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听了张捷老师的“柳大善人“说，拍案惊奇，原来柳家还有这样的往事。
说是柳家在满清入关的时候，被封为“武烈将军”，试想一下，什么人能够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被入侵者封为“武烈将军”？那想必功劳特别大，就算不如吴三桂、洪承畴……也差不到哪里去。
这还不够劲爆，更劲爆的是——柳家在清末的时候，出了一位大善人，叫做柳昕，这是个大财主，也是个“大慈善家”，他在江苏镇江开有一家叫做“同善堂”的育婴堂，也叫保婴局，开有八个分局，自家的家谱、传记称“40年活婴逾万，功德无量”。
据说柳氏兄弟三人，皆为大慈善家，老大柳昕开育婴堂，老二柳恂开大烟馆，老三柳暹开丝绸庄，在清末的时候，哪里有天灾人祸，三兄弟就赶往哪里赈灾，一边“赈灾”，一边收养孤儿……鸦片馆让人家破人亡、债台高筑，这时候育婴堂就可以把人家孩子收走，真是大大的慈善。
育婴堂这个生意，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在清末的中国，只有那些和外国传教士走得很近的力量，才有能力去搞；大烟馆这个生意，更加不是普通人能够染指的，他得和洋人、官府、地方实权派联系密切，才能做……至于一手开育婴堂，一手开大烟馆的操作，立马就能让人猜到他们的身份——“买办”。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柳氏老家镇江成为通商口岸，柳氏兄弟迅速搞起了育婴堂和大烟馆的生意，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他们离洋人近，离天主教会、西方殖民者近……于是发扬柳家传统，勾结外族，挟洋自重，成为了一方“大善人”。
育婴堂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不是个什么好词儿。
在镇江，就发生过有名的“丹阳教案”。
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江苏丹阳县人民发现教会墓地埋葬儿童尸首七十余具，育婴堂内亦无一活婴，遂产生公愤，群起将教堂焚毁。官府速派兵弹压。激起邻县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县，群众们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反洋教的爱国主义斗争。在列强的压力下，清廷派两江总督刘坤一弹压闹事群众，将六个知县一并惩处，又将二十一人逮捕判刑，赔款十二万元结案。
你看，一方面是“柳大善人”传记中自吹的“活婴数万”，另一方面则是镇江丹阳教案中的“无一活婴”，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急，这个事情还有另外一位当事人，这个人是当时镇江丹阳的知县，金庸的祖父，查文清。
查文清，字沧珊，清光绪丙戌进士，因政绩加同知衔，是海宁查家最后一位进士。1890年任江苏丹阳知县，第二年，即1891年4月25日，因丹阳百姓发现教会林地埋葬儿童尸首七十余具，育婴堂内也无一活婴，群情激愤，放火烧毁了县城天主教堂，史称“丹阳教案”。此事也激起了邻县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县民众的愤怒，烧教堂、反洋教、驱教士的斗争彼此呼应。“丹阳教案”与这些反洋教的活动并称为“辛卯教案”，轰动全国、震惊朝廷，也震惊了以英、法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下，清廷迅速派官兵弹压。
查文清在接待前来查案的镇江知府王仁堪时，因深知王仁堪为官为人之道，素有“直言敢谏、清流风骨”之誉，所以向他毫不掩饰地道出了自己对教案的见解，并一起踏勘现场。面对孩尸“纵横交错于地，或剜其目，或断其肢，至惨酷无人理”的童尸乱葬地，王仁堪发出了“此其罪岂专在市民耶！”的感慨，二人心痛不已，竟相对痛哭流涕。最后查文清和王仁知府擅自放走了冲击教堂的民众，并且称他们为“义士”。
一个说育婴堂活婴数万，一个说育婴堂无一活婴，那么金庸的祖父和柳大善人中，必然有一人在说谎。
这个事情还有别的佐证，如四品给事中洪品良在当年8月向朝廷奏折中写道“丹阳教案始兴——起获尸骸七十余具，血肉淋漓，惨不忍言，以故民咸抱愤、祸由教堂自取”；而王仁堪知府奏报上更有“名为天主堂，不应有死孩骨；即兼育婴局，不应无活婴儿”，认为教堂被焚“祸由自召”。两江总督刘坤一身为清廷重臣，要给洋人交代，虽然弹压了丹阳教案，但是他最后也只是撤职了五个知县。
有人要问，你怎么知道柳大善人在镇江办的育婴堂和丹阳教案中的育婴堂是同一家呢？整个事情其实在柳昕的传记中就能得到作证，因为他们都和镇江知府王仁堪有交集……镇江的育婴堂，都是柳家开的。
近代中国，天主教“育婴堂”在中国可以说劣迹斑斑，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造的孽。
武汉有个“万婴墓”，建于1951年，墓前建有白骨塔一座，并铭刻碑文:“这里埋葬的是被帝国主义分子所虐杀的一堆中国婴儿的骸骨。我们特建这个墓碑，让牺牲的婴儿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让我们中国人民永远不忘帝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
美国天主教主教艾原道于1928年在武昌创办花园山育婴堂，委托德藉女士何德美主持，开始将收进的婴儿送到堂外，雇请奶妈托养。1929年，圣若慧善功修女会成立，其主要工作就是管理本育婴堂。二十多年接纳婴儿数万人，存活率只有千分之二，"育婴堂"成了杀婴堂，花园山成了婴儿的白骨山。
1951年3月，当地政府收到大量揭露育婴堂内幕的控告书后，接管了育婴堂，接收时，幸存婴儿只有35名，幼女48名。幸存婴儿骨瘦嶙峋，满身疮疥溃疡，幼女都被折磨致残或头癞、眼瞎、痴呆，所有婴幼儿无一健康。当时负责堂务的美籍主教郭时济、副主教徐赉德，被判有刑徒刑后驱逐出境。
温州救济院育婴所：从1947年1月至1949年10月，共收婴儿1392名，死了1086名。
上海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从1936年至1949年，共收进40000多名婴儿，活下来只有197人。1953年，徐汇区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育婴堂立“万婴碑”。
1951年，“群众冲进了福州天主教“仁慈堂”，发现里面只有一个神经失常的傻子和一个哑巴，他俩就是所谓“抚养”婴孩的人。
“仁慈堂”内还设有暗房，从暗房里又搜出了14具婴儿尸体，有的破头烂额，有的头腹黑紫，有的缺手断臂……其惨状真是令人不忍目睹。”
在另一座楼的三层楼上，群众发现了几十婴孩，小的一二岁、大的七八岁。天寒地冻，她们身上仅穿薄衫一件，一排一排躺着，每排孩子合盖一床短短薄薄的棉被，头脚都冻得红红地露在外面。吃饭时只煮一罐浆糊，女傻子用一根竹片往每个婴儿口中各抹上一团，管他有没有吃，饿死了就交给哑巴往门外送。
那些年纪稍大的孩子，每日足不出户念经，当群众冲进的时候，问她们什么都不懂，甚至连猪、羊这样普通动物都不知为何物。被收留婴儿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因缺乏照料，经常发生大白天婴儿被老鼠咬掉耳朵、嘴唇和手指的事件。有的婴儿甚至被当作“科学试验品”，婴儿备受虐待而大批死亡。
在镇反运动中，福州群众在西北郊马鞍山挖出数以万计的婴孩骷髅，群众愤怒地称为“万童坑”，人民政府下令将那些虐杀中国婴孩的外国传教士统统驱逐出境。
所以，我怀疑当年义和团怀疑基督教堂残害儿童并不是无中生有。当年天津教案冲突的起因，就有义和拳拳民在教堂挖掘出了中国孩童的尸体这件事。
1870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教堂将之葬于河东盐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群众愤恨。
有人要问了，这些人搞慈善，办育婴堂，又虐杀婴儿，到底能有什么好处？这就是源于大家长期以来对西方“慈善事业”的误解，以为做慈善真的是大善人撒钱做善事，实际上，慈善是一门无本万利的大生意。
特别是在战乱、灾荒年代搞慈善，大家都在逃难、饿肚子的时候，你搞个粥棚施粥，开仓放赈，就能轻松用一顿食物，换走灾民手里的地契、真金白银，甚至他们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每当遇到灾荒，地主豪绅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多，财富也会迅速扩张的原因……都是用一碗粥、一个馒头从那些灾民手里换来的。
“育婴堂”同样是一门大生意，教会最喜欢搞“育婴堂”，育婴堂开办了后，不少百姓遇到了弃婴就会送到神父和修女办立的育婴堂里。教会甚至会“奖励”那些把孩子送到育婴堂的人，那么这就是在激励那些投机商人、市井流氓，他们开始四处收集甚至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从中谋利……（像不像某打车软件的“补贴用户”、“烧钱开路”？）
与此同时，穷人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在乱世中活下去，甚至会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捐给教会和育婴堂；孩子收得越多，就越能展示自己的“仁慈”，可以从社会吸纳捐款，如“X基金”，可以骗取某些昏庸政府的背书、补贴……既赚到了钱，又得了名，还抢了政府赈济贫弱、维护公平的职能和权力，绑架了基层的民意，传播了“宗教”，什么叫做“田氏代齐”啊？
养活这些孩子的成本？这些孩子不需要成本，甚至不需要养活，死了埋掉即可，没有死的将来可以贩卖到欧美去当“猪仔”华工，你以为今天欧洲怎么那么喜欢收留阿富汗、伊拉克的“难民”啊？人是资源，不是成本，活人是奴隶劳工，死人是骗取慈善捐款的统计数字！
其实我觉得，张捷老师这一期不够唯物主义，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祖上干过什么，就断定他一定干什么，这不就成了“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了嘛。
但是我们中国人讲究个“家风”、“传承”、“教育”，好儿孙生不出来，但好儿孙可以教出来，祖上的血脉可以继承，祖上的风骨也可以继承，那么柳家三百年所做的事业，也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你说这是巧合，就当它是巧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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