的话说，“我国民营经济理论界有一批人，极为忌惮《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制’被，容不得马克思，至于列宁毛泽东更是所谓‘极左’。只要有人谈宪法的‘两个主体’，就像是对着和尚骂了秃子，惊恐万状，大骂‘教条主义’。他们要千方百计阉割马列毛，阉割宪法和党章，曲解党的民营经济政策，目的是确保私主公辅对宪法形成的现实挑战。‘广义价值论’恰恰为他们提供了武器。”
——当下际遇，危机显得秘而不宣！危机没有隐匿，而更加无处不在，和主体的劳动人如影相随。在危机研究上既要防止讳疾忌医，也要防止粗枝大叶！必须认定《资本论》提供了最为珍贵的危机真理。所谓危机整体命题，在于以再生产的主体路径统一价值剥削的危机、价值形式统治的危机、阶级分赃的危机，以资本积累的总形态具象阶级者与工艺者的主体矛盾；一言以蔽之，在于确立危机史观的理论指导地位——危机和资本主体形象（资本兽）一体两面。这也即是马克思的危机史观。《资本论》为何遭遇知难的理解困境？《资本论》整体布局就实质而论，乃是“阶级知（危机之知）——阶级行（危机之行）”，危机被置放在生死舞台上进行排演。因此，《资本论》开局说到底并非局限于知难问题的解决。由危机之知而危机之行，引出历史主体论——两极分化的工资统治和价值形式统治的资本积累问题。总看这个行程，乃是从“大生死”（资本生死学）到“大危机”（危机病理学）。
（三）
既是革命的形式逻辑，又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这就是对象主体的唯物史观工具。只有主体规定，才能驱除理论拜物教，才能从实践的线索中清理出危机的机理。唯物史观（作为“大写的实践”）存在于《资本论》的规定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对象主体。一曰主体理论——存在者的对象运动、对象存在、对象历史；二曰主体范畴——生产方式运动（对象思维学的历史支架）、生产方式实体（对象思维学的认识支架）及其历史世界的事态模式（对象思维学的实践支架）；三曰主体逻辑——以运动为内容、以矛盾为属性的历史本位论工作制度（主体范畴的事之用）。
它的工作语言正是生产一般。对于历史科学而论，这是将对象重新由研究对象的角度引申出来。这样可将图1所反映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事的科学”原理，经由图2中介，定格为图3的认知图式，以总揽下文论述。
图1唯物史观原理主体命题解析
图2再生产“阶级者”之问：由“主体”而“阶级—统治—剥削—拜物教”的结构系统
图3经济的社会形态（自然历史过程）统一的研究对象“何以练成”
作为通史之事，“阶级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研究路线的由来。经济的社会形态是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的统一。所谓商品两仪，言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所谓再生产主体，言资本的阶级者主体的历史性状。然则，主体论实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的指示，必须在这些历史本位的基础上把握“经济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
经济的社会形态科学事件在于以主体范畴引出专业的经济范畴，又在这个基础上以主体逻辑引出事的关系逻辑（生产关系本体论）。图3深刻表明，《资本论》第一卷的主线乃是历史发生学意义的“生产方式主体论”（以主体危机为特征的资本生产过程的发展），以后派生出社会结构“经济决定论”（流通论和分配论）。
（四）
真假幽灵之战凸显区分主体范畴和经济范畴的必要性。一旦认识到幽灵学之主体用语在科学研究中的实存性，则第一卷认识支架明显可直接表达为：（1）从商品两仪逻辑到再生产逻辑，（2）从商品两仪理论到再生产理论，（3）从商品两仪范畴到再生产范畴。这就是在危机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以资本为思维、以资本为逻辑、以资本为方法，乃至以处于历史生成中的资本为思维、以资本的自我结构化为逻辑、以立于资本背后的主体范畴为方法。
关键之处在于坚持资本一般对生产一般的“置身其中”，从有机构成的联系观点的角度发掘“发展=危机”矛盾规定，以致将资本建立为“对象思维学”（资本一般），建立为“危机学”（生理学—病理学），建立为“历史生死学”过程。然则，何谓再生产？唯物史观生产主体的矛盾一般之谓也。在经济的社会形态意义上：所谓共同体，指示生产主体之宗法关系（社会）对象规定性也；所谓商品两仪，指示生产主体之财产社会（雏形）对象规定性也；所谓再生产，指示生产主体之算法社会（形态）对象规定性也；所谓计划生产，指示生产主体之计划社会对象规定性也。
可见，“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竟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注：《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5页。】
依照《资本论》的考察，走出资本逻辑乃至瓦解资本逻辑，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坚持的。《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是直接宣告了这一结果：“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注：《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3-874页。】
在理论建制上，唯物史观属于生产一般的“历史身体学”范型，如前所述，它的工作语言则是超出普通语言学范围的“理论幽灵学”范畴。由是制订出人类生产彼此更替的时代语言幽灵，分别为共同体（主体）、商品两仪（主体）、再生产（主体）和计划生产（主体）。此历史主体乃“幽灵主体的谱系学”，作为历史运动序列，凸显再生产社会（算法社会形态即第二大发展形态）的矛盾类型学（如图4所示）。
图4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从“再生产的主体危机”到“再生产的经济危机”
接续图3，研究对象“真假之辨”“美丑之学”意在烘托“是非之论”。以资本工资而论，守护的是A体系，既是阶级工资，亦为拜物教收入，以劳动二重性管辖“阶级范畴”“拜物教范畴”。反之，新古典工资守护的是B体系，既鼓吹市场工资的自然合理性，亦粉饰拜物教收入的经济神秘性质，以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管辖“市场范畴”“物象范畴”。站在社会主义学术批判角度，A为“是”，B为“非”，这就是A与B经济学的是非之战。图中的“工厂分封”指示使用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资本分封”则指示贫困积累和资本积累。
（五）
这种矛盾揭示《资本论》理论部分的发展主体同样是危机主体，发展和危机机理并存（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危机），凸显主体范畴对经济范畴的空间和事属的下拨功能。这样，生产过剩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征性规定从而危机方式，应分解为两个意义项：（1）危机主体——主体范畴，（2）危机形式——经济范畴。危机主体（资本主义危机的主体范畴）是对“资本恶”对象性规定的全体关系描绘，包括：和发展主体再生产I对应的危机主体Ⅰ（危机的直接生产过程主体）、和再生产Ⅱ对应的危机主体Ⅱ（危机的流通主体）以及和再生产Ⅲ对应的危机主体Ⅲ（危机的市场主体）。从中取出由价值和剩余价值来统一的资本运动“三大主体范畴”的支架分别是：（1）资本工资，（2）资本积累，（3）资本竞争。其继续突出主体范畴对经济范畴的领导性，同时，着力强调历史事态乃是沿着“历史支架→认识支架”路径进行功能输送。
其中，“资本工资”这一术语意义为：工人阶级依照可变资本领取生活资料所有制的阶级工资最低额。马克思在谈论“六册计划”的纲要设想时明确指出：资本工资的主体范畴是做资本主义工资分析的基础，“从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过渡不仅是辩证的过渡，而且也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为此，在对“资本一般”进行考察时：“假定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低额。工资本身的运动，工资最低额的降低或提高放在论雇佣劳动的那一部分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到一切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作为认识支架和历史支架，主体范畴（马克思称之为这个一定社会的“主体”）委实引导了马克思对《资本论》理论纲要的设计。然则，《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向《资本论》的设计思想转化整体反映了认识支架和历史支架的工作合一性。
也就是说，《资本的生产过程》成为对象主体即再生产的发展主体Ⅰ和危机主体Ⅰ的材料合流，而相应地，《资本的流通过程》成为再生产的发展主体Ⅱ和危机主体Ⅱ的材料合流，乃至《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成为再生产的发展主体Ⅲ和危机主体Ⅲ的材料合流。再生产以幽灵主体资格提升自身为“对象主体”，使得《资本论》理论写作具有了另一重意义——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作品属性。即由“资本工资”领属主体危机——支配主体危机经济范畴的理论定制活动，相应由“资本积累”领属经济危机——支配经济危机范畴（经济范畴）的理论定制活动，再由“资本竞争”领属市场危机——支配各种市场危机范畴的理论定制活动。《资本论》最终呈现的理论目录充满着“知识感”，迫使主体范畴沉潜其中，由幽灵、肉身、物象建立范畴秩序。
结论是，政治经济学范畴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主体范畴，一面经济范畴。二者的关系是：主体范畴既总体统辖经济范畴，又落成于经济范畴的具体意义系统。对经济范畴而言，实体仅仅是“结构的幽灵”；对主体范畴而言，实体是主体的运动落成，是“主体幽灵”的历史产物。实践行程启动于主体范畴，由经济范畴意义承接，复归于主体规律，生成循环开放的知识定制系统；完整的路线图是：主体范畴（摹写资本的发展的历史趋势）→由主体范畴支配的经济范畴的系统组装（摹写资本的危机的系统趋势）→经济范畴的二重化（主体性范畴+物象性范畴）的背离运动。然则，尽管经济范畴是理论范畴的基本内容，主体范畴却决定着理论范畴的性质；换言之，《资本论》中每一经济行动背后均有经济范畴与之对应，而无论经济行动或经济范畴皆具有非独立性。
由是有如下著名的议论：“正统经济学用预先确定的观念来解释社会现实；它也并不从实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出发来解释这些观念，包括其自身的概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进程和现实关系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在我们头脑之外的客观世界中的确存在着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客体……在人类社会里肯定存在着使物质生活条件再生产出来的某种社会系统，而它必然表现为特殊的社会关系。因此，这样一个前提不是人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的，其基础就在于自己的中心范畴是在资本主义方式中发现的实际社会关系的抽象表现。只要这些关系还存在，这些理论范畴就会起作用……马克思主义把生产看作是自然力、人的自觉性和社会关系三者的组合，而且这三者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正统经济学却只是单一地集中在生产的自然物质方面，而把精神的和社会关系的要素一股脑推给了社会学部门……经济学变成了形式化的游戏，社会学的抽象则根本不着边际。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对具体的社会经济体现的分析研究，要求统一的社会科学体系。物的生产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因为为了进行生产和实行产品分配，人们就要相互发生关系。因此分析物的生产离不开分析社会关系。马克思第一个发现了这一原理，并随后为历史的、唯物的和统一的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注：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种激进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9-40页。】
（六）
主体范畴是历史本位。资本既然成了再生产的社会生产关系，则主体必然以经济范畴为自己的表现形式。所谓：“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此处范畴显然专指专业的经济范畴，是对一定社会在科学上的规定即主体范畴的表现。其反映“资本恶”对象性的局部关系。继而，既然主体范畴与经济范畴是连体的规定，那么在区分的基础上辩证对接二者，可实现一种秩序（历史秩序）向另一种秩序（经济秩序）的过渡，从中确立经济的社会形态基本理论。在结构发生的社会类型学上，这样有了资本积累对主体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总构，使其便于在“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幽灵主体直接化成的社会基本结构）意义项下确定“发展/危机”的共生性。相应地，也就有了资本积累作为“历史发生学”向“系统发生学”过渡的对各种危机类型予以合并研究的术语范型。“从生产关系中引出交换关系，将空间的构造形式和发展也归为母子结构，使时间和空间在发展规定上同构，这是它们统一的性质使然。这也是马克思的一个工作发现。‘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注：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02页。】
依照这个理论，资本工资不过是反映在资本积累中的“工资恶”范畴，经济危机又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结构危机、社会危机、系统危机的总表现。由主体而结构显然构成了主体危机的机理，与之相适应，由结构而系统则是经济危机的机理，二者之间形成内在承应的工作关系（见图4）。
这就根本解决了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范型问题：再生产不仅是危机的实践，同时也是对危机的主体认识。一言以蔽之，再生产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生产范式，资本主义危机既是主体危机也是经济危机。中心环节是资本。马克思针对此种意义，做如下交代：“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七）
马克思指出：“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不是指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49页。】
这就是再生产的发展范式，这就是再生产的危机范式！在这里，“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危机”机理并存同步，彻底瓦解共同体规定。
图5资本历史世界：对危机一般的解说
图5真正的主题其实是指向对于“发展/危机”机理的共生性探究。【注：关于“价值形式统治场”问题的深入探究，请参阅拙文《〈资本论〉的工资理论逻辑：基于价值形式的统治场论》。】
图4向图5的转化代表着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落成。由此，可相应有危机谱系学，参见图5列示的“主体危机→经济危机→市场危机”。
（八）
为了更清楚说明问题，我们可再用图6与图5进行相互联系的对比论述。图6全方位展示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对象）”蕴涵式。
图6历史科学事件：由共同体—商品（商品两仪之事）而商品—资本（再生产之事）
什么是科学事件？以对象运动的一和对象思维学为开启和复归：“对象的一”开启“研究对象的三”（研究对象主体、研究对象结构、研究对象内容的理论知识体系），通过对象蕴涵式，运动复归于“对象的一”。在运动序列上，即由对象发生（始）→对象存在（结构中介）→对象历史（终）之研究过程，转向研究对象主体（历史世界即研究对象主体之始）→研究对象发生结构（统一对象发生和对象历史的构造）→研究对象内容（对象历史结果和研究对象主体之终）之叙述过程。
为此，商品对象性的历史总结果就构成《商品》独立写作的对象。这个写作对象，借由商品历史世界，马克思旨在为读者提供“系统矛盾的知识学阅读”。因为唯有站立系统矛盾的最后高度，方可鸟瞰经济的社会形态全局，由成熟形态向前追溯生产方式矛盾及其历史认识矛盾，形成从结果叙述的“历史探究科学讲述”体式。
总体来看，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支架和语言支架，以此支持事的蕴涵式。在认识产物上，则是形成关于历史世界统一性的“时空三维”思想构图（见图6右侧的示意）。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式、交换价值、商品拜物教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历史世界构图的基本术语，自然是时空三维构图的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在表象上，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式、交换价值、商品拜物教彼此间的矛盾性即“系统矛盾”，其中蕴涵的基本结构矛盾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的矛盾。关于交换空间的“虚空间”，马克思指出：“正像商品的交换价值二重地存在，即作为一定的商品和作为货币而存在，同样，交换行为也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商品交换货币，货币交换商品；买和卖。因为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就终止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7页。】
“因此，价格和价值的差别不只是像名和实的差别；不只是由于以金和银为名称，而是由于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但是它们不断地不同，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完全偶然和例外的情况下才一致。商品价格不断高于或低于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本身只存在于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下跌之中。供求不断决定商品价格；供求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一致；而生产费用又决定供求的波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是以为了写出总认识范畴，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特别书写，即作为唯物史观“主体理论”“主体逻辑”“主体范畴”的工作合一，而非仅仅作为理论逻辑。依据这一线索，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完全殊异于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于它是理解研究对象的理论工具、知识工具。由此生出“有机构成”思维学总工具，其书写主体的矛盾、结构和知识（如资本有机构成所落成的工作规定，即由价值形式所支持的资本一般的知识主体知识、阶级知识、经济知识）。历史，思维，语言，乃是《商品》方法论为我们提供的有价值的认识的全部东西。质言之，“就内在统一性而论，这一原理和工具于是成为存在与思维同一性规定的工作具象形式，着眼于提供和劳动社会发展及其生产联系有关的历史规律活动的通史道路线索，在性质上归属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注：许光伟：《〈资本论〉有机构成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一》，《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4期。】
（九）
质言之，《资本论》研究对象总体以图3为照应，其具象的表达结合了图5和图6。在内容布局上，《商品》坚持由实空间引出虚空间，同时在线索上安排以“时间场的价值承担者（或曰价值对象性）”一以贯之，以此真正揭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象性矛盾，使这个矛盾的发展及其扩展到商品、货币、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就好像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样做的好处起码有两点：一是排开价值物象性对价值实体的影响，使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更加容易落实；二是交换价值和价值彼此混同的问题在这里得到彻底解决，“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即价值形式既是知（认识）、又是行（实践），从而历史生动地说明了无论商品或价值，都不是永恒的自然范畴，相反，它们各自证明了自身在发展上的历史暂时性。
图6显示：任何事物发展都遵循时空运动场的演化矛盾规律，包括虚和实两个结合运动的方向，经济的社会形态直至社会科学领域相较自然科学领域而言，发展路线是由“实”转“虚”。所谓“实”，指的是矛盾作用仅仅发生于时间场（政治经济学）和实空间（工艺学）之间；继而所谓“虚”，指的则是矛盾作用发生于时间场（价值运行）和虚空间（价格运行）之间。“实”从来是基础，“虚”依托于“实”发挥作用。经济活动虚实出于“阴阳（劳动二重性）”，又与“阴阳对象性（劳动二重性的主体矛盾）”须臾不离。虚空间与实空间的矛盾——所谓世界的“虚实矛盾”（经济矛盾），其实是阶级矛盾的虚化、实践化。在越来越表面化的冲突运动的循环中，矛盾不是被不断地消灭，而是恰恰相反，它们不断地自我累积，这也就有了“虚性经济”要被“实性经济”重新替代之历史可能。
（十）
谁言研究对象无踪？踏对象之踪也。反过来，只有研究对象才能说清楚、说透彻对象的全部规定性。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将生产方式确定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思维学的对象：包括对象运动（对象发生运动即生产方式的主体逻辑）、对象构造（对象存在的结构即生产方式的实体逻辑）和对象历史（对象的历史世界即生产方式的社会史）。然则，《商品》是关于“商品生产方式”，而不是关于“商品”的社会史分析。商品是生产方式的规定，这一点对普通读者而言，显得难以理解。其作为主体逻辑和实践用语，也即成了对象一般（主体知识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至于生产方式好似就是生产一般。
在科学事件上，商品是对象和研究对象的统一。如果将图5和图6结合起来看，由商品进到劳动力商品，那么商品历史世界可实现为对象运动与对象存在的统一。再由图3显示：在实践意味上，生产方式不过是生产一般的对象蕴涵式历史运动指向；在结构路径上，生产一般降落为生产方式之知识蕴涵式，即理论知识。只有具备双重蕴涵式，商品才具备生产方式事的指向性资格，直至成为历史世界事的蕴涵式。生产方式的本位论在于统一自然历史过程之行、自然历史过程之知、自然历史过程之事，统一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
生产方式首先是对象性规定的运动即“主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其次是社会结构的构造实体，最后才是物质生产的对象性存在——作为“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交互作用和彼此矛盾着的主客体）。危机是个认识矛盾，在于主客关系和所有制，根子仍然是主客体间的实践矛盾。在主客对峙发展阶段，资本发动与强化着主体和客体的矛盾，使之上升为由生产方式矛盾支配的社会实践矛盾，使这个矛盾全面渗透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社会构造，又把认识矛盾借由结构力量推至矛盾系统。危机仿佛是主观与客观的认识矛盾——可以视为“幽灵的有”“物象的无”或反过来的“幽灵的无”“物象的有”，只是由于研究对象知识使然。在研究对象上，危机必然是知识的谱系学，即“幽灵性知识”（自有阶级社会以来的主体危机）、“物象性知识”（各种市场危机）及其路线斗争产物——“肉身性知识”（二元阶级斗争之经济危机）。换言之，经济危机作为连结危机内核规定与其外在表现的节点，在一般意义上支配着主体危机和市场危机的认知之战——它同样是研究对象主体的“历史之战”。
（十一）
主体与实体统一而有“历史世界之事”。现在，我们将时间场的价值视野还原为真正的主体发展规定——劳动力及其商品形态的自然历史过程。劳动力是唯物主义术语，在算法体制下沦为买卖对象的人类生理学术语。与之不同，劳动方式或人类劳动是历史唯物主义术语，其分别了不同的历史生产时期。
站在剥削的通史视野看，资本工资根源于劳动力商品这一剥削生产工具。作为阶级生产制度，资本工资委实是“商品时代”向“劳动力商品时代”历史开拔的结果。须知在原始共同体时代，人类劳动力和人类劳动无论在内涵或外延上均是同一的。一方面，劳动力不过是劳动技艺的人类学养成，另一方面，劳动则是劳动者活的能力和意志的直接表现；无论是前提或结果，它们在它们自己的共同劳动和生产过程中总是同一的生长运动形式。亦因此，主体危机仅仅针对“共同体的瓦解”。
主体危机的历史起点是伴随共同体瓦解进程的“劳动力和劳动的区分”，宗法的劳动奴化和算法的劳动异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商品开始作为共同体活动的经常性的实现手段； 这意味着在文明规划上，宗法社会也必然是算法社会形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且这一时代，谋生劳动、剥削劳动业已成为主体范畴的承担者。对于唯物史观学说而言，原始共同体被确认为真正的起点，而其所考察的阶级范围则统一为“主体危机时代”。
依照对唯物史观的生产的主体命题进行解析的认识结果（见图1）：唯物史观是关于“物质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历史运动规律探究的学说体系，是以物质资料社会生产为实际的起点引申出对阶级问题的通盘考虑，在这当中主体危机毫无疑问是被建立为通史线索了。进一步，直接生产总是支配着再生产，当历史发展到二者可以合而为一的阶段，再生产便取得独立特征的社会形态命名。
所谓再生产社会，就在于将出发点直接放置于劳动而非劳动力之上。这样可以认为，“以劳动塑形为原动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确认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一般基础，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础性范式。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是两种生产的观点，即除去物质生产之外，还有人自身的生产，后者在远古社会中往往居主导性地位。物质生产只是发生附属的作用。”【注：张一兵：《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哲学研究》2009年第11期。】
（十二）
尽管如此，寻找主体危机的实际起点和它的历史起点仍旧不同。实际起点必须具有实践模式的可辨识性。为此，简单劳动者提供了认知标准。“作为一种文明规划，简单劳动的规定性蕴藏在商品生产劳动的发展公式中：它将劳动的类的规定性尽皆展示出来，将人类发展的共同性显露出来，并且作为一种强制，要求社会每一个成员尽可能地去遵守。”【注：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30页。】
其运用的唯物史观思想武器，即是主体逻辑。鲁滨逊的劳动、封建徭役的劳动、农奴劳动以及家庭劳动的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和简单劳动并行发展着，都是“简单劳动时代”主体规定的培育器。对主体危机而言，主体的不发展或主体的发展形式遭到极大的扭曲是一切“主体危机时代”所共有的特征，为此可以找到它们的共同特征的历史谱系，即简单劳动时代、雇佣劳动时代、两极分化时代。不是人类劳动力的使用，而是社会的简单劳动力的使用造成了算法意义的主体危机，这样才有体现在商品生产劳动二重性中的“抽象劳动”，乃至有“体现在劳动力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所谓：“作为技术构成的劳动，劳动力商品的‘具体劳动’（雇佣劳动力的使用）乃是专业劳动或局部劳动；作为价值构成的劳动，劳动力商品的‘抽象劳动’直接是社会简单劳动。”【注：许光伟：《主体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人民主体论的理论主线考察》，《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这是主体危机的顶峰形态，从而否决这一说法：“认识抽象劳动概念与劳动概念的等同性，必须明确不能将抽象劳动等同于简单劳动……自人类起源以来，劳动的发展就一直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抽象劳动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概念，更不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概念。”【注：钱津：《抽象劳动与劳动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25日。】
（十三）
其实商品生产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就在于指示简单劳动（当然并非体力劳动）的历史类型，换言之，简单劳动乃算法社会形态“主体危机之根”。在某种意义上，算法社会形态即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同义语。
然则，上述观点——即钱文——错误之处在于，严重不理解“既是抽象的又是简单的”商品生产劳动的文明规划特性，不了解向着资本主义前进的商品劳动具有“内在的简单化”的实践倾向性。其试图脱开生产一般的对象思维学和唯物史观主体逻辑工具语境解读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范畴，结果是，既不了解再生产的主体危机，也不懂得危机发生学的理论，完全丧失把握“简单劳动（对社会的简单劳动力的一般使用）——雇佣劳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资本积累的两极分化劳动（即资本工资制度的落成）”运动序列的历史辩证思维能力。
抽象劳动是商品生产方式的阶级元，劳动的抽象性是商品生产关系的阶级根，绝非普世永恒，亦并非天生具有。最初是“工艺元”（劳动分工）的事项，然后是“阶级元”（抽象劳动形成）的矛盾事件发生。最终，“商品生产必须使它们涵括的劳动尽可能地等同，以完成抽象统治。这是以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的根本分野之处。”“简单劳动的发展实际就是造成该种工作的量的标准。它同时是社会标准。”【注：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31页。】
（十四）
这是拙作《〈资本论〉第一卷唯物史观原理解析——马克思逝世140周年之际历史发生学基本理论探究》（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3年第4期）第四部分内容的推荐阅读稿（网络版）。原题名《对象主体与主体危机的机理》。《资本论》在传统教科书式的思政模式下，或许效能已然耗尽，终于要凤凰涅槃重生了！作者感谢程恩富主编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编辑部对于《资本论》唯物史观原理，对于《资本论》这个系列主题写作的强力学术支持！
【相关阅读】
1. 许光伟| 阶级者与唯物史观主体：《资本论》第一卷唯物史观原理解析
3. 许光伟：资本兽与主体话术
【文/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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