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死了，早晨醒来就从“今日俄罗斯RT”的官方微博看到了这则消息。
吊诡的是，这么轰动的消息竟然配不上一个微博热搜第一。
不知道微博的热搜机制是怎么形成的。无论是从话题总阅读量上看，还是从话题参与人数看，“戈式去世”都甩开现在的“名义”第一话题至少三条街。
尽管新浪微博有意地降低话题热度，但是人们讨论的热情依然不减。这样的奇妙现象出现的原因，大约是中国的人们总是会从戈尔巴乔夫身上产生一些联想或者联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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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同志匆匆出了一篇短文《简评戈尔巴乔夫离世——不应过分高估个别叛徒的力量和历史作用》，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我们也不应低估叛徒的“力量和历史作用”，将一切归咎于“历史必然性”。尽管老田的文章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但从某些微信群的讨论，笔者看到了这样的苗头。
这个问题的完整表述或许应该是这样的：戈尔巴乔夫亲手葬送了苏联，但苏联的灭亡却并非由戈尔巴乔夫一人决定。
在苏联解体之后，很多隐秘的事情通过西方媒体的披露和戈尔巴乔夫的自述呈现了出来，一些人说这是“吹嘘”，一些人是这是“忏悔”（不是忏悔埋葬苏联，而是忏悔相信西方却没能等来西方的帮助）。
“吹嘘”也罢、“忏悔”也罢，通过这些被揭秘的碎片，我们却可以拼接出一个共产主义叛徒的标准样板；而从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样板身上，我们也更能理解毛主席提出的“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
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国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让毛主席敏锐地觉察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寄托于这些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的图谋。在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党的经验教训之后，毛主席于1964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
1、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2、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
3、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
4、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5、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认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
毛主席还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是在学校里、书斋里培养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造就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熟悉新中国这段历史的人，如果再对照毛主席的五条标准和叛徒戈尔巴乔夫的成长与作为，就会发现，苏联党在50年代后发生的一切基本上都是与毛主席的主张背道而驰的。
翻阅戈尔巴乔夫早年的经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千百万苏联技术官僚成长的普遍模样，问题恰恰首先出现在了这个没有“特别之处”上。
1931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身在苏联东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集体农庄的机修工。成长于斯大林时代，唯一值得被戈尔巴乔夫当作“伤痕”控诉的，也只有1937年“肃反”对戈尔巴乔夫家庭的短暂冲击，而这也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拥趸们赞扬戈尔巴乔夫“从小就反感苏联体制”的唯一理由，把戈尔巴乔夫塑造成了一个“卧薪尝胆”、隐忍四十余载的“英雄”。
然而，“从小就反感苏联体制”却一头扎进了“体制”怀抱：15岁当上了集体农庄的机械师，18岁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19岁进入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法律系学习，21岁加入苏联共产党……
1953年，斯大林逝世，戈尔巴乔夫还在莫斯科读大学；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当上了斯塔夫罗波尔市团委第一书记、走上仕途；到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30岁的戈尔巴乔夫已经以党代表的身份，亲而聆听赫鲁晓夫再次强烈批判斯大林的“罪行”，并亲眼见证了中苏分裂的公开开端。（赫鲁晓夫公开批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借以影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史上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个党的先例，参会的周恩来总理提前回国以示抗议）
毛主席亲自到机场接机周总理，明确表达对刚刚经历了唇枪舌战的艰苦斗争的周总理的慰问，以及对周总理访苏期间一系列行为的坚定支持
正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通过了一个新的纲领，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必要……这比赫鲁晓夫此前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两全”，还要更加彻底地走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面，因而遭到了中国党的强烈反对。
对于既不懂马克思主义、更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的戈尔巴乔夫而言，当时中苏两党的公开争论完全是“神仙打架”（即便是参与者也在时隔多年后宣称“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但是，作为一名刚刚被提拔起来的技术官僚，戈尔巴乔夫却能直接地从赫鲁晓夫在苏联开启的“修正主义”中尝到巨大的甜头。
尽管赫鲁晓夫一面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他却一面把专政机器培养成了一个凌驾于苏联人民之上的特权阶级。为了讨好、安抚各路权贵，赫鲁晓夫执政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权力下放”，然而下放的权力却得不到任何制约和监督，最终造成了腐败在苏联的泛滥，以及苏共的“党内权贵化”和“地方封建化”。
赫鲁晓夫时期通过篡改按劳分配的原则，让这个技术官僚为主的特权阶级占有了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高工资、高奖金、高福利；他们利用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上了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与斯大林时期已经开始的特权阶层苗头相比，赫鲁晓夫的做法让苏联的“既得利益者”彻底成长为了“既得利益集团”，并最终导致了赫鲁晓夫的“被退休”；到勃列日涅夫上台，他扯去了最后的遮羞布，实行所谓职位终身制，导致官僚机关迅速臃肿，官员数量急剧增长；在特权阶级的压榨下，苏联人民苦不堪言，“好”在当时的美帝国主义更加糜烂不堪，到反衬出70年代的苏联还没那么“烂”。
身处这样的特权阶级，技术官僚出身的戈尔巴乔夫又怎么可能形成无产阶级立场，去为“人民大多数谋利益”？
关于干部路线，赫鲁晓夫与毛主席也发生过严重的分歧。
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期间，毛主席介绍了中共现在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并规定中央委员每年要有四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的经验，赫鲁晓夫对此嗤之以鼻，他反驳说：
“拿我们费德林来说吧，他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每天需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如果让他脱离外交部的工作，把他下放劳动半年，他回来后就会感到落后了。因此需要拿出相当长的时间来补课，来研究这半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什么新问题，外交部半年来做了什么工作……”
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又对着访苏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抨击中国党的做法，说“让干部把时间浪费在体力劳动里，得不偿失”。
苏联变修的教训摆在眼前，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毛主席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通过对大量材料的阅读、分析，毛主席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苏联的干部是不参加工人农民的一线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仅如此，他们的子女也搞特殊化，子承父业，苏联普通劳动者的子女很少能当党员、干部。这一现象在国内也越来越普遍地出现，他们看不起工人、农民，还瞎指挥……
毛主席意识到，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苏联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要避免干部腐败变质，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坚定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
而考察戈尔巴乔夫的仕途印迹，与毛主席的这一主张却背道而驰。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团委第一书记，他又一路高升，先后担任苏共青年团边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边疆区团委第二、第一书记等职，还在1966年获得了农业经济学家的学位，堪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典范，这背后体现的正是苏联特权阶级的“官学媒”一体化、特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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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由于苏联对外贸易的“工作需求”，先后出访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开启了戈尔巴乔夫的“放眼看世界”，也给了“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可趁之机”。
戈尔巴乔夫被带到了富人区，在亲眼看到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之后，戈尔巴乔夫疑惑这与苏联宣传的“资本主义水深火热”完全不同，“他们”需要“我们”解放吗？
于是，戈尔巴乔夫彻底跪下了：他只看到了苏联的阴暗面，却没看到欧美繁荣背后的阴暗面，没有涉身处境地考察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真实状况以及被发达资本主义攫取超额利润的第三世界人民的真实状况，思考造成贫穷与富裕、繁荣与落后的历史与现实成因——当然，这个要求对于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戈尔巴乔夫而言，实在是强人所难。
不过戈尔巴乔夫的表现，在苏联的青年官僚特权阶层，乃至整个苏联知识分子及官僚为主的精英阶层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崇拜欧美成了70-80年代整整一代苏联人的共识。
艾伦·杜勒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的《间谍艺术》一书中承认：
“西方情报机构密切关注着这些人物的出现，而且，对各个级别的共产党员，从最高层到基层，认真建立档案卷宗，详细记录他们的活动和讲话，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有关情况。”
戈尔巴乔夫的姓名出现在中央情报局人物资料卡片的时间，不会晚于1968年其开始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自此，戈尔巴乔夫成为中情局“考察”的对象以及对苏实行和平演变的“代理人”人选。
1975年，背负中情局任务的美国外交官杰克·马特洛克访问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那时戈尔巴乔夫正是这里的地方领导人。尽管马特洛克不承认他在此时接触过戈尔巴乔夫，但人们有足够的佐证证明马特洛克隐瞒了这一事实；而最晚到80年代初，中情局已经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苏联领袖”。A. B.奥斯特罗夫斯基在2010年出版的著作《谁扶持了戈尔巴乔夫？》中考证了中情局帮助戈尔巴乔夫除掉高层竞争对手，赢得总书记职务的经过。
即便抛开这些被指责为“阴谋论”的考察与论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一系列做法，也印证了他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确实存在隐秘勾连。
1987年5月，德国人马蒂亚斯·鲁斯特自驾飞机降落到莫斯科红场的瓦西里斜坡，这位戈尔巴乔夫清洗苏联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为首的反对戈尔巴乔夫单方面裁军方针的军方将领的行动制造了口实，随后就是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12月在华盛顿签署了《销毁中短程导弹条约》，苏联军队匆忙撤出东欧国家，促成了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吞并，华沙条约组织解散被提上议事日程……
1991-1997年任俄联邦空军总司令的彼得·杰伊尼金大将在《劳动报》发表文章《怎么办，击落吗?》，文章指出：
“毫无疑问，鲁斯特的飞行是西方特工机构精心策划的挑衅行动。但最重要的是，该行动的实施得到当时苏联领导层部分人员的同意，他们已提前知道。”
为了表彰戈尔巴乔夫对北约的英勇贡献，里根在1990年10月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戈尔巴乔夫。
里根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
而另一个更加显著的特征是，早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刚刚担任苏共总书记，就立即取消了对国家间谈判过程进行记录的做法。令人称奇的是，在担任总书记是，戈尔巴乔夫的英语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可以一对一地秘密讨论非常“微妙”的问题。在位6年，戈尔巴乔夫会见美国总统里根5次、老布什6次。
1993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法国和《费加罗报》的记者谈话中承认，1986年10月他在雷克雅未克单独同美国总统里根会谈时，实际上已经无条件地将苏联交给了美国：
“雷克雅未克会晤是一出悲剧，是一部大悲剧的开幕式……在那次最高级别的会晤中，我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调头返回已没有可能。”
而苏联官方当时的报道却对外宣称，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雷克雅未克会晤无果而终。
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与老布什在马耳他会晤的重要性毫不逊色于其与里根的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戈尔巴乔夫完全“同意”改变苏联的政治制度，彻底改变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
苏联前克格勃主席弗·克留奇科夫在2001年接受《文学报》采访时称，“戈尔巴乔夫自始至终是党和国家的背叛者。”
戈尔巴乔夫原本的如意算盘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摇身一变成为苏联的总统，然而，八一九事件打乱了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包括叶利钦、普京在内的那些率先脱党的特权阶层和各级官员，在美国主导的经济改革“500天计划”以及苏联解体后的激进新自由主义改（抢）革（劫）中，摇身一变成了俄罗斯以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大大小小的经济寡头，而总书记的身份反倒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掣肘”，最终黯然退出。
不过，美帝国主义最终也没“亏待”戈尔巴乔夫，继诺奖之后，又颁给了他美国自由勋章，还让他为必胜客、LV等品牌代言赚取广告费，他的《改革与新思维》等多部图书同样为戈尔巴乔夫带来了丰厚的版税……晚年的戈尔巴乔夫，境况虽比不上那些寡头，却远好过99%的前苏联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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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们应该感到奇怪的是，就算有美国中情局的暗中支持，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何以摆平2000万苏共党员，在苏联政坛长袖善舞、搅动风云、搞垮一个偌大的苏联？
就算前苏联的特权阶层都已盼着大厦倾倒、可以放手抢劫而不被制裁，2.9亿的苏联人民难道就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吗？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恰恰是苏联党内外的政治生活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不健康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由于70年代苏联党内的权力斗争，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雅科夫列夫被派往加拿大当大使，这相当于一次长达10年的 “政治发配”，而他在1960年就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当时的背景正是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成为中情局重点培养的对象，成了第五纵队的思想家。
雅科夫列夫
1983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时与雅科夫列夫相识，并随后将其调回莫斯科，成了戈氏思想与理论的一员主将；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雅科夫列夫任命为苏共宣传部部长。戈尔巴乔夫闻名于世的“改革新思维”与“公开化”运动以及“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口号，思想来源与理论基础均与雅科夫列夫有很大关系。
借助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和赋予的权力，雅科夫列夫自上而下地加速摧毁苏共意识形态，从思想内部瓦解苏共，为苏联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泛滥提供庇护，提出所谓两党制，从而彻底地从组织上瓦解苏共。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加速了已经遭受苏联特权阶层压榨的苏联人民的离心化倾向，加速了苏联的死亡。
在“民主化”口号下，戈尔巴乔夫一面纵容反共意识形态在苏联的泛滥，一面却行独cai反共之实，打击那些坚持社会主义的底层人民。
1988年初，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的安德烈耶娃写了一封长信《我不能放弃原则》，在信中揭露和批判了否定苏联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尖锐抨击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引起了社会思潮的混乱。
安德烈耶娃
安德烈耶娃把信先后投给了《真理报》、《苏维埃文化报》，均未被采用。直到1988年3月13日，后收到来信的苏共中央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报》才在争鸣专栏勇敢地整版刊登了来信，并在苏联基层和广大劳动人民那里获得了广泛响应。这个现象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苏联的工农群众是不希望社会主义垮掉的，真正有意愿、有能力埋葬苏联的，恰恰是那些上层精英。
刚刚在1988年二月全会摆出了“民主”姿态，要“广开言路”的戈尔巴乔夫在3月23日出国访问归来后，立刻撕去“民主”的伪装，在参加全联盟集体农庄大会时与政治局部分成员谈到此信时，表态“我觉得文章的发表背后有人指使”。这封信立即被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派们定性为“反对改革的纲领和信条”而遭到严厉批判，安德烈耶娃与家人也随之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在其后相当长时间里无法正常进行工作与生活；戈尔巴乔夫还派了一个调查组到《苏维埃俄罗斯报》报社调查，逼迫报社公开承认“错误”，威胁要关掉这份报纸；同时，戈尔巴乔夫还以“文章的发表背后有人指使”为由，把这场反击当作清理“保守派”的良机，为罢免一大批坚持社会主义的老干部作了充足的铺垫。
而作为苏共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行事作风上也完全是一副猥琐的小人做派，特别是他在处理民族冲突和分离主义冲突中的行为堪称厚颜无耻至极。
1988年2月和1990年1月发生在阿塞拜疆、1989年4月发生在格鲁吉亚、1991年1月发生在立陶宛等地的悲剧事件，完全是极端民族主义、分离主义者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策动下预谋已久的行动，而戈尔巴乔夫却纵容“挑衅性”行为畅通无阻地升级为地区紧张局势，中途不表达任何态度；到形势无法逆转才下达动用军事力量，使得民族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
1989年发生在第比利斯悲剧事件，戈尔巴乔夫明知道苏联伞兵只是用工兵铲护住头部，防止被人群中飞来的石块和玻璃瓶砸中（克格勃摄影师拍摄的电影完全可以证明），而受害人经法医鉴定是死于人群拥挤踩踏的事实，却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保持缄默，反倒让“用工兵锹对付和平公民”之说被民众当成了“真相”。苏联人民的“误会”与民族矛盾又一次被加剧……
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作为，使得819事件发生时，已经没有人民愿意站到保守派的一边，苏联帝国的崩塌变得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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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蜕变与解体，一步步佐证了毛主席的精确“预言”。
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之后，毛主席指出，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被否定，就会直接危害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性。戈尔巴乔夫时期正是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最泛滥的时期，而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最后一脚，最终彻底地将苏联的社会主义送进了坟墓。
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抛出后，毛主席敏锐地观察到了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背离。毛主席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毛主席提出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而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是对毛主席关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批判的最好注脚。
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应该让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权力。从赫鲁晓夫的“权力下放”到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无不是在打着民主的旗号行“独cai”之实，官僚阶层成了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特权阶级。
50年代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时，毛主席就首先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在窃取苏共领导权之后，就忠实地执行了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任务，将近3亿苏联人民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毛主席亲笔加写了一段话，精确地预言了苏联解体的前景。毛主席指出：“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而把毛主席的预言最终变成现实的，正是叛徒戈尔巴乔夫！
尽管苏联的变修在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已经一步步变成了现实，但苏联的最终解体始终是一个悲剧，这不仅是陷入绝对贫困化的近3亿前苏联人民的悲剧，也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陷入了低潮，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世界人民陷入了更加痛苦的境地……而罪魁祸首就是叛徒戈尔巴乔夫！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毛主席曾经提出的一个命题，斯大林没有任何的准备，最终让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得逞；我们呢？
通过对叛徒戈尔巴乔夫的生平回顾，我们难道还认识不到毛主席提出的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良苦用心吗？而且毛主席不是要培养一个两个接班人，而是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期望的是，人人起来负责！
由此，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假如苏联出现千百万个安德烈耶娃式的人物，苏联解体的悲剧是不是能够避免呢？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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