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务员”一词是改革开放后，替代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的毛泽东时代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称谓的新名词，它同改开后涌现的其它许多新生事物一样，是“舶来品”，是从日文“公务员”翻译过来的。在西方，法国直称“公务员”，联邦德国称“联邦公务员”，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效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自己的公务员制度，把政府中从事公务活动的人员称为“公务员”。
我国自1993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开始，伴随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纵深推进，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国家政经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始终同步推进，在充分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先进经验基础上，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治理模式，公务员队伍日益壮大，覆盖社会监管、治理的方方面面。公务员作为维护国家政权、具体行使国家权力者，其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工作的相对稳定性，薪酬、福利待遇相对优渥的保障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释义是：“我国的国家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这一规定为全体进入“编制”的“公务员”铸造了一只“铁饭碗”。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运行链条不断完善、致密，社会治理深入基层“网格化”细分，各级行政分工日益靶向化、精细化，公务员队伍内部由工作年龄长短、职位高低产生的薪酬及福利待遇差别，形成工资、福利待遇等级化。为解决“官少兵多”这一客观现实带来的由职务高低决定薪酬、待遇的体制内痼疾，解决“等工龄而工资、待遇不等”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平衡公务员之间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广大处于普通岗位的公务员安于本职工作，充分调动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从2019年6月1日起，国家正式施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它意味着，只要进入“公务员”队伍，即便终身不当领导，只要恪尽职守，不犯原则性错误，其职级将随着工龄的增长而逐步提升，而职级是决定公务员工资额和享受各种福利待遇的根本参照标准，从而打破了以前公务员队伍内因职位高低差异导致的工资、福利待遇悬殊的制度樊篱，从公务员切身利益和长远规划着手，破除了公务员队伍管理的根本矛盾和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公务员工龄越长，其随着工龄增长的职级就越高，由于实行职务与职级并行，无论在职还是退休，即便是公务员队伍里的“普通一兵”，其工资标准、福利待遇也不亚于在职或退休领导。这一新的规定，无疑又在公务员的“铁饭碗” 上镀了一层金，在人们的眼里更显得熠熠生辉。
二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正式建立公务员制度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持续深入推进，青年学子报考公务员人数由起初的平缓上升渐至爆炸式增长，形成如今每逢考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壮观景象。有关权威部门统计材料显示，自2009年公务员国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大关后，到今年2021年，国考报名人数连续13年达到百万以上。2020年通过报名资格审查的国考人数143.7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之比约为60：1；2021年，报考2022年国考人数高达202.36万人，审核通过人数183.34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之比约为68:1。
公务员热度由起初的逐渐升温，至于今天的炙手可热，与我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经制度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它的“冷、热”是制度变革，且随着变革时延经济社会发生质变的“晴雨表”。改开之初，持续近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治文化意识尚存人们心里，人们对制度改革的态度多出于一种新奇感，因为在国家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下，工农神圣，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工作、生活在体制内的城市工人本身就端着“铁饭碗”，以住房、医疗、养老为主的各种由国家提供的福利待遇，足以让他们产生国家主人公的优越感、自豪感。同样，农民群众涉及政治身份、社会地位和生产、生活等各种权利得到政治制度充分认可和保护。全体人民中每一个个体虽分工不同，但都是受社会主义制度庇护的祖国大家庭里一分子，彼此相互依存、血脉相联，因此对所谓“铁饭碗”的公务员职务关注度和欲望度不是很高。随着改革方向、目标的渐趋明朗，上层建筑、经济基础逐渐发生结构性改变，原有计划经济制度下缔结的界线分明的城乡二元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随之打破、消解，重新构建。伴随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和经济发展经验的“嫁接式”改革开放之风劲吹，以“分田到户”“化公为私”的农业重回小农经济时代，以“不养懒汉”的国企改革改掉工人的“铁饭碗”，改掉了工人由国家免费提供的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在消除工农头上“体制光环”的同时，也消解了他们崇高、神圣的社会政治地位。一切改革政治、经济手段，是为了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淡化“政治挂帅”成为必然，工农政治地位的社会主体性逐渐成为一种有名无实的象征。城市下岗工人、农村从田地里解放出来的富余劳力，作为市场经济社会必需的活的“劳动力”“商品”，以“合同买卖关系”进入全面开放的广阔资本市场。他们丧失了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制度的庇护，成为自生自灭的“单打独斗”者，漂浮在波汹浪急的市场海洋上，时刻面对危机，生活、前途充满不确定性。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自然形成的“丛林法则”，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单纯质朴的品性，社会人际关系因尔虞我诈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是讲求以经济发展、财富累积为根本目的的社会资源自由配置，它教唆、释放人性贪婪，因此它在推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计划经济制度下的自然环境、传统道德文明、人与人之间缔结的和谐关系造成巨大破坏。
人们经历了打工血汗钱被坑，创业失败，股市“一夜暴富”梦的破灭等社会无情拷打，眼见坑蒙拐骗日益盛行，忠厚诚信品格渐成珍稀，见风使舵、奸诈狼戾之徒风生水起，勤俭苦干、宅心仁厚者陷入末路穷途，于是回眸，以一种觉醒的眼光重新审视计划经济时代，渴望回归那无忧无虑、纯真温馨的港湾，找回那种精神充实、内心踏实的感觉。而置身于社会质变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类似这样的“港湾”只能是“公务员”队伍。尤其是历经2020年爆发、至今余祸尚烈的新冠疫情横扫，各行各业一遍哀鸿，人们面临就业困难，生活举步维艰严峻现实，进入国家“体制内”，过上拥有制度保障的体面安稳生活，成为绝大多数青年人的首选。
“公务员热”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们于潜意识里对计划经济时代“铁饭碗”的怀念，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所形成的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于人们头脑中形成判别概念后，对人生理想、前途的再认识、再选择，其内在意义意味深长。
三
人从属于时代，人的“三观”形成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源自生长经历形成的记忆，但随着时代的变换，政治制度变革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人们的固有“三观”便受到来自自身的置疑和变动的社会的挑战，于是，人们便会主动地或被动地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己“三观”，以适应社会发展。
纵观改开以来“公务员热”，不难发现，串连时代的这根红线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渐渐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体系，新兴科技应用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保护下，打破国家之间壁垒，自由流通。在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调配下，赋予新兴科技动能的各行各业，于激烈竞逐的市场大海中此起彼伏、潮涨潮落。青年人报考“公务员”部门、行业选项也随之变化。如2020年国考，人气最高的职位是“深圳海关所属隶属海关监管二级主办”，计划招录11人，共有5021位通过考试资格审核者参与角逐；2021年国考，税务部门职位竞争盛况空前，每个岗位报名人数逾千人。
透过冰冷的统计数据，我们发现，无论“公务员”国考大军如何与时俱进地选择部门、行业、职位，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除受自己喜爱、擅长的专业因素影响外，最关键的动因是与生活质量紧密相关的单位的福利待遇。如2020年国考人气爆棚的“深圳海关所属隶属海关监管二级主办”职位，据悉入职后可由单位分配住房。想一想，在当下年轻人普遍沦为“房奴”的境况下，这一“诱饵”对“国考”青年具有多大的“杀伤力”？2020年引爆网络舆论的一份2018年浙江余杭拟录用人员公示名单，更是惊掉人们的眼球：该区政府办及一些局级单位所招录的公务员，都是清一些的清华、北大高材生。后经媒体记者深入“刨挖”，发现余杭区政府招揽清华、北大学子已成惯例，仅2018年，便从这两所国内尖端学府招聘党政储备人才100名，其中，包括8个街道办工作岗位，而履职这8个岗位的学子，6个是硕士，2个是博士。尽管余杭区委组织部门领导说，这些“天之骄子”看中的是杭州的发展潜力、发展活力和余杭政府的揽才诚意，但我们通过经济发达的江浙对清华、北大学子开出的优厚条件，似乎更能洞悉这些学子的实质动因：一是招聘录用人员，博研学位的，其薪酬参照事业单位副处级水平；硕研学位的，其薪酬参照事业单位正科级水平；政府中级雇员年薪，博研约38万，硕研约35万。二是在生活安家补贴、人才公寓使用、租房购房补贴等方面提供系列优惠政策。
尽管余杭区委组织部门领导也谈到，以前很多高校，尤其像清华、北大这样的顶级高校毕业生，只看重省级单位、大型国企、优质民企，很少关注到地市一级，更遑论处于国家行政最基层单元的区县，但2017年，他们基于余杭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社会治理工作繁重这一实际，主动前往清华、北大等重点高校推介、揽才，反响竟超乎预料的热烈。意思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天之骄子”的思想更开放，视野更开阔，就业观更多维。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将得天独厚、经济发达的余杭置于贫穷落后的西部云贵山区，这位组织部领导还敢说这样“冠冕堂皇”的话吗？地处云贵穷山恶水间的余杭还有条件狂揽这么多的清华、北大高材生吗？
四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以来市场经济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一些制度尚处于须待实践砥砺的完善、健全之中。在这样特殊社会环境里，相对于被抛掷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任由浮沉的民众来说，具有计划经济时代集体福利性质的公务员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虽然工资水平不能使公务员暴富，但在普通百姓收入中，绝对居于中上水平。更值得一提的是，公务员除显性工资之外的隐性福利待遇，其“含金量”和“成色”，体现出体制外人们难以“匹敌”的“硬实力”，国家规定保障公务员生活质量的几险几金中，单是医保和住房公积金二项，就足以轻松搬掉当今压在普通民众头上的“医疗”“住房”两座大山。其二，在公务员制度庇护下，公务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而“水涨船高”的薪酬、福利待遇的可靠性、稳定性，充分体现国家人文关怀；富有规律性的劳逸结合的工作时间和充分享受国家规定的各种假期（如每周双休日、国定节假日、带薪年假、妇女产假等），优越的工作环境等，均在市场之手作用下社会分层的大环境中，突显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处在我们这样一个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糅杂的国度里，公务员的优越性更是具有“计划”“市场”双重属性，在“计划”制度里，尽情沐浴社会主义阳光，在“市场”机制下，充分享受“顶层设计”带来的无微不至的薪资、福利保障。三是由国家财政提供的“包保式”优渥条件，成就公务员优越的社会地位，“各种利好”使得公务员一词，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无形“资产”，在办理房贷、车贷等各类涉私事情时，是最吃香、最可靠的“信用凭证”，确保“一路绿灯”。
五
经过数十年市场化体制改革的高歌猛进，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尤其是融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随着内、外联结一体的资本在开放政策护航下，于经济金融领域攻城掠地，各大私有经济巨头“群峰并峙”，社会阶层由体制改革初期的“激荡洗牌”渐至尘埃落定，漫灌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市场洼地的资本之水渐趋饱和，社会阶层由裂变、振荡，渐呈稳定、固化态势。改革也因经济结构重新构建，资本上位，倒逼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随着国家机构人事改革伴随市场化机制改革推进，“公务员编制”“事业编制”分流的单位性质变更的机构人事制度改革，各类“劳务外包公司”闪亮登场，政府机构用人可通过“劳务外包公司”这个中间媒介聘用，实际上就是采取人才市场化运作，将所用人才排斥于国家财政包保的公务员队伍之外，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公务员指标“银根”收缩，更加突显“公务员”职位的珍稀。它从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今后我国政府机关人事制度市场化改革方向。
公务员工资福利的财政供给来自于广大劳动人民，而于国家“计划包保”体制外人员同职而工资、福利不同轨的行政单位聘用制、劳务派遣制、外包制的运行，生出由利益分配不均直接导致的行政体系内部地位分层，产生矛盾。
六
公务员热，在反映国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和追求安稳生活的传统观念的同时，凸现出当今市场经济语境下，人们功利性追求和规避市场风险的本能投机性，同时也直接反映了人们生存焦灼现状。
当今社会，人们追求稳妥、安逸的心态，与改开以来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结构改变所导致的经济结构、人们社会关系结构的改变一脉相承。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态本身，是逆市场经济本质要求而动的，与市场化改革相抵牾；这种现象的滥觞，必然造成行政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造成社会惰性，不利于与市场化改革要求相匹配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因此这种只有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才能焕发蓬勃生机的“公有制”余存，必将遭到市场化改革的反噬，最终使它归于符合市场法则的轨道上去。——在推进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里，终将无一处是“一劳永逸”“永恒不变”的避风港，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财政包保工资福利的行政运行模式与市场经济动态竞争、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本来就是一对水火不容、不可调和的矛盾。
公务员热还间接反映了年轻一代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对物竞天择的市场化社会厌恶心理，在他们看来，在一切向钱看的市场化社会里，奢谈公理道义和雷锋式大公无私的崇高共产主义精神，显得虚伪、恶心，因为对于游离于体制外的人们来说，吃饭、教育、医疗、住房等一切生活开支，都要自个儿到社会上去打拼，公务员相对于在市场中搏击、挣扎的体制外的平民大众来说，不啻为人生的“金色港湾”，它没有因市场风云变幻带来的担惊受怕，没有私营企业肆意践踏《劳动法》、强加在工人身上的“996”霸王工作制，没有私企罔顾职工身心健康的恶劣工作环境，没有血汗工厂对员工人格尊严的污辱、践踏，不用担心黑心老板“跑路”或克扣工钱，不用担心怀孕失业，不用担心养老保险因各种不可逆原因而断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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