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问了个问题：
如果各个小区投票选择本小区的防疫政策。
清零小区，24小时核酸，周期大筛，随时封门，拉走方舱。
开放小区，自测抗原，阳性自我隔离。
投票失利的人有权搬走，清零派搬离开放小区搬入清零小区，开放派搬离清零小区搬入开放小区。
小区内部如果人员比例发生变化，还可以再次投票决定防疫政策。
如同东西柏林一样，形成清零和开放聚居区。
最终，哪种小区的房价会更高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有人认为，清零小区的成本高，开放小区的成本低，所以，清零小区住的都是有钱人，必然是清零小区房价贵。
但是，真正有钱的人，比如拐零或者克劳德霍斯这些人，都不在乎房价的人，都出去了，而没有去清零小区生活。
疫情期间，在清零区，你就没事偷着乐吧。问题是，说这话的人的亲人的选择也是宁可在沦陷区痛快地哭，而不在清零区偷着地乐。
有条件选择去清零区，不等于一定去清零区。
选择清零区或开放区，其实取决于个人对较高收入和行动自由与病毒毒性的权衡。
如果病毒如同鼠疫一样，致死率80%，那么清零区的肯定是多数人的选择。清零区的房价必然上涨。那些选择开放区的人，很快就会死光，开放区必然存在大量的无主空房，房价趋近于零。
反之，如果病毒的致死率微乎其微，那么开放区必然是多数人的选择。如果已经到了不工作就要饿毙的时候，那么选择开放区的人必然更多。供求关系决定开放区房价上涨。
我的判断是清零小区的房价和病毒毒性正相关，但是不会偏离到一定程度。因为毒性增强到一定程度，一些开放小区就会投票成为清零小区，毒性减弱到一定程度，一些清零小区就会投票成为开放小区。
当然，这样的分析的前提默认所有人的收入来源类似。
如果收入来源的方式相差悬殊，那么就要增加一个变量。
一部分人即使不工作也有收入，或者可以居家办公，施行清零政策对他们的收入不产生受到影响，或者影响很小，甚至可能增加，他们的选择倾向必然更加倾向选择清零。清零对他们的影响就是行动自由。
不工作也有收入，是一种畸形的分配结果，这种结果能存在必然存在强大的扭曲分配的理论，扭曲了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即使拐零、克劳德霍斯这样的人，也不能完全脱离工作。
居家办公并不普及，除了文艺创作、互联网公司、网络自媒体，可能只有金融投机、新闻媒体（靠翻译摘编汇总境外新闻的媒体）之类。文艺创作者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其他几类的数量与网络发达程度和经济脱实入虚程度正相关。
在一定网络条件下，一个地区的经济越扭曲，越脱实入虚，一个地区能够接受清零政策的人越多。
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可以认为另一个变量。
在权衡这个问题的另一端，个人对毒性的判断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同样一个一种病毒导致的传染病，有人认为是旷世瘟疫，人类将面临大灭绝，有人认为是大流感无所谓。
这种情况下，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权威对病毒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这个参考因素包含两个参数，一是主流媒体的垄断程度，二是对病毒的态度，是夸大和淡化。两者结合对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的民众态度产生影响。
一个地区的信息交流程度可以认为是第三个变量。
在同等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居家办公便利条件接近的情况条件下：
病毒毒性低时期，经济结构市场化、信息交流更充分的地区，开放小区更受欢迎。
病毒毒性高时期，经济结构非市场化、信息交流不充分的地区，清零小区更受欢迎。
对比美日欧和其他国家或地区民间倾向，也符合这个结论。
如果长期考虑，还应该考虑到清零小区的可持续性。
长期的清零政策必然影响财政收入，财政入不敷出还要挤出钱去施行清零政策，必然是大规模压缩其他方面的财政支出。其他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必然下降。
如果我个人选择的话，肯定选择去开放小区。不考虑收入影响程度，我更倾向于选择自由行动，不想去方舱。
何况，清零在经济和经济上也不可持续。认为清零可持续的人，自己简单估算一下，如果一种病原体从感染到传播的时间缩短一半，每位患者单位时间能传播的下一代患者数量增加一倍，发烧症状减少一半，发现0号病人会迟多少，筛查频率、隔离者数量要增加多少，筛查范围要扩大多少？由筛查产生的次生感染有多少？对生产的影响有多大？没有足够的物质冗余量，破防是必然的迟早的事情。
如果美日欧免签，而且有假期，我会去吗？
当然，为什么不去走一走呢？不去的原因，无非是没有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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