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秀林：吴敬琏不是顾准的“传人”懂不懂？

　　有个人叫徐庆全，5-25发篇文章叫“吴敬琏人生的一个节点”。

　　我一看，徐先森你太不尊重事实、太不尊重历史了;更重要的是，你不尊重最关键的不同意见。

　　看你急急忙忙只顾吹捧了 --肉麻麻地吹，热辣辣地捧。这是何必呢?有什么用意呢?

　　从徐文中可以看到：吴敬琏的85寿辰有点冷清，也许跟我不无关系：我在今年1月26日前后写过十几条微博，把一些事情挑明白了。但是那已经是1-24之后了。

　　那几天网络上热闹了一阵，我的微博被澎湃新闻串起来，掐头去尾攒成短文【http://www.icaijing.com/wemedia/article2844864/】。把我最尖锐最深刻的全话都隐去，也足够“热辣辣”：热辣辣的事实，热辣辣的批判。

　　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吴敬琏和顾准同在政治经济学室(1956-1974)，这是多少年，徐先森算一算。怎么非要到文革末期，顾准生命最后3年，才以吴的超人的才能“真正了解”了对方?

　　说的更明白一点：1957年批判“计划经济也可以利用价值规律”，吴敬琏动没动手?如果没有，他为什么要私下当面向我道歉?1964年顾准第二次当右派，吴敬琏不是工作组成员?1966年经济所定牛鬼蛇神名单，定顾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敬琏没参加?为什么，40年来连一次悔恨的暗示都没有?他是神，能在运动和文革中做到处处正确、一贯正确?从没有做过亏心事?

　　为什么，多年来在几乎每一个出有关书籍的场合，他都不会忘记再说一遍“文革初期顾准子女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划清界限让顾准很痛心”? 这不是我的问题，是澎湃新闻网垂顾本人后，网民的质问。我“同问”，加一问：如果真的顾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们不划清界限，吴敬琏当时会怎么说?事后会怎么说?

　　在这个时刻，如此肉麻地吹捧吴敬琏，不会是没有用意的。生日过去4个月了，没法补了。

　　别的不说了，我只问两点：

　　1. 历史要不要尊重?事实要不要搞清?问题要不要讨论?历史真相被被指出后，写在纸上的谬说，要不要纠正?难道名人一言出，一字不得改?成名了就成神了?他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犯过一次错误?名高者言重，吴敬琏所言有错，对政策有缪导但不能批评，就因为牌子大，名头响?不够响了，就再吹一吹?

　　2. 讲道理，文人名人该带头吧?为什么要掩盖真相，为什么不分析自己，为什么从来不做自我批评?是的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讲道理、讲事实，会难如上青天，其中一个根本原因的浅层表现——名人的私心，大名人的大私心。没有人管的时候，这种私心太可怕了。

　　我判断：吴敬琏力主的自由主义的“市场主义”玩不下去，需要抬出顾准这个人造的圣人来帮忙。所以徐先森这样肉麻地吹吹吴敬琏，顺便把顾准再一次拉出来、端出来。

　　你们坚决不理睬这个事实：顾准说的是“计划经济也可以利用市场调节”，徐说吴敬琏要“争取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好像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今天的市场经济似乎不太好】徐先森还给加上帽子：这“何尝不是”顾准的心声?

　　你们弄个白纸黑字印出来就会几十年不让别人说话!现在，徐先森弄出个“何尝不是”!

　　对不起，你们消费顾准，消费得太过分了。

　　如果我沉默，你们就要再一次铁板钉钉了。实在对不起——我必须说：我，坚决反对。

　　重复一遍：吴敬琏不是顾准的传人，从立场，观点，精神，人品，做派，人生的目标，一个都不是，懂不懂?

　　徐文全文(照片删掉了)

　　当光阴开始装载故事的时候，不知不觉中，人们就有了回望时间大吃一惊的感觉。对于吴敬琏的拥趸者来说，2000年2月为吴敬琏七十寿的研讨会记忆尚未渐远，一转眼，流水又带着冬天的落阳进入2010年，吴敬琏八十寿了;再一转眼，七十寿、八十寿的记忆交互前行，吴敬琏又八十五寿了。

　　2014年4月26日，在杭州偶遇吴敬琏，我用手机拍的照片。题图照片来自网络)

　　2000年的七十岁祝寿，吴敬琏的朋辈和弟子按照他“不突出个人”的意思，把一场研讨会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他的还礼是，将“寻租”与“腐败”在中国的经济学意义的思考，端给了与会者。10年的光阴，“寻租”与“腐败”已超越经济学意义，而成为社会意义的考量尺度。

　　2010年1月24日，吴敬琏80岁寿辰的纪念奉献的是以“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为题的研讨会：中国经济的一批重要决策者、实践者和思想者，以及来自海外的重要经济学家，再次为吴敬琏送上一份厚重的生日礼物。吴敬琏的还礼是，两本沉甸甸书：一本是凝聚他10年思考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本是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2015年的八十五寿，吴敬琏悄悄地自己走过了;他也悄悄地开始了口述回忆的写作。

　　胡适曾有言：人生过四十时就应写回忆录——意谓人生已至不惑，该总结前半生了。可对吴敬琏来说，他的不惑之年却在“五七干校”中度过，其时中国正处于大困顿状态，作为大时代下的小我，吴敬琏的困惑正与日俱增，何谈总结前半生?

　　不过，吴敬琏又是幸运的，在困惑中过了不惑之年之后，他重逢了顾准。这是他一生的节点。其后四十年间，吴敬琏能从书斋走入政府决策智囊再进入社会公众视线，都与这个节点有关。

　　1969年11月，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学者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吴敬琏与顾准被分在同一个排，一起劳动和生活。在此之前，追求进步和自诩为“革命者”的吴敬琏，对这位两次戴上“右派”帽子的前辈并无亲近感，他们在经济思想上也南辕北辙。而在“五七干校”这个非常的时间非常的地点，历史的机缘，使56岁的顾准和41岁的吴敬琏接近起来，开始真正了解对方。

　　一直身处逆境的顾准，对来自于苏联的中国计划经济制度的模式的弊端，已有深刻的认识，开始从经济制度以外去直接追击问题的本源。他认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就容易看得清楚。为此，顾准把追溯的源头放在了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直到顾准谢世，这种顽强而隐秘的探索，一直持续了4年，而吴敬琏也成为顾准有所思的讨论者与承泽者。

　　对于顾准来说，在背负着身心的苦楚之中，吴敬琏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时光心灵上的慰藉。在1973-1976年，吴敬琏开始自学英文、西方历史和中国通史。这一段在逆境中奇异的充满了酸楚和快乐的读书经历，成了吴敬琏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吴敬琏说，“我后来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治学态度以及为人处世无不浸润着他(顾准)的教益。”

　　带着顾准的“浸润”，40年光阴一路走到今天，吴敬琏的故事才那样让人动容。吴敬琏认为，“争取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说到底，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

　　这是吴敬琏的心声，何尝不是40年前顾准的心声呢? :吴敬琏人生的一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