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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懋仁:从革命的视角来观察

2023-11-02 09:08:36  来源: 昆仑策网   作者:胡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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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为学生做了一个有关“五四运动”的讲座。这是应主办方的要求而做的。我问过主办方,为什么要讲“五四运动”,主办方的回复是,他们领导认为,讲“五四运动”可能会让学生爱听。我也不知道主办方的领导是如何考虑的。他所说学生爱听依据是什么。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要听从领导的安排。

  在准备讲座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例如,在五四当天,学生们怒火冲天,就来到今天建国门内当年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愤怒的学生找不到曹汝霖,就点火烧了赵家楼。我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在于,如果听讲座的学生们问起,为什么学生要烧赵家楼,这是不是一个违法的行为,甚至是触犯刑法的行为,我要怎么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曹汝霖本人的。我查了一些资料,说曹汝霖这个人本质并不坏,做过律师,为一些弱势群体中的个人主持过公道。所以,有的观点就认为,五四运动时的学生说曹汝霖是大汉奸,是卖国贼并不公平。对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一段时间。

  今天,北京市人民政府早已将赵家楼遗址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有点意思。如果说当年学生游行,跑到曹宅烧了赵家楼,究竟是一种鲁莽非理性的行为,还是一种革命行为,似乎现在的历史书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看问题,认识问题,还要从更大的范围、更高的视野之上。如果只从一个个别的事件来下一个涉及到更宏观领域的事件,往往就会造成偏颇。

  从历史记载中来看,五四当天,学生们是到天安门前游行示威,要找北洋政府官员提出他们的抗议,反对把青岛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但北洋政府无人出面,学生的怒火就开始燃烧起来。曹汝霖只是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表面上看,与参与巴黎和会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当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王正廷、顾维钧表示强烈反对列强支持日本无理要求的做法时,曹汝霖非但没有支持中国参会代表的正当要求,反而指责两位中国代表是自己的擅自行动。这样的做法当然不能原谅。

  另外,当年,在日本与袁世凯谈判二十一条的时候,曹汝霖是谈判代表,他最终还是基本承认了二十一条,并代表袁世凯在上面签了字。这件事被当时的国人认为,曹汝霖就是在出卖中国的利益,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在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中,我们不能只看这个历史人物个人的素质、品格,更要看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立场和态度。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即使这个历史人物在其他方面有多少闪光点,但只要在这个时刻、在重大问题的态度和做法上错走了一步,那么他在历史上就一定会受到很大的负面评价。这样的评价并没有错。这就是历史的观点。

  至于火烧赵家楼。首先,这个行动不是学生游行示威的组织者事先有过任何规划的。即这个行动并不是学生游行示威计划中的一部分。其次,由于学生要求见曹汝霖,而曹躲了起来,不见学生代表。学生们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火气很大,也是很正常的。第三,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在他们那个年龄上,很难不会产生强烈的激情,从而做出某些过火的行为。第四,在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时刻,学生们做出这种过激的行为也是难以避免的。第五,这个行为只是证明了学生们高涨的爱国热情,以及对出卖祖国利益的汉奸们的痛恨。

  五四运动就是一场革命运动。在革命运动进行的过程中,这种过火的行为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如果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们能够事先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件,肯定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阻止。但是,五四运动这样的革命行动,在当时的中国都是第一次,年轻的组织者怎么可能就能预测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要求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事先都能做好周密的计划,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是绝对不现实的。

  在革命进行的过程中,确实需要必要的有效政策,尽最大力量避免不应该发生的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因为出现了这些出乎意料的事,就来指责革命运动,甚至反对革命行动,就是完全错误的。中国革命的发生,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之后的兴起,这个大势是不可阻挡的。这是关乎国家救亡和民族复兴的大势。在这个大势面前,那些无足轻重的小小浪花,是不可能阻挡大势的前进的。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火烧赵家楼,或许我们就会有另外的认识。一方面,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在群众运动中采取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因为这样的行为容易失控,从而会给革命群众造成不可预料的牺牲和损失。但另一方面,革命本身就是要打碎旧世界的一切上层建筑。所以冲击旧世界的法律本身也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曹汝霖的亲日行为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学生们义愤填膺,曹又闭门不见。这种行为激怒了学生,学生出于义愤才烧了赵家楼。国家都让这样的奸贼害成这个样子,你曹汝霖还住在这样的豪宅里享受,当然令人感觉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从宏观上看,这样的革命行动又确实代表了青年学生们真挚与热烈的爱国热情。对于这样的爱国热情,我们需要以正确的引导,但绝不能搞迎头痛击或者泼冷水的做法。那种伤害革命热情的做法,本身就是在反对革命。

  毛主席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是暴烈的行动,怎么可能没有磕磕碰碰,怎么可能一点毛病都不会出?推翻一个旧世界,这样的行动不可能不暴烈,不可能太过细致,更不可能太过温和。五四运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革命行动。在这个革命行动总的认识和评价上,只要大方向是正确的,那些细枝末节的细节上的小毛病,可能留待之后再来做更精细的考察,但也不能在整体上对革命总趋势的否定。

  那些大搞历史虚无主义而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喜欢在革命的这些细枝末节上挑毛病,并且以这些小毛病的存在来从根本上否定中国革命。在这些小毛病的细枝末节方面,可能有某些部分确实具有历史上的真实性,而另外有些所谓的小毛病都还是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自己编造的。即使有些有毛病的细节在历史上是真实发生过的,但那也只过不是在革命洪流中所难以避免的小旋涡,不是大潮流。

  对五四运动,在总体上当然是要基本肯定的。而火烧赵家楼又是五四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但我们似乎不需要只对火烧赵家楼这个事件单独做出评价。我们只从大的方面、从总体上认识五四运动爱国主义的本质,这就足够了。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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