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会因为地域不同而路径迥异。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地域的发展不外乎两种情状：农业或牧业；海上捕捞也属于牧业的另类表现形式。自从三皇五帝以来，生活在华夏大地的炎黄子孙几乎都以农业种植维持生存；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听天由命。年成好，肯定丰衣足食；而洪涝或旱灾，则必定出现饿死人情况。
正因为农业生产存在天然的不足，以致古人便找到兴修水利的应对策略；洪涝时可通过水库蓄积水源，旱灾时又可通过水库而灌溉农田。最突出例证便是战国时期的李冰父子所建设的都江堰；事实上，也是因为都江堰的建设而让曾经的“人或成鱼鳖”的成都平原最后发展成富庶繁荣的“天府之国”，足见水利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然而，类似于都江堰这种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水利建设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并不多，所以，“靠天吃饭”还是神州地面上的普遍现象。即便以被渲染成“康乾盛世”的情状而言，马嘎尔尼拜见乾隆时，也对普遍见到的普通民众所呈现的“面黄肌瘦，严重营养不良”的表现而甚感意外。可以说，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神州大地上的炎黄子孙始终会被粮食危机所困扰。刚刚看到风吹麦浪发来的内容，令笔者甚为欣慰；他的大作在水利建设的基础上还有更深入的铺展，无疑为共同探讨未来发展提供助力。先将风吹麦浪的大作附呈于后，然后再追加笔者的些许补充。
以下是风吹麦浪的原文。
比较公认的看法，一个国家的人均粮食饥饿线是240～250公斤，半饱线是280公斤，安全线是300公斤，温饱线是350公斤，小康线是400公斤。由于饮食结构不同，欧美认为温饱线是400公斤。
水利化、良种化、化肥化、机械化和农业劳动者是构成农业生产力的五个要素。其中最核心要素是水利化，没有水利化就没有抗洪抗旱能力，每遇水灾或者旱灾必然会导致颗粒无收，必然会引起饥荒。解放前没有水利化，几千年停留在原生态农业生产力水平状态，人口天花板是4.5个亿，突破了就会年年闹饥荒，三五年一次大饥荒。饥荒是1840～1949年这109年人口仅仅增长一个亿的最根本原因。
1949年以前的一百多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长期低于210公斤，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人口几乎零增长，每年需要大量进口粮食，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面粉就是明证。
1950年人均粮食占有量239公斤破历史记录，依旧是饥饿状态。
1966年人均粮食占有量280公斤，比解放前增加了70公斤，突破饥饿线，实现了半饱（半干半稀）。
197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310.5公斤，比解放前增加了100多公斤，突破安全线，不会再发生大面积营养不良现象。
1979年人均粮食占有量342.74公斤，比解放前增加了130多公斤，离温饱线只有把放在球门线上的球推进球门的一步之遥了。
1982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了351.47公斤，比解放前增加了140多斤，比1979年增加了8.73公斤，完成了把放在球门线上的球推进球门的最后一脚，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温饱线。
1992年人均粮食占有量突破了410公斤，比解放前增加了200多公斤，几乎翻番，达到了小康线，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由，具备了取消粮票的条件，粮票于1996年彻底退市。
在人口几乎翻番，人均寿命几乎翻番，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1979年粮食总产量是1949年的2.93倍，1950～1979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在波浪式前进。
1982年人均粮食占有量比1979年增加了8.73公斤，终于吃饱了，1992年终于可以不用粮票了。
中国人吃饱饭是水利化和建立在水利化基础之上的良种化、化肥化和机械化共同推动的结果，经历了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伟人时代27年完成了水利化，初步实现了良种化、化肥化和机械化，解决了困扰华夏几千年的饥荒饥饿问题。
新时代，在水利化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并优化良种化，进一步提升化肥化，短短16年实现了小康。
任何人都不能否定抹黑新中国用短短43年就解决了困扰华夏几千年的吃饱饭问题的伟大成就。为什么解放前年年有饥荒，三五年一次大饥荒，38年间最起码饿死了2亿人的悲惨历史被人遗忘，而新中国仅有的一次轻微得多的“饥荒”被反复哭丧？无它，阶级利益和个人恩怨使然。
解放前所有的饥荒跟“知识分子”无关，“路有冻死骨”的时候，他们依旧“朱门酒肉臭”。新中国实行粮票制，有钱人也没有办法夺走穷人的保命粮，困难时期，“贵人”也得跟普通工农一起挨饿，只有这样才能共克时艰，共度难关。
但“高贵的知识分子”挨饿了，一直耿耿于怀，到了他们的“春天”，他们就通过伤痕文学、电影和电视剧反复哭丧新中国仅有的一次比民国时期轻微得多的“饥荒”，导致人们误以为只有新中国才有“饥荒”，民国很美好。
以下是笔者的补充部分
就农业建设的深入度而言，风吹麦浪好友的表达极其宽泛而精细，笔者所想补充的部分则是综合性的。建国之初，流传千年的土匪必须根除，而蒋氏留下来的各种污泥浊水也必须清理；在方方面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又爆发朝鲜战争。由于美国不仅参与朝鲜战场，而且更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则给蒋氏的反攻大陆提供了刺激。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经济封锁与贸易禁运，则更是给新中国的各方面发展制造深远危害。可以说，在新政权建立之初便被迫卷入东西方冷战的漩涡，原本就是全局左右而非一己所能掌控。
然而，即便初始背景极其惨淡，但毛主席所带领的新中国却还是取得举世公认的非凡成就。且不说“两弹一星”维系了国家安全，而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则更重建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所享有的重大影响力，只单就农业建设来说，均有很多须再度回顾的必要。不是吗，面对五十年代初所遭遇的淮河泛滥而感受的灾民苦难，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从而掀起水利建设的澎湃序幕。问题是，全国各地的水利建设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易完成，必须经过经年累月的长期奋战方能逐步走向成熟。因此，在发展过程中遭遇无法避免的损失甚至也是最发达国家所曾经受过的；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的炸毁不就是例证吗？
坦白讲，《人民日报》1969年5月11日郑重向全球公布的“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之重磅消息，实际上是完全值得全国人民重新回味的！不过是二十年的短暂时光，不仅政府层面已达到“无债一身轻”的轻松状况而完全可以用更加从容不迫的姿态去从事各方面建设，而且此后几年也多次出现增加工资的情况；如此优异的客观记忆，难道不能重新解析“经济崩溃的边缘”吗？须郑重提醒：重建过往历史是为更好指引未来，鉴往知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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