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今后经济建设上的首要任务，是转向并大力发展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工业产品的生产，对这样的工业制品实行进口替代。为此必须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提高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工业产品的进口关税。
很有可能在不多几年之后，按当时汇率计算中国就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上超过美国。那将真是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因为害怕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摧垮美国的世界霸权，美国的政客们最近几年才极力要掀起世界性的反华歇斯底里。
为使中国人民自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中国不仅应当以积极的态度迎接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应当以更健康迅速的经济增长来加快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为此今后我们应当：
在经济建设上，应当把建立一个各行各业都达到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作为首要目标和核心任务，首先致力于制造业的全面高端化，建立一个各行各业都达到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制造业体系。为达成这一目的，在具体规划和部署各方面的发展目标时，不仅应当在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上致力于全面赶超美国，而且应当加大投入的力度，争取在传统的、基础性的制造业上全面赶超韩国、日本和德国，而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研发和生产上赶上和超过韩国和台湾。这种赶超，应当主要是集中在产业的技术水平上，在产品的高精尖程度上。
现在还提在制造业上赶超韩国和台湾，似乎有些丢脸。但是应当承认，在制造业中的许多行业中，韩国甚至台湾的整体技术水平还是比中国内地高了一些。这不但表现在机床生产、汽车生产甚至某些化工产品的生产上，尤其突出地表现在集成电路芯片的生产上。因此，中国内地要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首先的目标应当是在各个行业的产业技术水平上全面赶上和超过韩国和台湾。
我国是世界上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是在各个产业的技术水平上。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制造业的大多数行业中生产的还是技术含量低的产品，而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则集中于生产技术水平高的制造业产品。这是我国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低于发达国家的最主要原因。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所以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能够大量生产低收入国家不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荷兰国家虽小，但是其企业却能够生产最高水平的制造芯片用的光刻机，这就使荷兰一直名列人均收入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就是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中国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也是研究、开发和生产各种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我国要想进一步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而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只能靠在产业技术水平上赶超先进国家，大幅度提高制造业的产业技术水平。具体落实到制造业的各个部门和行业，就是要致力于在技术水平上赶上和超过本行业生产上最先进的国家和地区。
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界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下一步的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需要首先搞好国内的制造业，而且制造业的发展应当主要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但是在其发展受到普遍关注的部门上，除了经常提到的非制造业的服务业之外，近年来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人工智能等非传统的新兴产业部门上。首先关注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是正确的。抢占新兴产业发展的领先地位，是发展中国家以“弯道超车”方式赶超发达国家的一种有效方式。我国近些年这样做，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中国的光伏产业已经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一定的地位，特别是信息产业最近一些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的典型就是华为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在进一步大力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我国内地在机床制造、金属加工、有机化工、燃油汽车制造等基础性的传统工业上还相对落后的现实，不要因为单纯注重发展新兴产业部门而忽视了这一类基础性传统产业部门的发展。
这样，以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实现制造业的高端化、建设达到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应当是全面的。不仅应当大力发展新能源、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人工智能等非传统的新兴产业部门，也不仅应当补上过去在发展这些新兴产业部门上的缺环，大力发展独立自主的半导体产业特别是芯片制造业，而且是大力推进芯片制造业的全产业链发展，包括研发用于制造芯片的光刻机等芯片生产设备，还应当以长期不懈的努力去推进机床制造、金属加工、有机化工、燃油汽车制造等基础性的传统工业的发展，用扎扎实实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将这些制造业部门都推向具有世界最高的技术水平。寻找和填补制造业上比先进国家弱的缺环，应当是今后发展经济中的一项主要任务。
这样去建立各行各业都达到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势必将减少产品供应上对外国的依赖，由此而导致减少对外贸易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热衷于扩大开放推动全球化者会因此质疑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向。但是，这样的质疑在经济上没有任何道理。恰恰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当中国成为具有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发达国家之后，中国会是一个对外贸易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最低、具有最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的国家。
对外贸易意味着在产业上加入国际分工。出口某些种类的产品以换回进口的某些种类的产品，意味着一国的生产专门集中于出口的那些种类的产品而放弃需要进口的那些种类产品的生产，让外国的生产集中于这一国需要进口的那些种类产品的生产。对外贸易与一国总产出之比越高，该国产业上独立自主的程度就越低。
一国怎样通过对外贸易加入产业上的国际分工，这首先取决于其自然资源上的禀赋，如人均可耕地数量、矿产资源等，但是它更多地取决于该国在产业上的比较优势。而且在科技水平高的发达经济体之间，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是决定一国的制造业如何通过对外贸易加入国际分工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决定国际分工的背后，产业的有效运行规模起着更为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产业的有效运行规模是比较优势决定国际分工的基础。
在任何一个产业中，都会有一个企业最有效运行的企业规模。某些产业的企业有效运行规模是一个企业只有几个人，而有些产业的企业有效运行规模却是一个企业就应有几十万员工。但是，一个产业的产业有效运行规模通常都远远大于该产业中的企业有效运行规模，其原因在于，如果一个产业的运行规模不大于该产业中的企业有效运行规模，该产业中就只能容纳一个有效运行的企业，而一个企业垄断一个产业的供给则会造成由垄断产生的种种无效率。因此，一个产业的产业有效运行规模不仅取决于该产业中的企业有效运行规模，而且取决于在该产业能形成有效率的竞争所需要的企业数量。
这样决定的产业有效运行规模，是科技水平高的发达国家之间在制造业上的国际分工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某个制造业产业如果达到了该产业的有效运行规模，而其国内市场对由此产生的该产业产品没有足够的需求，该产业的产品就必须出口到国外；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劳动力来把某个产业发展到其有效的运行规模而对该产业产品的需求又足够大，该国就会在比较优势作用下进口该产业的产品。显然，在科技水平从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中，国家越大，特别是国家的人口越多，国内市场就越大，达到了产业有效运行规模而国内市场对其产品没有足够需求的产业就越少，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劳动力发展到其有效的运行规模的产业也会越少。这就决定了，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国家越大，特别是国家的人口越多，对外贸易依存度就越低，本国制造业体系的完整程度也就越高。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人口仍然是世界第一，国土面积也居世界前几位。正因为如此，根据产业有效运行规模对国际贸易的决定作用，如果中国成为了产业科技水平最高的发达国家，中国将会是制造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具有最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对外贸易依存度在发达国家中最低。但是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来积累技术和经验，这就要求我们现在就全力为建立一个各行各业都达到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制造业体系而奋斗。
目前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口合起来仍然远远少于中国内地，而这些国家已经通过相互的贸易和国际分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由于中国的劳动力远远多于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中国如果成为各行业都达到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发达国家，中国内部的分工和产业链就不仅足以复制当今世界全部发达国家的整个制造业体系，而且能够生产那些当今的发达国家需要从低工资国家进口的低技术制造业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样合理布局的国内产业，将再造一个当今世界的制造业产业体系。这就是一个各行各业都达到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制造业体系。
全球化的吹鼓手们一听到要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就怕得要命，他们会说，这样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会导致闭关锁国，断绝与国外的贸易往来。但是，且不论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关系都应当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服务，就是这个对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导致断绝对外贸易的担心，本身就是多余的。
中国的可耕地和各种矿产等自然资源相对于中国的人口来说是比较少的。因此，只要中国的制造业得到了充分发展，中国就必定成为出自自然资源的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中国的制造业越发达，中国需要进口的初级产品就会越多。现在中国已经是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初级产品的进口是出口的多倍，同时中国又是工业制品的净出口国，工业制品的出口已经接近进口的两倍。中国制造业向世界最高科技水平发展会使中国主要以工业制品向国外交换初级产品，这本身就要求中国保持相当规模的对外贸易。更何况，无论我们建立的产业体系如何独立自主，也总会至少在边缘上需要按比较成本原理进口某些制造业的工业制品。这都决定了，即使我国建成了各行各业都达到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我国也还会保持相当规模的对外贸易。
尽管如此，建立一个各行各业都达到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仍然会使对外贸易与整个经济总产出的比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相对于这样一个比例，中国目前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仍然太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还不能生产许多高技术的工业制品，或者这些高技术工业制品的生产能力还不足，因而需要大量进口这些高技术的工业制品，同时主要以出口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来换取这些进口品。而目前中国大量进口的这些高技术工业制品，正是今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发展的高技术制造业所应当制造的。这样，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就是对高技术工业制品的进口替代。这样的进口替代本身会减少进口，但是它所带来的工资收入提高又会削弱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的出口动力，同时也会推动初级产品的进口。
中国当前的对外贸易形势，也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急需实行高技术工业制品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尽管中国内地工业制品的出口金额已经接近其进口金额的两倍，但是在大多数高技术的工业制品上，中国仍然是净进口国。这样的高技术工业制品，有医药品，精油、香料及盥洗、光洁制品，初级形状的塑料，有色金属、特种工业专用机械，金工机械，电力机械、器具及其电气零件，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装置，摄影器材、光学物品及钟表等。有些种类的高技术工业制品，虽然中国已经是净出口国，但是进口金额仍然在百亿美元以上。在这些大量进口的高技术工业制品中，最显眼的就是集成电路和汽车：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的出口为8056亿元，进口则为24207亿元，汽车出口为1090亿元，进口则为3242亿元。这些大量进口的高技术工业制品，就是我们发展高技术制造业所要替代其进口的。
前边已经说明，就是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中国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也是研究、开发和生产各种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而当前美国带领西方国家所采取的各种反华措施，更进一步强化了对高技术工业制品实行进口替代的紧迫性。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战后，美国政府公开采取了许多切断对中国企业的芯片供应的政策行动，有些政策行动更是意在不许中国得到用于生产芯片的设备和技术。而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经使芯片成了中国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必要物品。
其实，美国和西方集团国家对中国和前苏联及俄罗斯的产品和技术封锁，是一个它们一贯奉行的政策。受到封锁的产品，当然都是中国和苏联还不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前苏联解体前，就曾经围绕美欧日国家的企业违反这一封锁政策向苏联出售可以用于军工生产的高技术多轴联动机床而发生了惊动全世界的风波。只不过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淡化了西方集团国家对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使许多人忘掉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会对中国实行产品和技术封锁的可能性，幻想以生产和出口低技术产品甚至资源性产品就可以换取美欧日国家足够多的高技术产品，放弃了自己研发和生产高技术产品的努力。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
面对日益加剧的美国经济和技术封锁，就是为了突破这种封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我们也必须尽快发展自己的高技术产品制造业，尽快实现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在半导体产业上，必须追求半导体全产业链的国产化，不但在国内建成有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半导体工业原料、集成电路设计和芯片制造产业，而且要力争使国产的光刻机等芯片设备达到世界最高技术水平。虽然欧盟和日本已经规定了停止使用燃油汽车的时间表，中国在发展电动的新能源汽车上也没有落后，但是，整个世界乃至中国仍然会有许多需要使用燃油汽车的场合，我们也绝不应放弃在燃油汽车制造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努力。应当作的是下定这样的决心：只要世界上还有对燃油汽车的需求，中国就要造成有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燃油汽车，国内没有需求就出口占领世界市场；即使将来真有一天全世界都不用燃油汽车了，也要让最后一辆燃油汽车是中国造！
为了突破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封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今后应当特别注重发展中国的机床制造业，尽快使中国机床制造业达到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实现高端、高技术、高精尖机床的进口替代。
加工金属和其它物品用的机床是与半导体芯片性质相近的加工工具，就是在信息处理技术具有高度重要性的今天，高性能的加工机床对制造业和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也并不低于集成电路芯片。我国的机床生产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规模，普通的通用机床不仅产能大，出口量也很高。但是，我国生产和出口的多半还是性能差、生产效率低的低端机床，高性能、高效率的机床还需要大量进口，许多高性能的机床则根本生产不了，只能依靠进口。而德国和日本之所以成了人均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首先是因为它们在高性能机床的研发和制造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仅仅是为了迈向具有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发达经济体，我国就必须大力发展本国的高性能高技术机床的研发和制造，尽快尽多地填补我国在高性能机床制造上的空白，实现高端、高技术、高精尖机床的进口替代。
当年苏联在钢铁生产和军工产业上都整体赶上了美国之后，却因为在进口五轴联动机床这样的高性能机床上遭到西方封锁而在军工生产发展上陷入困境。不难预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一定会对中国进口自己不能生产的高性能机床实行封锁。就是为了防止西方国家的封锁给中国的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我们也必须大力发展本国的高性能高技术机床的研发和制造，尽快尽多地填补我国在高性能机床制造上的空白，实现高端、高技术、高精尖机床的进口替代。
这样大力促进研究、开发和生产各种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对高技术工业制品实行进口替代，一方面要求政府实行各种鼓励高技术、高附加值制造业发展的特殊政策，包括为此投入必要的资金，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应当对这些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以鼓励国内生产这些产品并对其实行进口替代。
生产过去没有生产过的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不仅在生产之前要作大量投入进行研发，而且在最初生产时会面临由于员工不熟练和没有经验而产生的高成本，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生产并在生产中的干中学积累经验和提高熟练程度，才能把生产初期的这种高成本降下来。发达国家已经长期生产过这些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的产品，它们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已经比较低，当然可以用较低的价格向没生产过这些产品的国家出口这些产品。在很多情况下，落后国家之所以不生产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的产品，并不是由于它们根本不能生产这一类产品，而是因为它们国内的企业要承担这类产品的研发费用和初期生产的高成本，其产品无法与从发达国家低价进口的同种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发展这些过去没生产过的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就只能要么由国家给该种产品的生产企业以资金支持，要么对外国进口的该种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相比由国家财政给予资金支持来，征收进口关税显然是更简便易行又不增加国家财政困难的更好做法。
在当下的中国，对进口的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征收高关税，有一个经济利益方面的实际问题：当前进口的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有许多是国内制造业的关键性生产资料，如进口的芯片是制造手机和计算机的最主要零部件，进口的高性能机床是制造许多种产品时使用的最重要的机器设备。对这样的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显然会明显提高用这些进口品生产的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削弱用这些进口品生产的国内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国内的主管部门直到最近还不仅不提高许多技术含量高的零部件的进口关税，反而进一步降低了这些零部件的进口关税；还有高级政府官员以假装关心技术进步的口气说：应当多多进口外国生产的那些高性能的技术先进设备——这样鼓励进口，当然谈不到实行会阻止其进口的进口高关税了。
不过，这样的理由已经不足以否定对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进一步的发展需要的是向生产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过渡，是对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实行进口替代，而不是再去进一步扩张那些低技术劳动密集产品的产量，这些低技术劳动密集产品中，包括了那样一些产品：它们使用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的产品作生产资料，但这是这些产品本身的生产中只使用低技术的密集劳动。这最后一种产品生产的典型例子，就是用高技术的芯片等零部件按已设计好的图纸组装计算机。在中国，这样的低技术劳动密集产品的生产大多都已经达到了超过市场容量的程度，早该停止扩张了。
对进口的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征收高关税之后，确实会提高一大部分国内企业的产品生产成本。对这些因生产资料高进口关税而提高了生产成本的产品，应当分门别类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有些产品国内生产成本这样上升会降低其相对进口产品的国内市场竞争力，由此导致这类产品的进口显著增加。对这一类产品，应当提高其进口关税以保护成本提高了的国内生产，进口关税的提高应当至少阻止这类产品的进口增加。有些产品的国内生产虽然因其生产资料的高进口关税增加了生产成本从而削弱了市场竞争力，但是该产品的国内生产已经足够有效率，其国内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下降并未导致该产品进口的增加。对这一类产品，政府不需要再采取任何附加的补充措施。还有些产品的国内生产效率更高，已经有大量出口，其生产资料的高进口关税所增加的生产成本只是导致了它的出口减少。对这样的产品政府更不需要再采取任何附加的补充措施，它们的出口减少，就让它减少好了，这样的出口减少不会有什么实质的伤害，至少还可以减少出口引起的与外国的贸易摩擦。当然，对进口的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征收高关税，一方面会减少这些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又减少了用这些产品生产的某些产品的出口，总起来会引起对外贸易总额的暂时下降。但是对比由此激励的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发展这一长远益处，这样的损失微不足道，大概也只有那些只惦记着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自由贸易迷们才会对此感到心痛吧。
当然，有许多对国家有关键意义的战略性产业的生产也需要使用进口的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对这些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会提高这些战略性产业的国内生产成本，增加其生产的困难。解决这个问题在原则上不会有任何困难：国家可以增加对这样的战略性产业的财政补贴，以补偿其使用的进口生产资料涨价所增加的生产成本。国家完全可以使用对进口生产资料征收关税所增加的财政收入来完成对战略性产业的这类补偿，不会引起任何财政上的问题，却因此而鼓励了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发展。
一般来说，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而不准向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都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这些产品为中国所急需，对它们的进口征收高关税，似乎妨碍了我国接受这些产品，甚至有帮助西方实行封锁之嫌。而在实际上，对这样的产品进口实行高关税，其实有利于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美国和其它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政策，总是又想以封锁伤害中国，又不想因此妨碍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赚钱。因此，对那些它们要封锁的高技术高性能工业制品，它们的做法总是：你不能自己生产时它们对你封锁不准向你出口，一旦你能够自己生产了，它们就开放这些产品的向你出口，甚至以种种手段鼓励这些产品的出口以用自己的产品占领你的市场以摧垮你的产业。对于它们的这一类封锁，最好的应对之道就是：对它们封锁不准向我国出口的工业制品，在我们国内还不能自己制造时就征收高进口关税，以此来让这些西方国家相信，我们决心自己生产这些工业制品来替代进口，而且最终的目标是不再进口这些工业制品。这样的关税政策会足够有力地震慑西方国家，使它们为保持本国企业的产品销路而不敢轻易对我国实行封锁不准向我国出口这些工业制品。
基于上述种种考虑，今后不仅应当对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而且越是国内还不能生产的工业制品，越要对其进口征收高关税。不要害怕可能由此引起的工业制品出口减少。
这样一种适应中国经济今后长期发展需要的经济政策指导方针，要求我们今后应当对工业制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特别是对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工业制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只对初级产品的进口征收低关税甚至零关税。就是在初级产品的进口关税上，也应当对进口的谷物等食品征收适当的关税，以保护国内的农民，稳定国内的农业生产，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不应当害怕对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工业制品进口征收的高关税最终会妨碍其它工业制品的出口，更不应当为促进其它产品的出口而削弱对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工业制品进口征收的高关税。
这样一种对外经济政策指导方针，要求我们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做出一系列调整：
－－首先要在原则上停止降低进口关税，而反过来开始尽可能地提高进口关税。目前的进口关税，对鼓励发展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工业制品的生产来说远远不够，需要稳步地加以提高。当然，今后应当提高的关税，主要是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工业制品的进口关税；
－－对外贸易政策的重点目标，应当是尽可能为本国企业保护国内市场，特别是为本国企业保留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工业制品的市场以鼓励本国企业发展这一类产品的生产。不应当再把对外贸易政策的重点目标放在片面地扩大出口，包括不应当为换取扩大出口而牺牲为本国企业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更不应当把实行自由贸易当作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这就要求停止实行走向自由贸易的一切对外贸易政策，特别是停止实行一切为进口外国产品提供方便的政策措施，包括停止实行为增加出口而向外国产品让出国内工业制品市场的一切政策措施。
－－实行这一整套对外贸易政策，要求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改变其工作的努力方向，把为国内生产者保护本国的产品市场特别是工业制品市场作为工作的重心，而不应再追求加入国际间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以免这些协定妨碍我国自主地为本国企业保护国内市场。今后与外国谈判贸易协定，应当主要以达成一对一的双边贸易协定为目标。
今后这样致力于建立一个各行各业都达到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也要求我们改变经济政策的指导方向，不再欢迎外资企业进入国内，而是转向严格限制外资企业的进入和经营。
限制外资企业进入和经营的原因，首先在于外资企业不可能使中国的任何产业达到世界最高的技术水平。理论上说，似乎外资企业也可能给我国带来本行业最高水平的技术，由外资企业在国内使用世界最高水平的技术进行生产。可是实际上，进入中国的大多数外资企业并不具有本行业世界最高的技术水平；即使是那些具有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进行生产经营了，这种企业通常也只是在中国进行本企业中那些只需要较低技术的经营活动，而把本企业使用世界最高水平的技术的活动留在自己的母国之内，因而还是不能在中国真正建立起具有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也正因为如此，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依靠外国企业在本国建立起具有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更何况依靠外国企业建立的具有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根本就不能算作本国独立自主的产业。
不能再放任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更重要原因是，外资企业会把中国国内生产的成果变为外国人的收入，而我们发展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工业制品的生产、建立具有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增加中国人民的收入，外资企业把中国国内生产的产值变为外国人的收入，是与我们发展经济的这一根本目标相悖的。
将近三十年来，中国一直有显著的经常项目顺差，表明中国一直是资金的净流出国，本来是不需要外资流入、也不能真正吸收流入的外资。但是，主管部门却一直采取鼓励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政策方针，而这些流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抢走了国内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使得中国国内的资金和本土企业更加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不得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流出到国外，造成了更加严重的资金净流出。有关的主管部门不仅从来对袒护外资企业的政策不思悔改，反而借机宣扬和推行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的政策，造成了荒唐可笑的乱局：一边是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另一边是被它们挤得无钱可赚的中资和中资企业大量流出国外投资。现在已经到了结束这种乱局的时候了。
今后在跨国投资的政策上,应当放弃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宣传和努力，特别是不再追求引进外商投资,而应将跨国投资政策的重点放在限制和防范、遏制外资企业上。在实行这样的跨国投资政策时，防范和遏制外资企业上要把握好的主要政策界限应当是：不再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妨碍国内的本土企业发展，进入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有助于本国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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