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这两天小伙伴们纷纷过来慰问被“阉割”的土土，担心土土的存亡安危。大家放心，今天没有部长的照片了。但是，我们为《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动者权利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正视听不能停！今天请来阳和平老师用最简单易懂的语言，通过剖析资本主义微观和宏观本质上的矛盾，解释为什么“中国梦不能建立在血汗工厂上”。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至今都快八年了，不但它的阴影不散，新的一论更大规模的危机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他们对付经济危机的所有手段都几乎耗尽，空前的巨额财政赤字加上长期的近似零利率仍然无法克服资本主义本质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由于阶级的偏见和对市场的迷信，他们一再地拒绝承认危机是生产过剩造成的，因而不可能主动的去产能，他们就只好依靠吹更大的泡沫来克服由泡沫经济造成的危机，真是黔驴技穷，饮鸩止渴。
(图片来源：Scrooge McDuck)
面对来自新的一场更严重危机的威胁，国内各界人士就国家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观点争持不休。国家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问题本文暂且不谈，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一个致命谬误就是混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在逻辑上的区别。它所鼓吹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在微观上看似“理性”的行为在宏观上往往是致命的。虽然新自由主义对付危机的理论已经破产，在实践上被西方列强一系列的救市措施所替代，但是它的幽灵还在回荡，阴魂不散，在中国还有一些追随者。
不同于西方，中国执政党的高层，由于很多人学过《资本论》，懂得危机是生产过剩所致，明确表示对付此类危机的根本办法是割肉般的主动淘汰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但是仍然有些政府官员还是自觉不自觉地为已经到来的经济危机开出新自由主义的处方。比如他们认为，《劳动合同法》是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或妨碍经济复苏的一个障碍，因而他们要求对该法进行修改，以便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这一派较有影响力的人物竟然是一位部长级的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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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堂堂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的部长大人，此人有时说话的视角倒像个小老板。他近期对《劳动合同法》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就明显的忽略了市场经济微观上的“理性”行为在宏观上往往是非“理性”的。比如，一旦明天开始老百姓突然勤俭节约起来的话，那么这就会造成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大量产品就会普遍滞销，使得众多企业不得不忍痛裁员，老百姓的收入反而会触底，宏观经济面临崩溃。同样的，单个企业压低工人的工资有助于本企业的利润，但是众多企业同时打压工资，反而使得内需不足，宏观经济不景气。这是资本主义微观和宏观本质上的矛盾，或曰市场经济的精神分裂症。
私企老板从微观出发，因而目光狭窄有情可原，但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尤其是一个大国的部长级官员，从宏观视角上看问题本应是他的职责，他却偏偏喜欢钻牛角尖，以点带面，误以为微观上的“理性”行为意味着宏观上也是“理性”的行为。
一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为了讨好有权势的“选民”，时常会推行一些有损于资本主义整体利益的措施，比如美国2008年以前放松对投行经营行为的制约直接导致了次贷危机。但是作为一个特色国的政府官员，其实他并不需要担心有权势“选民”的抨击，本应有足够的独立性，可以更方便的从宏观视角去看问题，但他却如此缺乏全局眼光。要解释这个现象，除了资产阶级本能的偏见以外，很难。
这是因为，即便一个有长远眼光的私人企业家，他也不会太多的从宏观视角去看问题，他首先是对自己的利益负责，不可能为阶级的利益着想。因而才有了西方国家的那些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智囊团、学者和政客等群体。从统治阶级的宏观利益出发才是每个政权的根本义务。从这一点看，这位部长大人不像是个高明的官员。
今天，面对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一般经济学家的处方普遍地主张提高内需，但是这位部长大人却说："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如果确实中国劳动力的“竞争力越来越不足”，那么中国的贸易顺差理应下降才对。但是事实上，除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影响以外，就从这几年贸易顺差持续上涨的趋势来看，中国劳动力的“竞争力”并没有“越来越不足”的迹象。这是其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
其二，如果没有这几年工资的大幅上涨，内需会更加不足，生产过剩的危机会更提前地到来。
其三、这几年工资上涨的幅度如果大的话，也和《劳动合同法》无关。被政府和部长大人力推的城镇化才恰恰是这几年工资大幅度上涨的根本原因。微观上，城镇化给予地方政府大量的土地财政资金，但是宏观上，它大大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工资不上涨，城镇化无法实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通过力推城镇化，直接“葬送了”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其四、劳动制度越不灵活，企业越注重于使用机械化、自动化、机器人来替代劳工，反而有助于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比如，美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建立在高工资高增长上的。其原因就是因为它长期的劳动力短缺，迫使雇主使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反而促使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再有，当今的德国也是个高工资的制造业大国。
但是，历史上，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往往是通过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来实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接受比如八小时工作制度、公共卫生和医保、社保、失业救济、义务教育和其他等等的所谓“福利国家”制度主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妥协，而是这些制度有助于克服资本主义微观上的“理性”行为在宏观上造成伤害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理性”行为。
被美国资产阶级一度痛斥为“社会主义”的罗斯福新政，比如工会法、劳保、失业救济、最低工资标准等等，看起来是替工人着想的政府措施，恰恰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范围经济危机最困难的时候通过工人阶级的浴血奋战才颁布的。正是这些措施减缓了生产过剩危机的恶性循环，拯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
虽然在微观上，老板希望工人的劳动时间越长越好，但是在宏观上，相比超强的劳动时间，八小时工作制即保障了相对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又给予劳动者一定的消费时间，使得“可持续剥削”成为现实。起先资产阶级强烈的反对八小时工资制。但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顽强抗争，资产阶级发现其实八小时工作制并不可怕。只要大家都普遍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资本的利润并没有什么损害，反而利大于弊。
同样的，社保、失业救济等等的措施，虽然在微观上使得劳动力成本提高，但是在宏观上，它使得劳动者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费水平。尤其是在经济下滑时期，失业救济可以减缓由于消费不足造成的恶性循环。再有，成本的提高不等于利润的下降。社保、失业救济等措施其实并没有减少资产阶级总体的长期利润，却减少了社会两大阶级冲突的“维稳”成本。所以，虽然社保、失业救济等等的措施是工人阶级在大萧条时期，通过激烈的流血斗争才获得的“福利”，但是资产阶级后来反而学会了充分利用这些措施来进行宏观调控，缓解了经济危机的频率和幅度。
公共卫生和医保也有类似的效果。一方面，由于病毒传染不分阶级(一人得非典，全国都恐慌)，不能因为人穷没钱就允许疾病泛滥，因此才有公共卫生的投入。另一方面，医保减少疾病，有利于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进而抑制工资的上涨。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在市场上的竞争最怕的不是大家的成本同时提高，怕的是“不公平”的竞争，怕的是有些人不按照规矩办事，怕的是胡来的把守规矩的给挤了。
当今的中国正在崛起，但是中国梦不能建立在血汗工厂上。宏观上，低工资妨碍着高科技的发展、推广和应用，阻碍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不利于中国梦的实现。这次经济危机的到来与其像部长大人所说的那样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不如说是工资的增长不够快造成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产品买不出去，不会有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主义宏观上的逻辑往往就这样和微观的逻辑恰好相反。
既然官方要主动的砍掉大量过剩的产能，就有个谁砍谁家产能的问题，内部矛盾必然激化。此时一些官员出来讲一些老板们喜欢听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扮演一个唱红脸的较色，安慰一下那些即将要被淘汰了的老板，倒也算个高明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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