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光谦：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资产者，这是一个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说过很多了，说说问题。
在经济领域，经济总量已经翻了几番，但在收入分配、经济的独立自主性等方面，积累了不少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在政治领域，第一是价值观搞乱了，心灵迷失，自信心都没有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是阶级成分变了，队伍被搞乱了。刚才有专家讲到腐败问题和法律上的犯罪问题，我看实际上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内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资产者。他们当初是光着屁股来革命的，包括徐才厚的父亲也是老农民，可他凭什么一夜暴富?党内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人，在阶级关系上已经背叛了共产党。
苏联为什么垮台?苏共一大批人，包括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巧取豪夺，侵吞国库，贪污受贿，成为资产者。他们必须把共产党搞垮，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要汲取苏共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现在的问题不光是一般的腐败，腐败哪个朝代都有。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资产者，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是一个大问题。
关于民主，民主的价值观应该说是历史的、阶级的概念，有雅典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有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历史上有一个短暂的时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封建皇权、封建神权是一种否定。但是它确实是代表资本的利益，是在资产阶级内部按资本进行权力分配。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资本者的权利博弈，是按财富的多寡决定权力分配的民主。现在西方把这一套变成了推广其霸权的一个工具。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上只有霸权主义，没有民主，从来不讲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用导弹来推销的民主，这个民主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好东西还要吆喝吗?还要强迫别人接受吗?在市场上吆喝得最厉害的人肯定是想把最烂的货推销出去。西方现在不但使劲吆喝，还用导弹强迫别人接受，这个东西肯定是个坏东西。现在的西方民主，实际上是美国维护霸权地位合法性的说辞，是维持所谓道德高地的一块遮羞布。但是遮得住吗，谁信他?福山曾经是“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现在也承认，美国的一些根本制度出了问题。
在价值观方面，我们要坚持自己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近年来我们不再讲自己是革命政党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害怕提共产党是搞革命的，好多文章都讲，我们的历史方位已经变了。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如果今天把革命这个理念、革命的使命都不提了，抛弃了，那还是共产党吗?淡化或放弃了自己的根本信念、根本任务、根本历史使命，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不讲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共产党凭什么掌权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王湘穗：问题很多，但不是不可为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我们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因此有的人感到没信心。如果从历史看，就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就是从解决问题、难题起步的。有时局面极为严峻，问题堆积如山，但只要路线对头，就能转危为安。比如延安时期，我们党遇到的问题远比现在更多。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国民党重兵围困，肯定比现在问题严重得多。可是通过延安整风，解决了党内积累了近20年的问题，很快就打开了新局面。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存在许多问题，但并不是不可为。
如果借鉴延安时期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路线，一个是政治路线。延安整风就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结果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完成了民主革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山沟沟里的党，发展成为执政党。所以，不怕问题多，就怕路线不对头，只要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目前像顽石一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怎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张宇教授讲，中国的核心问题是走什么路的问题。我补充一点，中国走什么路，不完全是由知识分子来回答，或者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来回答，而应该由全体中国人民来回答。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走美国或西方国家的路我们走得了吗?不在于我们想不想走，而在于世界有那么多资源供我们消耗吗?没有。或者走伊拉克、利比亚、埃及、乌克兰的路?中国人愿意吗?我想也不会愿意。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的路。13亿人的现代化，比现在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多一倍。这条路，任何人都不可能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去找寻。简单地模仿西方，或者完全承袭传统，肯定都走不通。
中国道路要靠全体中国人慢慢去摸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摸索，65年的历史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答案：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坚持三个自信，才能解决道路问题。坚持了，就能够克服我们面对的困难，违背了就会犯错误。20世纪50年代强调自力更生，是全球冷战格局下的一种选择;70年代的对外开放，也是在冷战格局出现重大改变后做出的调整。这些重大决策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时易境迁，就需要因势利导，决不能刻舟求剑。实事求是不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党需要把它尽快明确下来，以免被洋教条、土教条干扰了我们的前进方向。
第二个是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核心是立党为公，这个公，就是天下为公的公。中国政治历来崇尚民本，民为国家之本、天下之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是立党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服务于13亿中国人民的党，这个政治路线必须明确。所以，不是说是不是市场化体制，或者是不是法律化体制，而是像张维为教授讲的，能不能形成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的良政善治的体制。市场决定性、依法治国都是手段和工具，最终在于你服务的目标是谁。把这个政治路线搞准确，有了最终目标，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路径、方法和手段。
我赞同张宇讲的，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要有一些不可交易的东西。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觉得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学西方的。其实不是的，中国才是市场经济的老祖宗呢。看看《史记·货殖列传》就知道，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有极其成熟的抑商手段，早就确立了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体制;把商放在社会阶层的最下面，就是要抑制商人的政治作用。还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坐四匹马拉的车，如果商人发展太厉害，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要以豪强之名迁离。这种士农工商的体制和抑商的做法，使中国农耕社会能够保持几千年的稳定。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传统抑商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是我觉得，为了发展实体经济，中国对资本、资本家集团也要有所抑制。至少共产党应该明白，不能把商人的那套东西发展到党内来，要在政治领域、党的组织中划一些界限，明确哪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谁交易就是触碰红线。如果有谁把党员资格、领导岗位拿来交易，把中央委员的职位拿来交易，把将军的军衔拿来交易，那他就是自寻死路。
在社会领域也要对市场有所抑制，确定有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比如食品卫生标准，比如高考。中国古代就有考试舞弊，有挟带这种事情。但是，谁挟带就杀谁，峻法严刑之下就导致有些东西不可交易。现在我们就应该重新明确这一点，有些东西不可交易。谁交易这些东西，谁就触犯了法律，就是党内公敌、社会公敌，就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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